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直指“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引发舆论广泛关注。社会冷漠的现象层出不穷，不禁让人追问，社会人心是如何变坏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经历了怎样的嬗变?毒化人心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原因又何在?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周围很多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慢慢变成了两手叉腰的“看客”，哪怕路遇歹徒当街行凶、目睹落水者拼命挣扎……能救者冷漠、需救者伤心——如此恶性循环下去，社会公德当无从谈起。我们在试图描绘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过去时，总不忘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然而，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的人如今也并不鲜见，只是，我们更习惯站在一旁，愤怒地谴责围观者的无动于衷。
经济发展与人心恶性膨胀
被媒体广泛报道的老人倒在地上被人扶起、救起而反诬对方撞倒自己，加害对方的案例很多见。人们在同情倒地老人并愿意施以援手的同时，为了保护自己，为了防止被对方诬陷，不得不考虑可能的不利后果，这种对人性恶劣一面的认识，本来已不正常，但严峻的社会现实却逼使人们不得不防。而令人深为忧虑的是，以人心坏、人性恶为价值标准的现象，甚至蔓衍到了司法系统。有人认为，南京彭宇案的判例最恶劣的影响，从根本上破坏我们这个社会的公序良俗，成了人心变坏的助推剂。
今天的社会所呈现出的信任缺失状态，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他人尤其是陌生人的助人行为，从某种程度上透视出，社会道德所存在的深层困境和相关社会机制所存在的严重问题。
首先，社会转型带来了信任模式变迁过程中信任支点的松弛。在传统社会里，人际交往主要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展开，其特征是熟人信任，实质上是关系信任。随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与工业化进程并行的城市化的力量，让人们的交往范围日益扩展，交往频率逐渐增加，交往对象不断更换，从而导致了一个现象，即人们与越来越多的陌生人进行交往，而且一些人的交往可能只有一次。
在传统社会，人际信任的保障机制主要是关系加上个人特质，如良好的人品、声望等，而在现代社会，由于面对的是陌生人世界，关系难以覆盖所有方面，良好的人品、名声等个人特质已不再是最有效的信任保障因素，其信任模式的特征是普遍信任，实质是制度信任。
处在急剧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传统的信任模式逐渐失效，现代的信任模式尚在生成，在这种新旧交接的情势之下，社会信任呈现出一种模糊甚至空白状态。
社会整合机制运行中的失当也对社会信任状况造成了一定的损毁。社会整合是促进社会和谐，防止社会的排斥与分裂，整合机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社会文化、价值观及其传播载体;二是社会制度、规范及其执行机构。近年来形成的“老人倒地扶不扶”的道德困境，与这两个方面的运行不当密切相关。
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是社会整合机制的关键要素，它们的运行水准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信任状况产生极大影响。然而，在处置此类纠纷案件时，有的司法机关执法缺乏应有水准，或证据不足，或真相不明，法院判决表述、推断片面、主观，难以服众，非议巨大，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负面效应。南京彭宇案的判决书使用了“从常理分析”、“与情理相悖”的措辞来判断彭宇之责，判断的依据中透出法官对于当下社会道德状况的预设：人都是自私的，你帮别人就说明你心虚。而有些政府部门未能充分预见到此类事件潜在的巨大社会效应，反应迟钝，让“小事件”变成大热点。
权力腐败恶化社会心态
有学者认为，社会风气的变坏离不开权力生态的恶化。当下腐败“窝案”频发，“裸官”数量惊人，官场生态不佳，对社会道德的冲击可想而知。在“官本位”思想仍有广阔市场的今天，腐败案例的大量曝光，各级腐败官员的前赴后继，刺激着社会神经，所谓上行下效，绝非空穴来风。
官德问题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公权力的难受约束。一些拥有权力者为所欲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盛行，既得利益阶层想方设法一再固化并扩大其利益基本盘。如此背景之下，若指望普通民众讲道德、重诚信，确实不是易事。
一些老百姓对政府和官员的行为不满意。以权谋私、侵害百姓权益的官员日益增多，于是，人们对政府官员产生了怀疑，总担心自己利益受损，有这种想法的人自然不会积极参与政府倡导的社会道德建设。在民众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一些官员还在恣意妄为的同时，我们让老百姓讲道德、讲奉献，那便成了“官员感冒，老百姓吃药。”官员的行为对老百姓有示范效应，官德败坏对老百姓的社会信任感冲击很大，他们会觉得，社会管理者和精英都不讲道德，凭什么要求我们讲道德?所以，伦理学家孙春晨认为，要止住社会道德状况的恶化，需要全体民众的共同努力，其中特别要着力抑制官德败坏。
同时，中国的法治建设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一个基本的认识是，若法治沦丧，则道德必然无以立足。法治守卫的是社会的底线正义，如果底线无法得到保证，那么，更高层次的道德诉求自会流于空谈。诚然，近些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的进步毋庸置疑，但其中也不乏令人忧心之处，行政权大于司法权情形的存在，导致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容易流于形式。当前社会道德的滑坡，与法治建设仍然任重道远密切相关。
