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相提并论，公车消费的黑洞，一直以来广为人们所诟病。如何破解这个制度性的难题?应该说，近年来不少地方动了不少脑子，诸如以发车贴减少公车数量，公车隔日限行等措施。但结果几乎都是出人意料的一般，非但问题没有解决，而且招致网上一片讽刺和挞伐之声。
公车改革，几乎成了笑柄。各种花样的公车改革不被看好，与一些地方改革的诚意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太多的改革措施，从表面上看是有了动作，但并未触及根本，并没有对制度性的漏洞进行有效的修补。
买豪车变租豪车 改革被架空
据11月23日《广州日报》报道，1～10月广州市财政一般预算支出762.2亿元，完成年度预算计划的59.1%。人大代表视察时，广州市白云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景元说，为规避公车管理规定，不少单位长期租车，租来的车不少是大排量的豪车，严重超标。“尤其是一些非法人单位，存在大量租车现象。”刘景元建议，在管理上，市财政局可针对这种变相公车开支出台具体的建议。
目前一些地方政府进行公车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减少公车购进，一些需要公车的单位可以通过租车来进行公务活动。此外，一些地方还配以出行补助，借此希望遏制公务用车乱象。坦率来讲，这些措施如果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做到政令通畅，对公车乱用、购置豪车的现象肯定会起到积极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一些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做官场至理名言的机关单位，这样的政策往往会被“软执行”，结果便是似是而非，效果自然大打折扣。
比如，在对公务人员的交通补助上，级别越高获得的补助越多，有些补助甚至比工资都高出好多，这让希望靠交通补助减少公车乱用的愿望沦为空想。同样的道理，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指导下，靠租车来解决公车问题也出现纰漏。如刘景元所说，一些单位长期租用大排量豪车是真实情况，那么可以断定靠租车减少公车购置的改革方案已经事实上失败了。
探索其中的缘由，不难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这样几点：一者，长期以来的大手大脚、攀比成风，习惯了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福利的权力机构，很难放低姿态，认真执行公车改革的方案。要知道，公车改革意味着相关部门必须自己斩断自己的利益链条，如果没有壮士扼腕的狠劲和意识，改革很难真正成行。二者，相关部门大手大脚，相应的监管制度却总处于失语的状态，监管阙如、查处不力往往为公车使用乱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公车私用”的丑丢到了国外
公车私用这一“丑”，对于内地来说，很纠结，一边是已成为众矢之的，一边却是集体无意识，公车私用泛滥成灾。而治理公车私用，却是不痛不痒。
据《城市信报》报道，10月4日，有网友在老挝万象旅游时意外发现一辆牌照为云E84547的吉普车，车身上喷有“农业执法”字样。该网友拍下照片并传到网上，随即引发网友热议。
国庆长假期间，在国外竟然出现公车，究竟是出境执法，还是“公车私用”?在官方的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有人已经想好了种种可能：一种是让“临时工”顶替;一种是说此车是套牌车;一种是证明该车为被盗车，还有一种是遭遇诬陷，是PS照。云南公车“出境执法”到底会如何收场?
所幸的是，事件曝光之后官方即承认车是自己的，态度还不错。10月8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州人民政府初步调查确认，驾驶云E84547车辆的赵朝魏系楚雄州农业局执法支队支队长(正科级)，此次出境未向楚雄州农业局领导报告，属个人行为;云E84547车属楚雄州南华县农业局，属公车私用。根据初步调查情况，楚雄州委、州政府决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责成楚雄州农业局对赵朝魏先行免职;对云E84547车辆进行封存。
