历时3个多月的乌坎事件逐渐收场。2011年12月21日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带领的工作组与村民代表见面，被认为是事件的良性转机。12月底，工作组宣布2011年2月举行的乌坎村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无效，并将重新组织村委会选举。
乌坎村村委会私卖村民土地被认为是此次事件的导火索。在英国《金融时报》对乌坎村村民的采访中，就有村民说“他们对我们撒了那么多次谎，我们没法相信他们。”
的确，在中国农村地区，对基层政府的不信任已经是普遍现象。美国《纽约时报》北京分社首席记者迈克尔·怀恩斯撰文分析称，从表面上看，中国的村委会应当是最负责任的一级政府机构，因为村委会成员是由村民直选的，而且中央政府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来约束村委会的资金使用。村民自治被许多国外分析人士看作是中国的民主实验，虽然还存在不少操纵直选的情况，但不少学者仍认为这是一项进步之举。但是，怀恩斯同时指出，村民自治的实际运作背离了设计初衷。村委会一方面要向村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例如医疗、社会保障等，但另一方面村委会却没有向村民缴费的权力，这就导致了各种腐败问题。土地价格的上涨为村委会榨取农民的经济收入提供了一个良机。村民的监督机制也已经被证明是一个空架子。
在乌坎，村民们把希望寄托在上级政府身上。从2009年开始，乌坎村民曾5次上访陆丰县政府、7次上访广东省政府，但最终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一位村民对《金融时报》说，“只有最高政府的领导和党中央能够救我们，并且归还我们的土地。”
对于村民们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授爱德华·弗里德曼这样评价，“在现有体制里，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强大，我不认为现在有哪位领导拥有邓小平式的力量来改变这现状。”
对此，北京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墨儒思给出了更深入的分析。他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上撰文称，乌坎事件最终通过政府与村民对话的方式得到和平解决，较之中国政府以往采取的一味压制手段，这不失为一个进步。但是，这种沟通方式不会成为今后解决中国群体事件的常态。
墨儒思认为，乌坎事件的和平解决所带来的平静是暂时的。普遍存在的土地问题并没有解决。对民主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但却无法得到满足。党报对如何解决社会不满做过很多讨论，政府的决策圈内也有过各种争论。但在解决腐败的问题上，还从未有过真正的铁腕措施。
问题还不仅仅局限在农村土地问题上。在墨儒思看来，不满的情绪会通过网络从农村蔓延到城市，而城市的群体事件才是威胁社会稳定的主力。比起信任中央政府的失地农民，城市居民更易在面对失去资产的情况下爆发愤怒，事实上那些因为房价飞涨而买不起房的市民已经开始躁动不安了。乌坎式的和解在一些大城市被采纳的可能性不大，很多地方官员实行新政时并不在乎是否损害了民众的利益。那些处在政治生涯黄金期、力图升迁的地方官员尤其如此，因为他们要以制定新政来表现他们的政治能力。
墨儒思指出，乌坎事件更加深了政府高层中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处理群体事件问题上的分歧。致力于以共同解决问题的改革派在乌坎事件中占了上风，他们显然对朱明国的表态感到满意——朱明国在与广东维稳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导致乌坎事件的原因之一就是有的干部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但是，保守派官员无疑在乌坎事件中感受到了挫败，他们一直利用维稳经验丰富的国家安全机构来压制这一类群体事件。保守派主张不顾一切代价维持社会稳定，而改革派则认为这种大棒政策只会让敏感而逐渐失去耐心的大众社会更加紧张。
2012年将会产生新一届中央领导人。墨儒思认为，预测新一届政府在处理今后群体事件时更倾向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尚为时过早。而2011年的乌坎事件，只不过是又一起终于被平息了的地方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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