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的身上有着极其敏感的嗅觉，可以在第一时间闻到哪里有钱生钱的机会，并且会自发地以最快速度奔向那里。股市、楼市、艺术品、黄金……各种投资市场已经以无数次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然而金钱在发挥其逐利本能的同时，往往也会被高额收益所蒙蔽，进而视风险为无物，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的深渊。
如今，在中国大地上四处横行的民间借贷，便是这句话的最好印证。有人总结，目前民间借贷呈现三大新特征：一是范围广，已从两年前的江浙沿海扩展到陕西、内蒙等内陆地区，从制造业领域扩展至商贸流通甚至普通家庭。二是利息高，有的民间拆借年息已超过100%，达到近年来的最高。三是参与者众，在高息和资金需求饥渴等作用下，甚至有银行资金也充当了民间拆借的“二传手”。 那些与银行有千丝万缕联系的“能人”、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则是雁过拔毛，吃起了惬意的“过水面”。
那么是哪些人在放高利贷?哪些人敢借这种利滚利的高利贷?规模有多大?操作手法如何?为什么相关管理部门如此束手无策?
乱象愈演愈烈
两个月前，就有记者特赴因“宝马乡”而闻名全国的江苏泗洪了解当地的高利贷情况，然而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泗洪的高利贷风波尚未平息，各地的高利贷现象却愈演愈烈，且乱象频生，让人看了大跌眼镜。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利贷已经代替了炒股、买房，成为许多普通老百姓最重要的理财手段。内蒙古大学的一份调研显示，50%的鄂尔多斯城镇居民都参与到了放贷与借贷的资本活动中。鄂尔多斯更是流传着“只放贷不炒股”的说法。正是由于民间高利贷异常繁荣，利率持续居高不下，以至于让月入8000元的80后白领甘愿放弃北京的工作，毅然回到老家投入“放贷事业”。
资本都是逐利的。闻到了民间高利贷的芳香后，不少国有企业也蠢蠢欲动。厦门有好几家大型国有企业便做起了资本“二房东”的买卖。由于国企从银行获得资金非常容易，国企前脚从银行获得7%的低息贷款，转手就以30%的利率借出去，操作方法同样是自己成立一个担保公司，只要背后有房地产公司，土地拿来抵押就能借到钱。“表面上看，一切手续都非常合规，担保公司做委托贷款的时候，把利率设定为法定利率的4倍，这家国企再另组一个资产管理公司，把剩余的利息，以财务手续费的名义打到这家资产管理公司的账上。”知情人士说道。
国企做起了“二房东”，银行也同样做起了“掮客”。有的上市公司增发后，资金一时没去处，就会有银行工作人员以远高于银行存款利息为诱饵，以中间人或担保人的身份，将客户介绍给急需用钱的企业。银行在其中既赚了手续费，也能增加存量资金，还能提高大客户对它的粘着度。曾经也做过“掮客”的张强告诉记者，以银行工作人员身份去做放贷人，有天然的优势，对借贷方的信息比较了解，出资人也相当放心。即便是社会上的放贷人，大部分在银行都有关系。
同样，上市公司也没有闲着。在浙江一省，就有9家上市公司展开委托贷款业务，包括宁波的香溢融通、维科精华、ST波导;杭州的杭氧股份、东方通信、杭州解百、莱茵置业，以及海宁的钱江生化和德清县的升华拜克。这些公司往往前脚从公众投资者那里融到资金，后脚就马不停蹄地将资金借贷出去。例如今年8月，香溢融通子公司通过宁波银行贷给浙江长兴众望物贸公司和长兴县振宇物贸公司的贷款利率均为18%，而今年上半年，其给杭州地产公司东方巨龙和南通麦之香的委托贷款年利率更是高达21.6%，为当时银行贷款利率6.31%的3.42倍。反观两年前，香溢融通委托贷款给杭州现代联合投资公司时，年利率还仅仅为12%。
最吊诡的是，居然连ST公司也来做高利贷生意。2010年5月5日，ST波导向青海中金创投公司委托贷款9000万元;今年6月下旬，在公司半年报披露前，波导收回了中金创投的9000万元本金，外加1404万元的利息。而公司半年报显示，其上半年净利仅为3515元，借贷收益居然占公司上半年净利的40%左右!
