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雅俗之辩由来已久，文艺作品的通俗与否确实关乎作品的生命力和流行度。高雅如诗歌，前有唐人白居易为求通俗易懂，把自己的新诗先给坊间的老婆婆念，直到老婆婆听得懂才算定稿。而相声来源于民间，盛行于草根，是否通俗是检验相声能否流传的重要试金石。
人们在相声舞台不难发现这种“俗”现象：一些演员在台上胡来，不择手段，出尽洋相，极尽刺激人们感官，把“包袱”笑料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编排某某老婆与人有染，某某老爸是我孙子，甚至耍泼骂街、隐喻色情，打违法缺德擦边球，只要听众乐了就行等等。这种“俗”，是娱乐至死的文艺风潮在相声行当中的具体表现，而这违背了公序良俗，为现代文明所不容，是不折不扣的低俗现象。
“权利”不是低俗的理由
对于现代自由社会而言，选择高雅或是低俗的艺术和文化，实在是一个人的权利。任何社会都有一些低俗的文化因子存在，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生活充斥着这些低俗的东西，艺人们竞相低俗，最低俗者大行其道，连大众主流都加入了追逐低俗的行列，那这个社会一定是出了问题，这是一种社会文化和素质溃败的标志。
在郭德纲弟子打记者事件之后，对于郭德纲事后表现出的法盲加流氓的嘴脸，舆论大都表示了厌恶。然而，在央视将郭德纲列为“三俗”典型之后，许多公众却倒向了郭德纲这一边。显然，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实在有些靠不住。被央视列为“三俗”典型的郭德纲在一些人眼里似乎立马成为了民间被压制的弱势群体的代表，似乎成了民间艺术的代言人。
所以，与其把郭德纲看成是公权力干预文化的受害者，不如说郭德纲正是长期以来公权力干预文化而产生的一个怪胎。正是因为文化事业长期受到公权力的干预和垄断，才使得整个社会的精神文化层面荒漠化、盐硷化，文化心理和欣赏品位向最低级的看齐，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和土壤，郭德纲那样的“痞子”才会被当成民间力量的代表，他的“三俗”表演反而被众人追捧。
“郭三俗”是怎样炼成的
文化自有文化的发展规律，艺术往往有着相当专业性。而过去的“文化革命”却要从财产制度和职业定位上彻底消灭这种区分和分工，让外行领导内行。这必然使得整个社会的欣赏品位都向最低一等看齐，社会文化必然背离文明，走向粗鄙和低俗。
自由、开放与多元是文化繁荣的前提，而过去的政治往往强调的是权威、控制和统一。政治和文化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公权力对文化的过度干预和控制，必然使文化走上单一、庸俗乃至于濒于消亡。
“文革”10年，浩若星海的中国艺术被彻底禁绝，只余下了8部样板戏与9个样板作品。这样的单一文化生活使得人的精神的丰富与深度逐渐丧失，精神匮乏的人必然只会欣赏最简单的、最粗鄙的、最肉身化的东西。时间一长，这样氛围下的人群已经无法欣赏复杂的交响乐，无法欣赏不温不火的戏剧，他们只能欣赏最直接刺激感官的东西，比如看男人扮女人觉得好玩;看二人转的男女调情和黄段子才觉得兴奋;看小品相声里插科打诨、嘲笑生理缺陷才觉得是逗乐。
在权力垄断下的文化单位里，虽然也兴办了一些严肃高雅的艺术项目，但他们存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弘扬“主旋律”，而“主旋律”则几乎和意识形态的强势宣传划等号，这种有悖艺术规律的东西，很难得到公众的认同和喜爱。另外，正如国企往往缺乏进取和活力一样，这些垄断的文化部门也往往长期脱离公众的需求，成为体制的寄生虫，没有能力创作出高水平的艺术作品。
近些年来，一方面是很多文化创造和传播活动依然被某些权力部门垄断，很多地方被设为禁区。另一方面，一些媒体和文化机构又成了经济单位，部分被市场化。一些低俗的娱乐并不在官方的反对之列，于是乎，这类不在官方禁区内的低俗的东西往往成了很多人的挣钱舞台。一些机构和媒体为了收视率、为了多挣钱，为所欲为地迎合低级趣味，用比傻、比贱来快速吸引眼球，捞一把是一把。
“真高雅”处处是禁区，那么除了“伪高雅”，就只有“真低俗”适合生存了。“郭三俗”们就是这样炼成的。
靠什么“封杀”低俗
正是由于某些权力部门对文化的干预和垄断，才培育了低俗泛滥的土壤，现在又企图用公权力来直接封杀低俗，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其实只要是在一个真正开放的文化市场，靠社会的力量就能让低俗的东西优胜劣汰，使其兔子尾巴长不了。
还是以郭德纲为例，我们不用担心没有了行政力量的强制就治不了他的无赖言行。在一个文化事业充分开放、社会机制健全的地方，他根本嚣张不起来。早在2007年，郭德纲代言假药“藏秘排油”被媒体曝光，之后一直死不认错，还愤愤不平地说，干嘛不曝光别人?一副流氓加法盲的嘴脸。随后，他又因为自己的别墅圈占了公用绿地，引起居民投诉。电视台记者前往公开拍门采访，被其徒弟殴打。事件曝光，郭德纲在其相声晚会上，公然指骂其邻居是“穷人”，称其徒弟为“民族英雄”，骂记者是“妓女”。
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百般侮辱相貌丑陋女性的相声段子。假如我们有一个健全的社会文化机制，即使没有公权力的强行介入，他也绝不可能这么轻松和嚣张，他将面临以下一系列制约：
首先，如果存在代言假药和唆使徒弟打人的行为，警方和法院会追究郭德纲的法律责任，一旦罪名成立，作为公众人物，他将面临身败名裂的风险。另外，一些女性团体会组织维权，和舆论一起声讨郭德纲，要求他对其侮辱女性的言辞进行道歉，郭甚至还可能因此而被提起诉讼，罪名可能是性别歧视之类。还有，与郭德纲签约的广告商有可能终止合约，或者会向他施压，逼其道歉。而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商业价值会急剧下降。作为大众明星，郭德纲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曝光，而且其商业收益往往和公众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使得他不得不规范自己的价值观和言行。除此之外，郭德纲所在的行业协会为避免整个行业的形象和声誉遭到破坏，也会向他施压要求道歉。
美国的《新闻周刊》2010年刊登了一篇文章，直译就是“最脏的中国男人”，中国的媒体将它翻译成“最低俗的中国人”，这个人就是经常表演内容庸俗、言辞粗鄙的小品而红遍大江南北的小品明星“小沈阳”。美国的媒体点名指“小沈阳”是“最低俗的中国人”，一方面认为中国社会对性或与性有关的黄段子越来越宽容;另外一方面，在一个成熟社会，他们还是无法理解一个看起来很斯文的男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表演。
由此可见，在一个充满竞争、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之下，低俗之风由公民社会自发调节就可以得到很好的遏制。而用行政的手段来强推所谓的高雅，封杀低俗，绝非真正的解决之道，别忘了，公权力对文化的干预和垄断，往往才是低俗泛滥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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