据楚雄州委外宣办、楚雄州人民政府新闻办通报，楚雄州委、州人民政府决定：给予楚雄州农业局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支队支队长赵朝魏(已免职)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给予楚雄州农业局分管州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支队的副局长王志达行政记过处分;责令楚雄州农业局局长杨树荣向州委、州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责成南华县政府给予擅自同意将车辆调给赵朝魏使用的南华县农业局农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起贵福行政记大过处分;责成南华县委给予擅自同意将车辆调给赵朝魏使用的南华县农业局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党支部书记方绍光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责成南华县政府给予草率同意赵朝魏调用车辆的南华县农业局局长周发光行政记过处分;责成楚雄州农业局党组、行政班子向州委、州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州委、州人民政府将此问题的调查处理情况通报全州并召开全州电视电话会议进行通报和教育。
公车私用的丑可谓丢到了国外，在国内这种现象就更为显见了。例如，10月25日，宁波一论坛网帖称，10月22日下午3点多，在宁波江北万达公寓5号楼下，一辆车牌号为浙B37635的城管执法车上装了一车家具，几个人正在忙着往下搬。很快，一则“城管执法车帮人搬家干私活”的帖子受到网友热议，数万名网友关注了该贴。10月27日，宁波市城管局发布情况说明，确认这辆城管执法车当时确实是在干私活。
“车随官走”是“绝版公车私用”
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日前，有媒体报道称，湖北随州下辖的广水市五名人大常委会委员联名提出议案，要求市政府追回调任官员被带走的公车，并追究当事官员责任。10月8日晚，随州市称当地确实存在调任官员带走公车的情况，将予以问责。
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3年，随州下辖的广水市调离干部带走公车15辆;2003年至2009年，带走公车13辆，其中退回5辆。2009年9月，广水市启动调出干部带走公车的清理工作，至当年底共清退8辆，其中，退回5辆，3辆支付了购车费用。目前，还有15辆公车没有退回。这还仅仅只是一个“点”上的情况。
人走了，车不留。《新华网》的评论称，车是地方财政埋单的，挪窝了，自然不能把占过的茅坑都带走。难得的是马国庆等五名广水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有强烈的公共利益意识，2009年底联名提出议案，要求广水市政府追回被带走的公车，并追究当事官员责任。令人尴尬的是，两年过去，没有一个人被追责;更吊诡的是，随着当地党政领导换届，旧的没追回，又一批新的公车被这些高升的官员带走。$nextpage$
官员高升了，公车与之“私奔”，非要揭穿其不伦的本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一是权限不足以“问责”，下问上，无异于蚍蜉撼大树;二是在权力构架中，以后还有找其说话的一天，车要回来了，“情分”也就交恶了，以后办事的成本也许不会小于这辆车。归于现实，就是广水官员很为难：“官员离开后基本上都被提拔到更高的职务，县级市广水没法找他追车。”譬如调到随州的原广水市纪委书记邓凯很“纳闷”，“如果找我要，我不还，那是我耍无赖，关键是根本没人找我要过车。”管公车的，竟然不知道“人走车留”的道理，非等着人家来“要”，公车治理之难可见一斑。
公车肇事
交通事故天天有，全国一年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超过10万，为什么一有领导干部肇事就会成为社会关注热点?答案很简单，因为肇事者是领导干部，理应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因为闯祸的工具是“公车”，领导干部不该私用。这实际上是一个领导干部怎么使用权力的问题，是领导干部的法纪观念、道德品质问题。
《新华网》12月7日的新闻有一条就是公车肇事。云南省沾益县工商局局长日前酒后驾车肇事后逃逸，记者从沾益县公安局了解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查办这起事故，肇事逃逸嫌疑人杨坤已被刑事拘留。记者从沾益县公安局了解到，11月22日20时40分许，沾益县工商局局长杨坤驾驶云DE0925黑色本田轿车沿珠江源大道由北向南行驶，在珠江源大道交水路口路段与行人张元所、尹吉美(女，66岁)、张某发生碰撞后驾车逃逸。随后，王某驾驶云DTY577灰色瑞虎越野车行至该路段发生二次事故，王某遂停车报警、抢救伤员。该事故造成行人尹吉美当场死亡，张元所、张某不同程度受伤。经公安机关初步勘查、调查及检验鉴定，杨坤系酒后驾车、肇事逃逸。目前，杨坤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查办中。