目前的状况是，普通老百姓怨气比较大，而分配不公、贫富差距大等都是原因，媒体不断曝光的炫富、为富不仁等负面现象，更加剧了普通百姓的不满情绪。而且，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没有得到全面、有效的维护，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尚未覆盖到全社会，面对生活的不易和不可预知的未来，有些人选择了为自己争取更大利益，而不去顾及他人。
其次，整个社会弥漫着互不信任的社会心理。经济领域，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不信任;政治领域，公众对官员和政策效力不信任;法律领域，公众对司法不信任。最后这些不信任扩展为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如此一来，一些基于信任的道德行为，逐渐成为不太可能的事。$nextpage$
社会中间阶层的道德懦弱
有学者认为，在“小悦悦事件”中相对拾荒阿姨陈贤妹而言，路人和肇事司机是这个社会的中间阶层，面对道德困境，社会的中间阶层不但是围观者和批判者，往往也是迟疑者和逃避者。
道德的困惑和焦虑，往往源自生活的困惑和焦虑，当下的社会中间阶层，已然陷入了生活的泥潭难以自拔。物价、房子、教育、医疗、养老……这些现实的压力操控着他们，让他们成为生活的木偶，也就是说，中层的情感道义可能被现实捆绑、被风险压迫。情感上的“小三”现象、道德上的冷漠围观，很大程度上都是现实的焦虑所造成的畸变，而拾荒的阿姨由于其教育水平和生存环境的限制，其诉求和预期显然要比中间阶层低得多，面对可能存在风险的情境，少了一些焦虑和顾忌，也就更加义无反顾。
电影《左右》深刻地揭示了这个主流阶层的精神困惑。他们或许衣食无忧，但日子过得可能并不幸福，事业压力、生存压力、道德压力、家庭危机都成为捆绑生活的风险。在这个时代，怎样能保证自身的生存、又能体现自己的精神价值，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无法实现平衡，在生活危机面前，情感、道义、伦理都可能成为负累和风险，也就可能成为最终被牺牲和丢弃的东西。
但是，虽然拾荒阿姨维系了道德的脸面，却无法推动人性的复苏和道义的觉醒。当情感道义被纳入到生活的风险评估和价值换算，那么人们的价值观难免产生左右摇摆的情形，而这种质疑与困惑一旦发生在作为社会主流的中间阶层当中，无疑加快了人性悲凉的弥漫和扩散。
人有选择懦弱的权利，面对情感道义的风险，选择逃避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社会而言，却不能任由这种冷漠和懦弱将世界变成情感道德的沙漠，只有将作为社会主流的中层从生活的重压下解放出来，情感道义不再成为平衡生活的负累，才能释放出普通百姓的热情和温暖。
德不孤，必有邻
犹太作家威塞尔说：“美的反面不是丑，是冷漠;信仰的反面不是异端，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是冷漠。”
有人急于为路人的冷漠开脱，“理性主义者”说：如何能怪路人，谁让法院判了那么多“做好事的人”有罪，现在“碰瓷”的那么多，谁敢做好事?而对于伸出援手的拾荒阿姨，竟说“那是因为阿姨不上网不看新闻”。在“你在现场就会救?”的反问和“一切都是社会的错”的归因中，利己主义和犬儒主义裹挟下的“理性”让我们找到了赖以推卸“良心债”的借口，个人的自由和利益才是最重要的，道德上的自我奉献简直是逆潮流。
中国著名社会评论家李承鹏认为，是功利教育让我们失去了与同类守望相助的本能。所以，有人认为，一个社会倘若到了“礼崩乐坏”的地步，更应该受到谴责的，应该是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社会精英们，因为他们掌握着社会的主要话语权，甚至可以主导社会的前进方向，他们决定的制度塑造着整个社会，他们的作为能够影响普通百姓对法律的观感，他们的言行也能让人们判断社会的道德。
唯有那位拾荒的阿姨摒弃了利弊的算计，以其热心之举，让我们看到善的人性本能尚存，良知可以不被工业文明和市场逻辑唆使的虚伪理性主义湮没。可是却有人非但不褒扬其善良的爱心和本能，反倒以“理性者”的口吻来解释，那是因为她还未受到“消极信息的干扰”。
德不孤，必有邻。当然要承认类似于彭宇案的宣判寒了古道的热心，而以“他者或客观环境”的不好来为视同胞遇难若无睹的冷漠找托词，则太过牵强。遇到有人遇险，害怕“碰瓷”打个急救或者报警电话实属举手之劳，缺少了道德血液调节的理性主义，只会成为“利己冲动下的自私主义”甚嚣尘上的借口。
拜金主义盛行
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时间里，主流价值观是积极向上的，个人品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锻铸，官方、学界和民间都着力甚多，不能说成就不大，之所以现今社会人心不古，与主流文化价值观相距甚大，根本问题是人文精神不彰，物质主义盛行。
“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拜金主义宣言，甚至可以通过卫星电视来宣扬，误导社会，贻误青年。只要能够赚钱，只要能够达到现实的功利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成为不少人自觉不自觉的信条。深陷学历门的某大企业集团的高管，竟然公然宣称：能够骗倒所有人就是本事。
我们的教育应重视道德修养，追求崇高境界，反对物质主义，否则，消解社会的价值观颠倒的乱象，提高我们民族的整体素质，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都将流于空谈。广州日报10月18日连刊4篇评论探讨《守护道德底线，“我”当何为》。评论认为，社会“看客心态”的复萌，或多或少与转型期心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有莫大关系。社会价值观、道德观、文化观的重构，是一个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层面、长时间的介入，我们的法律制度、信用制度等必须给做好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给做“恶”者以严厉的惩罚，才能慢慢地让人们重拾丢失的良知和人性。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和静钧提出，西方国家从商业社会形态出现时，就引入“照顾义务法”，视照顾义务为法定义务，以应对新的社会道德挑战。中国正逐步摆脱小农经济，迈向市场经济化的“商业社会”，“照顾”也见于中国的道德价值，“邻里守望”就是中国“熟人社会”的核心美德。从这些角度上看，我们理应推出“照顾义务法”，以建立网格化互助互守望的社会。
