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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为官原则:办大事,找替手

guandaobaijian 2011-11-02 22:05:14 文/雪珥 编辑/堇钰 总第111期 放大 缩小

 

“办大事,找替手,你办事,我放心。”此乃鸿章所总结先师曾国藩的为官原则。曾师曾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后人多以为“找替手”乃是找替罪羊,这实在是一知半解。替手者,接班人也,继承人也。西谚云“权力之本质在于影响力”,宦海浮沉,风云难测,维持“影响力”之根本,便在于这人事根基。“替手”越多,“替手”越强,“影响力”至少可保两代,便能不管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

官场中人,大多不解个中奥妙,大权在握时,鼻孔向上,颐指气使,将他人的逢迎巴结,当做效忠亲近,待到风雨袭来,方觉四边不靠,竟是孤家寡人,悔之已晚。有些大员,将属下谋士幕僚视为私产,得心应手之余,不忍外放,却不知不仅埋没人才,更是自断手足。民谚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党同伐异固不可取,但“君子不党”却亦足令“君子”势单力孤,甚或顶戴难保,想做“君子”而不得。找替手、培养接班人,实在是官场修习之第一要务,亦是衡量官员才干高下之第一标杆。

如今鸿章年逾古稀,回首来路,方觉曾师“找替手”之论意味无穷。世人论及鸿章,多以为勋名功业或在曾师之上,誉满天下,谤亦满天下。但鸿章自忖,仅办大事选替手一节,鸿章即与曾师有天壤之别。曾师之“大事”,有鸿章为“替手”,鸿章之“大事”,又以何人为“替手”?

耳提面命

曾师比鸿章年长一轮,同属羊。民俗皆曰属羊命苦,虽是野叟村言,倒也几分贴切。曾师与鸿章虽然功勋彪炳,位极人臣,却极为辛苦,竟俱是劳碌命。比鸿章再年轻一轮的圣母皇太后(慈禧),亦是属羊,操持费心,劳碌终年。或许,此可谓“生于忧患”。

曾师与家父(李文安)同中进士,鸿章遂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得以“年家子”受业曾师门下。其时鸿章入京投父不足一年,入京之初雄心勃勃,曾作诗曰: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孰料科场失意,名落孙山。蒙曾师不弃,耳提面命,日夕相处,如父、如兄、如友,传道授业解惑,得益匪浅。恩师时年三十三,正是羽扇纶巾、雄姿英发之壮年,鸿章则为二十一岁,韶华青春。三年后,鸿章金榜题名,入翰林院。

时曾师病卧报国寺,此乃前明大儒顾炎武之故居。曾师遂以亭林(顾炎武号亭林)自喻,于“义理”、“辞章”、“考据”之外,另加“经济”(经世济用),作为治学之标准。鸿章与曾师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并编校《经史百家杂钞》,蒙曾师谬奖,与同年进士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共称“丁未四君子”(1847年是丁未年)。

自此至曾师谢世,三十余载,鸿章与曾师纵不朝夕相处,也是羽书不断。鸿章一生之事业,实奠基于曾师之助,扶上马,送一程,这一送竟是一生一世。

鸿章自入仕途,晨钟暮鼓,按部就班,只觉得宦海之中浪打浪,起伏漂流,无处是岸。若如此熬资历,拼耐性,穷困于京城之内,骈死于槽枥之间,不只愧对造我育我之上苍,亦愧对多年苦读之圣贤书。

未几,洪杨(太平天国)乱起,星星之火,居然燎原,半壁河山,竟已易帜。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之际,鸿章久已不甘蛰伏,此时如蒙春雷惊蛰,主动请缨,终得以随同乡党、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回乡筹办团练。曾师丁忧在藉,亦奉旨练兵抗敌。我师生投笔从戎,舍“笔杆子”而改握“枪杆子”,这“杆子”显见比那“杆子”粗壮有力,一生功业,俱奠基于此。

从戎之初,战事不利,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鸿章追随吕贤基,贤基兵败自溺而死。曾师乃荐鸿章于江忠源(安徽巡抚、湘军大将)门下,孰料忠源亦兵败自溺而死。鸿章改投福济(新任安徽巡抚)麾下,却受排挤,竟致兵权被夺,只得奉母避居,远赴南昌,投靠瀚章兄长。

瀚章此时,在湘军任“总理”粮台报销。鸿章虽有心投奔曾师,但曾师以为鸿章志大才高,终非池中之物,此间局面狭窄,勉强为之,反而彼此两误。曾师帐下一众旧友,如陈鼐等,亦竭力为鸿章周旋,曾师游移再三,方破例准鸿章入幕府。