另援引《京华时报》7月10日的报道，广西田东县市政局副局长、环卫站站长刘智解交通肇事后逃逸。田东县纪委9日透露，刘智解已被撤职，县纪委已对其立案调查。6月1日22时，田东县市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环卫站站长刘智解自驾公务用车行驶，与黄某停在路旁的面包车发生剐碰。在双方商议未果的情况下，刘智解驾驶肇事车辆逃离现场。黄某等人随即开车尾追并报警。刘智解指派环卫站司机潘某将肇事车辆开到一家修理厂停放，被黄某等人发现。此后，黄某喊来十几名群众聚集到修理厂，要求交出肇事者。经调查认定，刘智解负事故全部责任，因其交通肇事后逃逸并引发群体性事件，6月2日，田东县公安局对刘智解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元。6月16日，经田东县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县委批准，对刘智解立案调查。
以上两个案例，只是顺手拈来的近期的公车肇事。要是想做一个公车肇事的集锦，只怕三天三夜都说不尽。在某种意义上，领导干部属于公众人物，是“无隐私”一类人。既然来“当官”，就要做好被媒体、被公众放在聚光灯下检视的准备，高尚和卑微都会被放大。因为领导干部手里有公权，言行往往涉及公众利益，公众对领导干部的日常行为、个人素养有更多更高的期待。所以领导干部交通违法、驾车肇事这样的事情，容易引起公众注意、容易激起公众义愤，不足为奇。重要的是领导干部要时时处处检点自己的言行，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
天津“宝马警车”引公众围观
近日，“天津宝马警车事件”成为网络热点。网友将一辆周身带着公安标识的MINI Cooper汽车上传网络后，引发许多争议。11月1日，《经济参考报》的记者在对天津交警部门的采访后写道，该车系宝马中国公司免费提供给天津交管局作为试驾使用。
在天津滨海新区塘沽交警支队大院内，记者看到了这辆宝马警车。综合处警官王凯告诉记者，该车系宝马公司提供给天津市交通管理局，用于测试是否适合用作日常巡逻任务。天津市交管局于8月下旬，划拨给塘沽支队使用。该车自从到该支队，一直由警队民警驾驶，执行交通巡查、为车队开道等日常任务，并非支队领导专属，支队也没支付任何费用。
据了解，塘沽交警支队下辖6个大队，警用车辆50余量，一般以丰田花冠为主。从10万元级别的车辆一跃到30万元级别，确实让人感到新鲜。王凯表示，该车自从上路以来回头率很高，早前就曾有网友拍照并上传，“没想到这回真火了”。
据介绍，MINI Cooper是宝马公司出品的一款小型跑车，新款报价在27万至36万元人民币之间，独特的外观、灵巧的操控性能和出色的安全性赢得不少年轻人尤其是女性的喜爱。但其高昂的购车费用、狭小的车内空间和较高的油耗水平，作为公务用车尤其是交警用车，还是让许多人感到不解。
权力自肥的游戏
车改应该是个好东西，因为其制度设计的初衷就是压缩成本，节省公共开支。但是，不少地方在推行过程中，车改要么名不副实，只打雷不下雨，要么暗流汹涌，把车改当做谋私的工具，结果，车改不仅没有减少成本，反而更加浪费，安徽电力“车改”，无疑提供了一个令人唏嘘的恐怖标本。
据《新华社》4月28日消息，安徽省电力公司近年来以“车改”之名，为全系统约300名副处级以上干部配备公务自驾车，标准逐年提高，从最初的奇瑞汽车到现在价值20万元的一汽迈腾和帕萨特领驭，一切车辆手续及费用由公司负责。安徽电力领导认为“车改”降低了管理成本，而不少普通职工认为，这是以权谋私，变相侵占国有资产。
安徽电力部分职工反映，公司把大量公车“分配”给干部，等于把公车私用“合法化”。根据安徽电力公司车辆管理办法，公务自驾车配置数量是公司系统处级领导干部数，即有多少副处以上干部就配置多少辆。职工反映最强烈的是最新一批配备的价值约20万元的新车。这批车总共185辆，大部分是一汽迈腾1.8T和帕萨特领驭1.8T两款车型，以及3辆丰田凯美瑞。购置费合计3761.8万元。记者在安徽电力看到，办公大院停放了不少帕萨特和迈腾，且车牌号码非常接近。
媒体评论员王石川评论说，安徽电力公司的“车改”可总结不少教训。其一，一些企业嘴上喊亏损，未必是真亏损。且看，一些电力企业老是喊亏损，一再鼓吹应该提高电价，这就使人费解，既然如此，像安徽电力公司这样的企业，为何实力雄厚到给全系统300名副处以上干部配备公务自驾车?此外，有的企业以亏损为名，一再拿国家的补贴，既然如此，为何有钱大肆购买天价酒?可以说，一些所谓“亏损”，是在欺骗舆论，混淆视听。
其二，中央规定遭遇架空，难以有效发挥威力。去年7月，中办和国办联合下发通知，国有企业应当健全议事规则，明确“三重一大”事项的决策规则和程序，完善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集体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所谓“三重一大”，即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运作。像安徽电力这样大肆购买公车，耗费惊人，显然属于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运作范围，可是该公司并没有就此征求群众意见。