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25日发表社论说，“小悦悦事件”虽然掀起了关于社会道德的讨论，但社会道德终究还是要以个人道德修养为基础。而从这一系列的反思言论看，反思者或是归咎于媒体，或是责难于制度，或是不满社会麻木，或是批评法律不够周全，唯独从自身的角度对此事进行自省和反思者极之罕见，这个现象恐怕才是最应该反思的。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要实现仁德，须要从自己做起，而不应要求别人去做。
我们需要人性启蒙
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邱震海表示，现在很多人都在反思，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人的道德滑坡和价值观的崩溃。有人认为，是由于中国搞市场经济、商业文明;有人说，是由于中国的宗教不是很严密，因为中国虽然有宗教，有佛教、道教，但是毕竟不像西方的基督教那么严密和神圣;也有人说，就像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前辈所说的——国民的劣根性。
但是邱震海并不同意这些说法。中国原来有传统价值，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都是教导人要向上、人要向善，人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然带有封建色彩，但是毕竟教会人们如何做人，而且如何做一个好人。这种传统的价值观一旦遇到商业文明，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经济，它必定要受到冲击，冲击之余，甚至会动摇，乃至崩溃，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在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受到商业文明的摧毁之后，必须有符合现代文明、与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相匹配的新的文明价值观建立起来，然而，现在我们面对的关键问题是，有没有这样一套新的价值观?
三字经里说：人之初，性本善。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有美丽和善良的东西，只不过在不同的价值观底下，接受不同的文化氛围的熏陶，就会产生不同的思想和言行，所以，邱震海认为“国民的劣根性”的说法是不成立的。遭遇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国传统文明退出了，过去几十年，我们虽然也有雷锋精神、五讲四美三热爱等等，这些价值观都是很好的，但是更多的是政治上的灌输和说教，缺乏人性本质上的东西。
邱震海认为，新的价值观绝对不是依靠自上而下的政治上的说教和灌输，人性的美丽，必须让它自内向外地自然生长出来。把人性的美丽呼唤出来，首先必须要营造一个宽松的氛围，宽松的文化氛围，所以，建构一个好的价值观，政治必须要知道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同时法律也必须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法律千万不能越位，也不能错位。
教育必须联系实际
面对各个领域不断出现的道德问题，有不少人非常悲观，甚至有一种无力感。对此，孙春晨表示，如果大家只是悲观，一味沉浸在无力感中却不行动起来，这个社会岂不是会变得更糟?所以，他主张大家从改善身边的小环境做起，坚守自己的良知与底线，比如，孝敬父母、遵守交通规则、给老人让座、爱护环境等等，这些事情看似很小，却不仅能给他人带来便利，增加他人对社会的温暖感受，还会给行动者自身带来快乐和自我肯定;另一方面，政府也应不断改善民生，努力保障老百姓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提升政府及官员在公众心目中的道德形象。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面对当前的一系列问题，应加强道德教育，虽然，国家一直强调道德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开设了思想品德课，但即便如此，当前的道德环境状况仍然难以令人满意。这是否说明，既有的道德教育存在问题?
有教育专家认为，当下学校的道德教育脱离实际生活，教学内容空洞、应试化，学生能够把课本上的道德规范背得滚瓜烂熟，但能否践行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此外，学校的道德教育注重正面引导，对社会上存在的道德问题涉及较少，中小学生很难通过对教科书知识的学习，提高分析社会道德现状、辨别不道德行为的能力。当他们走向社会时，会发现社会道德生活不但与教科书中所讲的内容有差别，甚至完全相反，很多人并未按照书上所说的去做，这些现实与书本所造成的反差，会让他们对所学的道德知识产生质疑，自觉或不自觉地降低对自己的道德要求。
由此看来，我们的道德教育方式急需改革，必须让孩子在真实的道德场景中认识道德对社会和个人的益处，自觉践行道德规范;还应适当地让他们了解当下社会道德领域存在的真实问题，告诉他们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提高他们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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