截止2011年9月6日，59家上市公司共发布119份有关委托贷款的公告，其中高于银行当期贷款利率且涉嫌放高利贷共35家，放高利贷总金额总计93.80亿元。中粮地产以借贷37亿元位居头名，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中粮地产、山东高速、腾达建设、兴蓉投资和广宇集团，涉嫌贷款金额最少的为英特集团的50万元。上市公司靠放贷撑起利润半边天，又怎一个“乱”字了得!
由此可见，在这条漫长的高利贷利益链中，从出借资金的普通百姓、企业老板、上市公司、国有企业、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等，到从事二传手的银行职员，人人都是高利贷的获利者。只要资金链没有断裂，他们都能获得可观收入。然而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迟早要崩盘，尤其是当许多中小企业和房地产企业抱着饮鸩止渴的心态借钱时，高利贷崩盘的速度会更快。
“官银”若隐若现
在连续发生高利贷崩盘事件的温州，一起惊人的高利贷案被引爆：温州永嘉人施晓洁，于2009年前后以高利率向社会筹集资金约13亿元。9月21日，施晓洁与丈夫刘晓颂携带这些资金潜逃，数日后被警方抓获。引人注目的是，据部分债主反映，这起集资案八成债主是永嘉当地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
频繁的高利贷崩盘和惊人的老板跳楼自杀，让人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温州这个投资天堂。大批官银介入高利贷被坐实，让人忧心忡忡。“官银”，是官员资金在长三角一带流行的俗称。在施晓洁一案中，施晓洁夫妻8月份打出资金有8个多亿，其出处账户的户主都无法查找，要么身份虚构，要么人已失踪。这“8亿官银”疑云，从侧面印证了“8成债主是公务员”的说法，更让业界看到了温州官银介入高利贷黑洞之大。
而在较早前的另一个案例中，官银进出高利贷的路径更加清晰——今年年初，温州市龙湾公安局在侦查周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时，发现债主名单中的人均为当地司法机构公务员，牵涉的受害人资金从2000万到8000万不等。$nextpage$
一笔存款上千万，集资总量数以亿计。官银介入高利贷，看得人触目惊心。但是，由于被卷走银子的官员们都是一律低调，宁愿血本无归，也不敢公开站出来追讨，甚至不敢承认自己被卷走了钱，这给纪检部门出了个难题。在“牵涉者众”的情况下，债主们很可能因此集体逃过一劫，“8亿官银”疑云则可能不了了之。
公务员掌握着公权力，当他介入高利贷之后，他就难以摆脱以权谋私的嫌疑。更何况，从这些年查处的案件看，勾搭官银的高利贷流行着这样的潜规则：我帮你办事，你帮我放贷，双方互相利用，共同发财。这其实形同一种变相的行贿行为，轻则影响一个官员的政治生命，重则影响中国经济甚至是政府的声誉。而实际上，公务员经商持股都与党纪国法不合，更何况高利贷呢?那些放高利贷的公务员们，本身就涉嫌违法。如此确凿的违法行为若轻易放过，势必导致其蔓延，带来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
资金链断裂后果严重
高利贷的资金链一旦发生断裂，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浙江温州，龙湾区“百乐家电”女老板郑珠菊携上亿巨款潜逃。据受害人透露，郑珠菊以家电进货为名，大肆收进承兑汇票和现金，并通过家人拿着钱去炒房地产，设立担保公司放贷，最终因高利贷崩盘而不得不选择潜逃。温州公安初步定性该案件为非法经营，已展开网上通缉，并集中警力追捕郑珠菊。
在福建安溪，这个只有不到20万人口的小城的边上，有一个城厢镇公德村，该村有一个村委主任叫许从火，在县城经营着不少的产业，有家具城、娱乐城，还有担保公司，算得上是公德村的首富。可几乎在一夜之间，他就成了名噪一时的公众人物，更成了村民严重的杀千刀的贼人——原来他向当地乡里大肆借贷，欠下3亿多元的巨额本息，却已只身潜逃到国外。而许多村民如今倾家荡产，终日以泪洗面。
在福建厦门，早在今年1月，厦门一家担保公司负责人赖月香，因涉嫌诈骗和非法集资已被立案侦查。到了6月，又传厦门融典担保公司出现巨额坏债危机，陷入数十亿元高利贷债务。随后传来消息，与融典有关系的厦门思明区某外资背景银行支行一名副行长已卷款逃跑，涉嫌骗取巨额民间高利贷资金。融资担保随即遭遇金主挤兑，造成流动性危机，进而引爆了厦门市整个担保行业的信任危机。目前至少有4家担保公司面临被客户挤兑，总债务额可能涉及超百亿元。
近来各地高利贷乱象丛生，已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日前要求密切关注民间借贷状况，严打非法金融活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特殊经济环境下的产物
眼下高利贷风行全国，其背后的根源还是在于中国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严重制约了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同时金融政策一刀切也使得许多企业，尤其是原本就存在融资难问题的中小企业，成为宏观调控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些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因此不得不更多地依赖民间借贷形式获取资金，以保证资金链的顺畅。同时，由于过往的暴利行业房地产正在遭遇严苛的限购，而且金融管制依旧，投融资体系改革止步不前。于是，在高通胀和行政打压之下，过剩的流动性不得不寻找新的投资标的，而高利贷就成为各路资金自发推高的新一轮超高额利润行业。
高利贷风行的危害是双向的。一方面，它使得许多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和房地产企业不得不选择饮鸩止渴的危险赌博，结果极有可能反而加速企业的倒闭;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价格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人民币汇率不断提高，加上今年国家紧缩的货币政策，使得实业家从事实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窄，而当他们看到有人依靠高利贷不费吹灰之力获得超高收益时，又有多少实业家能耐得住寂寞，继续低头干吃力又不赚钱的苦生意呢?