其三，车改不能封闭进行，自说自话。安徽电力车改之所以与车改初衷背道而驰，一大原因就是车改在内部进行，由少数人拍板。车改，恰恰不能自己改自己，某种程度上说，车改是为了切割既得利益者的不当利益，但是如果由既得利益者自己说了算，自己的刀切不了自己的把，车改不仅没能消除不正当利益，反而通过种种方式变本加厉地权力自肥。
其四，对垄断性国企必须强化监管。前不久中石化广东分公司出现了天价酒事件，如今安徽电力公司又出现了所谓车改风波。应该说，如果制度健全并能得到有效落实，这些事件都不可能发生，之所以发生，一大原因就是制度疲弱、监督不力。一些垄断型企业，财大气粗，但往往缺乏有效制约，一些丑闻之所以被披露出来，不是监管部门发现的，而是内部员工求助媒体或“深喉”举报的，这就说明监管体制不够给力。
如此，欲使车改达到初衷，就必须打破封闭化的自我改革，应该满足公众的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权利，由此便需约束权力，强化公众权利。否则，任何脱离公众参与的车改，难免最后都成为一场权力自肥的游戏。
车改补贴等于“权力红包”
《东南商报》2009年7月24日的报道以《惊闻“一年绕地球两周”的车改补贴》为题，报道了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区委书记、区长年车补7.6万元的事件。没有最“雷”，只有更“雷”。年车补7.6万元的葫芦还没有按下去，更大的瓢浮了起来。公车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但却是雷声大雨点小，与一些地方车改方案短命夭折相比，巨额天价的车改补贴根本就不像“探索性的改革”，而更像借改革之名行冠冕堂皇的腐败之实。作为辽阳市第一个进行车改的县区，弓长岭区委书记和区长从2008年4月，就已经开始享受一年8万元的车补待遇了。
如此，假如有人还在纳闷于“车改到底有多好”，那么，辽宁省辽阳市的两个区，已经分别做出了最为爽快的回答。这种“车改”，简直是乱派“权力红包”。而此前，“杭州市局级干部每月车补2600元”的新闻，已经让许多人为之流口水，纷纷惊呼像是“天上掉馅饼”。
我们可以算一笔简单的账。按照目前油价和高速公路费状况估算，除去购车费用，在高速公路上行车1公里约消费1元的油钱和高速公路费，那么一年8万元的车补相当于可以在高速公路上行车约8万公里，这个数字相当于“一年绕地球两周”;平均到365天中，相当于每天均需行车约220公里。而若在市区之内，即使按照6元/升汽油计算，平均每天也要行车300多公里。显然，这是作为区委书记和区长，所不可能做到的。$nextpage$
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在现实中真实存在，而且弓长岭区的车改方案还曾经在全国性会议上，作为改革经验介绍。弓长岭区对外所宣传的，是科级干部补贴标准每年最高2.6万元，改革后综合节支320万元，改革受益面扩大到1218人。再进一步估算，若以每人平均车补2.6万元算，那么节支后的年车改补贴总计应为3100多万元。相较于每年3100多万元的公车消费，改革后节支320万元，节支显然不是车改的主要目的了。
透过辽阳市弓长岭区的车改，让我们看到了公车消费的巨大无底洞。而“车改”的前提，其实就大有问题。“公车腐败”越演越烈之下，用“车改”进行“现金赎买”，等于变相承认公车腐败的合理，把腐败合法化、现金化。同时，官员自我授权发车补，也属于违规的变相发福利。
其实，“车改”的真正初衷，不单是为了每年节省多少财政开支，而更是为了减少违法违规现象，让政府运作更为合法、高效、节约，加速迈向“法治政府”、“阳光政府”、“节约型政府”。此外，“权力红包”的根本原因还在于规范官员廉洁从政和政府节约行政的制度建设过于宽松，在某些方面就仿佛“牛栏关猫”难以约束。反腐败上的“抓大放小”，让一年8万元车补不仅无羞，还成了可以炫耀并介绍经验的公车改革“成果”。单说政府财政预算，香港特区的财政预算能够精确到一把椅子的开支，而内地的行政消费却是不明去向的糊涂账。官员在其中牟取私利的空间过大，任何面向自身的改革都会举步维艰。
所以，只有通过制度挤压官员牟取私利的空间，逼仄的谋私空间之下才会有自我改革的坦然。否则，“车改”变成乱派“权力红包”，性质只会变得更加恶劣，才真是“捡个芝麻丢了西瓜”，而这种叫作公车改革的腐败，就不会仅仅是笑话。
为何笑话频出