自入曾师幕府,由师生而主宾,鸿章耳濡目染,竟是焕然一新,但觉从前所辅佐诸帅,茫无指归,此处则如同指南针。曾师亦对鸿章青睐有加,赞曰“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曾师有意栽培鸿章,由幕僚而外放领兵,先是统带淮扬水师,安庆克复之后,鸿章奉师命筹练淮军,获曾师倾囊而授统兵之道、驭将之术。

互为犄角

练兵之初,鸿章尚以为淮军无非湘军分支,日后方知,这实在是曾师为将来所设的绝大“替手”。淮军之设,一则可以广添兵源,补湘军人数之不足;二则可以解上海之围,为湘军护持东南膏腴之地作为粮饷之源;三则可以分曾师及湘军之势,为日益位高权重、忧谗畏讥的曾师稀释嫌疑;四则为曾师日后裁撤湘军、急流勇退预作退路。凡此种种,可谓深谋远虑,苦心孤诣。

鸿章自此别树一帜,淮军亦与湘军并驾齐驱。未及两年,鸿章已统兵数万,官至江苏巡抚。投桃报李,乃以上海之膏腴,源源接济湘军之粮饷。克复苏州、常州之后,朝命催促鸿章合围南京。曾九(曾国荃)攻城已经年余,滴水穿石,即将见效,此时鸿章岂能争功,遂勒兵不前。南京光复,洪杨荡平,论功行赏,鸿章加太子少保、封一等肃毅伯,勋名几与曾师比肩。

继而曾师急流勇退,裁撤湘军,自解兵权,淮军遂成官军主力。及至剿捻,曾师奉旨率淮军北上,成败利钝,艰难曲折。其间,鸿章致信曾师,称颂其为“中流砥柱”。曾师回函颇可玩味:“来示谓中外倚敝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与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钝,阁下危,则仆累卵也。”

曾师说话,向来曲里拐弯,如此坦率,倒是少见。淮军、鸿章、曾师,三位一体,荣辱与共,休戚相关,此乃大实话。有作为,就有地位;无作为,就无地位。胜仗方是硬道理,政绩才算升官符,如今世道,就是这般务实。无怪乎鸿章初次独掌兵权、进军上海之前,曾师谆谆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枪杆子在手,笔杆子在胸,两杆子抓得稳、抓得紧、而且还得抓得巧,才能逢凶化吉。

曾师信奉“厚藏匿锐”,此中根本,在于“锐”字,而非“藏”字。

凡做大事者,易于善始,难于善终。有“锐”而不藏,刚而易折,即使不折,风吹雨打下,自然也易于生锈。而倘或没有了“锐”,即使不藏不匿,亦无非一个四面光的琉璃蛋,任人搓弄,一碰就滚,一摔即碎。“厚藏匿锐”,掩饰的并非“锐”,而是“锐气”——虽不形于色,内里却风骨依然,棱角犹在。

曾师、鸿章位高权重,而终能平安降落,“锐”为根本,“藏”为手段。而“厚藏匿锐”之关键在于“替手”。“替手”实在就是最锐之“锐”,无论藏匿与否,有此“锐”护驾,何患鼠辈?此可谓荣辱与共、互为犄角。

心照不宣

“替手”之选,首重心照不宣,所谓“响鼓不用重锤”也,点到为止。

曾师幕府中,有一四川中江人李鸿裔,才华横溢,倜傥而不拘小节,深得曾师喜爱,视如子侄,可以出入曾师秘室。彼时曾师幕府罗致宿儒多人,号称“三圣七贤”,曾师厚待之,却不假以事权。

一日,曾师与李鸿裔于秘室坐谈,正好有客来访,曾师出陪。李鸿裔独坐秘室,翻几上案牍,得《不动心说》一首,为“三圣七贤”中某老儒所撰。文中有句:“使置吾于妙曼娥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

李鸿裔看到这里,便援笔题其上说:“妙曼娥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祗想见中堂。”题罢,掷笔而出。

曾师送走来客后,返秘室,看到李鸿裔题字,遂令中军官持令箭即刻追拿李鸿裔。李鸿裔拿到之后,曾师厉声告诫他:“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获得厚资者,正赖此虚名耳。今汝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资,则彼之仇汝,岂寻常睚眦之怨可比,杀身赤族之祸,伏于是矣。”

李鸿裔悚然受教,自此遂深自敛抑。

和光同尘,韬光养晦,实乃曾师宦海秘诀。曾师绝非泥古不化之“道学先生”,或“理学大师”,而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其外表之道德文章,无非雨天一领蓑衣而已,避避风、遮遮雨。倘或拘泥守经,其何来杀人如剃头之“曾剃头”大名?

只不过,官场之内,许多事情做得说不得,又有许多事情说得做不得,彼此默契,心照不宣,此实乃“替手”所必备之第一要义,否则,何以“你办事、我放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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