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丰富传统文化的国家。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包袱，又是财富。比如说在传统文化中传之久远、受人重视，并以之作为行为准则之一的“耻”。
早在春秋时，齐国大政治家管仲就提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治国要领，孔子曾标举“行己有耻”，“有耻且格”等等作为教导学生修身的标准。而从现代伦理哲学的角度来看，羞耻感之于人类是一种具有本能自我保护作用的心理现象，亦是显示人类优越于动物的高贵生命意识，其中也潜藏着深刻的文化价值观念。纵观古今中外，大之于治国平天下，小之于修身齐家，“耻”几乎已是衡量是非、忠奸、曲直的一个标尺，是鼓舞人们挺身而立的力量，并且成为一切悖礼犯法行为的根源。
从而，可以看出羞耻这一问题，大多用于规范个人的言行处事方面，是对于个人道德的一种自我约束。可是，“绿领巾”、“脱裤跑”、“红校服”、“三色作业本”、“测智商”等等惩罚教育，却是荒唐可笑的。家长们将自己的孩子交给学校、交给老师去接受教育，绝不希望他们之中有学生被教育者以自己的标准认定为所谓的“差生”而被边缘化，甚至被教育者变相的抛弃，更不希望他们从小就丧失做人的最基本人格尊严，虽然家长都会支持教育者从严管理、耐心教育，但绝不是以这种羞辱的方式。而作为教书育人的学校，却利用羞耻这一传统文化的力量作用于天真孩童的主观世界，到底是谁出了问题?是孩子?是家长和老师?还是学校?或者我们的社会?
羞耻感——东方文化的特色
所谓“耻感文化”是海内外学者对东方文化的一种概括，这个概括主要是针对儒家文化而作的。它的提出是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对应的。
顾名思义，所谓耻感文化便是注重廉耻的一种文化心态。特征是这种文化中非常在乎别人怎么说、怎么看、怎么议论。故其行为将被以诸多的外在社会因素和标准规范所制约、支配，即具有“耻感文化”特征的人多由别人左右着自己的行动。从另一个层面讲，在耻感文化下培育出的像极了工业生产中从流线下来的人一件件大同小异的产品，缺乏自己的主张，更多的心态是一种随大流、少数服从多数。
道德观念中在关于耻辱方面有较强的社会倾向。如果大多数觉得这是对的，那么即使你自己坚信这是错的，为了自己的“廉耻”，也多半会随声附和：“这是对的。”即真正的耻感文化是靠外部的约束力来实现的，一旦失去了外部约束力，或外部约束力发生改变，那么便必然会导致众多的社会畸形。
在耻感文化对人情制约的社会现实下，少数能够自己决定、独立思考不受制约的人就会变成“厚颜无耻”。中国人教育孩子做这个不做那个时，常会动用到别人的“口”与“脸”。例如说那样会“被人笑”，会“丢脸”等等，这都是对“人言”感到可畏的初步培养，待到长大之后就常常惧怕自己的行动会“贻人口实”、“留下话柄”。
长期个体受到集体化世俗人情制约的后果必定是泛道德主义和泛规范主义，每个人不是诉诸更高的原则，而是看大家在做什么。每个人都把“跟大家一样”内在化后，就必定要求别人就犯。无论是在学校中要求表现不好的学生戴上绿领巾，还是以前的公开批斗、公审公判，都不是依据道德和准则，而是诉诸群众的共同选择带来的压力。所以，在“羞耻感的文化”中，一个人受到类似待遇，往往觉得“没有面子做人”，甚至导致自杀的悲剧并不难理解。
心罚式教育——耻感文化的集大成者
自古以来，耻辱刑就是统治者运用耻感文化对国家进行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中国法制史上，被较多使用的耻辱刑有髡刑(剃去头发和鬓须)、耐刑(只剃鬓须)、明刑(将犯罪人的姓名、罪状写在板上，挂在背上，公之于众，以示羞辱)、枷号(强制犯人在监狱外示众，使之羞辱和痛苦)。
广义来讲，耻辱刑作为古代刑罚设计，表面看来它是冷酷肃杀的，但实际上，它具有的意味深长的教化功能更为统治者看重。正面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与反面的“耻辱刑”这两个维度交相作用，大大提升了古代罪犯“羞耻之心”的量，并进一步转化为自身生起的防恶止非之力，敦促他们不断知罪、悔罪、改过自新。于此，刑罚的功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不少学生就是在老师的风凉话中，感到了自己一无是处，变得自卑自弃，毫无上进心的;在某些盛行“以考分排座次”的学校，那些某一次被安排在边排或后排的所谓差生，心中立即就会产生屈辱感、挫败感和自卑感，只有到下一次考试名次提前了才能缓解，有的学生可能一辈子都忘不掉这次排桌，甚至会变得丧失了尊严感，影响日后的生活和工作。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寒三春。与教师对学生的蔑视、讽刺挖苦、言语打击、抱怨、冷漠、支配等心灵惩罚形式一样，绿领巾给孩子心理产生的负面效应很可能是决策者难以估量的。在问卷调查中，某中学一个班有80%的学生承认有过被教师言语中伤和侮辱的经历。
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进度的教育模式容易把学生培养成千人一面的标准化工具。