数据显示，今年1～7月，在31万户规模以上企业中，亏损企业户数为4万户，亏损面为12.7%，各月亏损面总体变化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亏损程度却在逐月加重：亏损企业亏损额增幅由1～2月的22.2%上升至1～6月的41.6%，1～7月又进一步升至46.9%。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介绍说，如果拿现在中小企业面临的危机和2008年时期相比，说它更为严峻一点也不过分。目前，温州已经有20%的中小企业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状态。金融危机时期，企业主愁于接不到订单而导致业务量减少，利润降低。而现今的企业是有订单却不敢接，他们只敢接一些小的短期的订单，因为担心资金断链而导致更大的亏损。
这边是企业亏损逐月加重，那边是民间借贷利率步步高升。以中小企业最集中的温州为例，目前，温州民间借贷利率已经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3～6分，有的高达1角，甚至达到1角5分，年利率高达180%，而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年毛利润率不会超过10%，一般在3～5%之间。
结果我们看到，高利贷收益越是高，就会吸引越多的实业家放弃实业，转而投入借贷行业。而高利贷规模越是大，高利贷崩盘越是快，坚守实业经营的企业倒闭也就越快。两相叠加，必然导致中国产业的空心化和失业率的上升。
治理乱象刻不容缓
高利贷风行除了会导致中国产业空心化和失业率上升外，还会引发一连串的恶性连锁影响。由此，治理高利贷的乱象已刻不容缓。
比如对将钱借给中小企业尤其是房企的上市公司来说，即使房企将土地等资产抵押给上市公司，也极有可能是二次抵押，其首次抵押已抵押给了贷款银行。因此，一旦公司破产倒闭，银行才是破产公司的第一债权人，上市公司能否获得赔偿还是未知数。除了显性风险外，一旦上市公司的委托贷款收益超过了主业，很可能会影响上市公司主业的正常发展——既然放贷收益比做实业还高，又为何辛辛苦苦干实业呢?然而与中小企业相比，上市公司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和主动脉，如果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尝到了高利贷的甜头，从而放弃主业的话，将会对中国的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在中国许多城市，高利贷泛滥与当地经济发展过度依赖房地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楼市调控政策下，民间借贷成了许多城市发展房地产的主要资金来源。如内蒙古鄂尔多斯是一个只有160万人口的城市，依靠得天独厚的扬(羊)眉(煤)吐(稀土)气(天然气)四大资源，人均GDP超过了香港，进而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拆迁和房地产开发，其资金80%依赖民间借贷市场。据当地有关人士估计，其民间借贷的规模在2000亿元以上，最高年利率在60%以上。2011年，鄂尔多斯房地产计划销售商品住宅1200万平方米，意味着当地人至少拥有人均10套以上房子。以高息民间借贷支撑的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风险的多米诺骨牌将砸到游戏的所有参与者，届时鄂尔多斯有可能出现遍地烂尾楼的悲惨景象!
高利贷泛滥不单是严重的经济问题，更是严重的社会问题。近来温州等地不断出现老板出逃的传闻，每一个出逃老板的身后，都有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参与民间借贷的普通家庭在哭泣。随着越来越多的高利贷链条的断裂，越来越多的高利贷受害者积压已久的怨气将会最终引发一场社会大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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