前几年有个新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参加完一个活动后，自己驾车返回时，被网友发现没有系安全带。该网友随即向当地警方进行举报投诉。尽管后来被证实是场误会，但其中可以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却不少。梅德韦杰夫贵为总统，下班之后并没有动用司机而是自己驾车，这与国内不少领导司机随时陪伺候，甚至有的一个领导几个司机形成鲜明对比。但很显然，这一点还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是，尽管市民的举报最终被有关部门所否认，但一个市民能够无所顾忌地举报总统，而相关部门又能对此“鸡毛蒜皮”的小事高度重视，则足以说明，制度性的制衡与约束，在俄罗斯人看来，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内地评论员刘长锋在《大洋网》上发表文章《公车改革，为何笑话频出》的文章称，国内公车消费一直招致非议颇多，问题并不在公车本身，而更多地在于公车私用现象比较普遍，以及依附于领导的公车司机，吃拿卡要、多报乱报的现象比较突出。之所以这些问题能够成为长期的弊病，主要是制度设计本身存有缺陷，从制度上已经难以达成对公车近乎奢靡的消费实现有效约束。而同时，来自外部的社会公众监督，更是聊胜于无，尽管近年不少网友爆料戳出了一些问题。
内部监督仅仅只是一纸空文而无法有效落实，外部监督又往往限于望梅止渴，即使到了现在这个信息时代，最多也不过是瞎打误撞。个别倒霉的撞到枪口上了，就活该倒霉，而大部分“谨慎从事”的官员以及无度的公车消费，对于公众来说，依然是雾里看花，实在拿捏不到什么把柄。因此，现实的问题是，无论车改怎样改，如果没有有效的透明监督，网友都不难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和猜测，因为制度本身存有这样那样的漏洞。现实如此，并非公众普遍多疑，而是在制度本身暧昧不明，疑点颇多而已。
如果制度落实仅仅只是虚晃一枪甚至仅仅是一套花架子，是驴粪蛋表面光，那么，私车公用或者以车贴代替公车，同样会有不小的钻营空间。因此车改问题，其实并不在于玩什么新花样，只要严格的用车制度能够落实，彻底杜绝公车私用现象;车辆维护保养以及相关消耗的报销制度能够透明严格，避免在公车上非公务需要的过度消耗。那么公众的一切疑虑都将瞬息冰释，毕竟公众还没苛刻到要求公务人员都步行去办公的地步。
折射车改艰难
据近日《法制日报》视点版与搜狐网的联合调查显示，当接近2000名被调查者在回答“你身边是否存在违规使用公车的情况?”这一问题时，有97.4%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是”。而在上述案例的背后，也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公车改革和治理的艰难。
对于公车改革，广州白云区政协委员信力建曾有过这样的说法：中国自上世纪末启动“公车改革”以来，历经十多年，“公车改革”今天仍然在路上，还在艰苦卓绝的探索和比较之中，耗时之长，足够打赢两次抗日战争。从“公车改革”的曲折，民众可以感受到制度改革之难，远远难于技术手段创新。
为何公车改革这么难?因“一个人的车改”而被中国网民称为“中国最具个性官员”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的回答是：制订车改方案的人，都是坐公车的人。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莘也表示，“让有权享用公车的人来制定改革方案，很难自己割自己的肉，只会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改，这样制定出的方案很难达到让老百姓满意的程度。公车也是公款消费，如果仅让有权享有公车的人来主导改革，很难解决根本问题。”
其实，公车改革无论怎么改，都回避不了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干部的“利益”。公车改革真正的“难”题在于，“查”出公车违规能怎么样?
这些年公车改革迟迟没有多大进展和见到成效，或许症结正在于此。以前面提到的湖北广水为例，两年过去了，到现在只有少量公车被追回，其他公车仍然被调离广水的官员占用，也没有一个人因此被追责。而带走公车的原广水官员，大部分为副处级以上官员，其中不乏原广水市的主政者。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说：“即使通过技术手段发现了公车私用的现象，也是很难处理的，因为监督的人处于权力的弱势，而坐公车的人一般比较强势。治不住公车实际上就是治不住权力。如果不通过建立制度化的监督机制、实现权力平衡、推动信息的公开，技术再先进也没有用。”
因而，中国最大的战略型民间智库公司安邦公司的研究人员认为，公务车使用人作为一个利益集团，自然反对公车改革。在财政资金的使用缺乏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公车使用改革的“雷声”会不断地响起，局部也会下些“雨点”，但如果体制不改，公车改革不可能奢望有实质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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