中国历来执行“以课堂、书本和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模式，首先是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进度，其次在管理中不断摧毁好奇天性，绝不允许与众不同，利用羞耻感让学生趋向统一行为乃至思维模式。有学者以工业和农业对比了中西方教育理念的差异，工业是把原料按照规定的工序，制造成为符合设计的产品。农业则是把种子种到地里，给它充分的合适的条件，如水、阳光、空气、肥料等等，让它自己发芽生长，自己开花结果。
正是在工业化的培养过程中，受“师道尊严”教育观念的影响，教师被奉为绝对的权威，师生关系表现为一种典型的“我讲你听、我教你学、我管你服”的专职师生关系，批评和体罚成为学校教育中的常用手段，再加上被许多家长多认同的“不打不骂会惯坏”、“要给学生好心但不能给学生好脸”的舆论推动，在体罚被明令禁止后，对学生实施心灵的惩罚，情节不等的精神虐待就成为教育教学中相当普遍的现象。给表现不好的学生戴绿领巾，让孩子产生自卑感，这种“心罚”与绵延至今的耻辱刑本质上并无差异，对象甚至是更为单纯、更为无辜的孩子。
功利主义的教育
花样迭出的招数背后自然有丰厚的沃土，比如《南方日报》报道的广西桂平市大洋中学近20名十四五岁的男孩双膝跪在操场上，或低头沮丧，或四处张望。
值得一提的是，在“学生被老师罚跪”事件曝光后，校方接受采访时，竟然说不惩罚老师，而且还贬称，只罚一个，其他的是跟从的。当然，这种狡辩引起了网友的拍砖，但是，与之相比学生的跟随下跪，更可怕!它揭示出一个问题，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但在老师的一再伤害下，学生对自我尊严的维护也已不再。
再看浙江省慈溪市某小学的“脱裤跑”。校长在事件被曝光之后说：孩子还小，意识不到什么，而且老师已作“科学的道歉”。当然学校不愿意说出什么是“科学的道歉”，只表示：“当然不可能鞠躬道歉那么严肃，不然老师的形象在孩子们心中不好”。既然作为成年人、作为为人师表的教育者发自内心的知道还有个“老师的形象”，也就是作为老师的人格尊严，难道学生就可以没有尊严而任意羞辱?耐人寻味的是那所罚中学生集体下跪的中学对自身问题的解释似乎异曲同工，对于曝光的学生小李拍照上网一事，学校甘主任表示气愤：“这名同学不仅把照片发到网上，还叫人来转发，完全不考虑学校声誉。我感觉她已经不想读书了，就跟她说如果你不想读书了，就收拾东西回家吧”。看来学校和老师们都很在乎自身的形象和学校的所谓声誉，但在以种种羞辱学生的方式惩罚学生的时候，在丑闻被曝光前，似乎都根本没有意识到作为教育者随意羞辱学生将可能给那些未成年孩子心理上、人格尊严上带来的阴影，学校试图用种种理由搪塞推托，或轻描淡写，显然更彰显出教育者在人性尊严和公平教育思维上的价值扭曲。
绿领巾也好、红校服也罢，从集体罚跪再到罚学生脱裤跑步，种种令人疑惑的教育怪象或许只是一些相对孤立的事件，或许就像事情被曝光并被社会广泛批判后，学校和教育者们总能为自己找到各种理由，甚至对那些动辄侵犯学生人格尊严的老师表达出暧昧式的理解，似乎这多少也是一种出于教育的善意。当然不怀疑老师们是出于教育的善意，但显然他们似乎并没有理解到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教育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最终目的?教育到底是为了教育所有的孩子，还是只侧重于那些按照应试教育的逻辑被认定为“优等”的学生，进而试图不负责任地抛弃那些所谓的“差生”，当然也就会毫不犹豫对那些他们认为不听话或成绩达不到要求的“差生”进行各种羞辱式的惩罚，以为这种污辱人格尊严式的教育手段就可以刺激或促进学生转变为应试教育制度下的“好学生”，这其实才是教育最大的悖论，是一个现代社会所绝不能容忍的扭曲教育思维，因为它以人格歧视和侵犯人性尊严的恶劣方式触及了一个现代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公平公正原则，与真正的教育目标背道而驰。
确切的说，最近曝光的种种教育怪象，实质上都是应试教育体制下，忽视人性教育、盲目追求所谓教育业绩的恶果，也是教育者严重失职的表现，就像人们所普遍认知的，怎样在教育过程中既不失威严和公平，又保护好孩子们的自尊和自信，是教育者急需思考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作为教育者、师者，如何真正理解什么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这个目标绝不是培养一群考试机器、分数英雄。
给孩子戴绿领巾的教育方法其实与此前以“每天挨顿骂，孩子进北大”走红网络的“中国狼爸”萧百佑的理念一致。在这些大人看来，让孩子接受教育必须要以好的职业，优厚薪水，有头有脸的体面身份作为回报。当成名成家、求利求势的投资模式侵入教育体系，孩子的心理尊重、精神呵护根本不重要。有的家长因为教育孩子“失手将孩子打死”，有的教师动辄用羞辱性语言、讽刺性话语管教孩子，还有的教育者动辄拿孩子的隐私和伤疤当卖点……只要功利主义在教育领域一天不消失，家长和老师对学生就谈不上平等、尊重和互爱，以绿领巾为代表的耻辱刑就依然大有市场。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