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债20亿的温州“眼镜大王”胡福林逃跑了!蓝天药房老总“跑路”了!年总产值10亿的温州东特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老板姜国元开溜了……浙江在线报道，据当地政府有关负责人透露，仅9月22日一天，温州就有9个老板“走佬”。一个又一个老板“走佬”，警示温州民间借贷的危机，同时也拷问着温州模式下的企业发展之路。“不务正业”的赌徒式发展模式终于让部分温州中小企业在深秋尚未来临之时率先倒下。
温州老板“集体出逃”
据《今日早报》的报道，最近温州当地最热门的论坛“七零三”中出现了一份“温州大老板胜利大逃亡名单”，成为当地人最热门的话题。
“4月初，位于温州龙湾区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失踪。目前公开的原因为黄鹤参与大额赌博，欠下巨额赌资出逃……”
“9月15日左右，浙江祥源钢业、温州宝康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保忠失踪，欠银行贷款2亿多元，民间借贷8000万元，承兑汇票5000万元没有归还。”
“9月22日，温州龙湾蓝天大药房老总跑路，涉案资金8000万。”
“9月22日，温州最大的眼镜企业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欠款8亿跑路(据知情人透露，实际欠款达20多亿)……”
在这份冗长的名单中，列举了4月以来“跑路”的温州企业主，原因大多数相同——资金链断裂。该名单已列出了超过30家老板“跑路”的企业。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在“重灾区”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了20多起跑路事件，其中借贷规模在10亿元以上的“老高”跑了3人。而有名有姓，有据可查的老板出逃温州企业已经达到50多家。
另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眼镜大王胡福林的出走，使得温州民间借贷骨牌效应显现。
胡福林是眼镜行业龙头企业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信泰集团”)董事长，9月20日“出走”后，企业员工、供货商以及社会融资等突然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9月26日，员工工资问题已渐渐平息。老板出走之后，信泰集团厂内员工越来越少，一些员工领取工资后，收拾好衣物离厂。
温州市瓯海区政府9月25日晚间称，信泰集团在瓯海经济开发区现有员工1800人，截至9月25日20：00，该公司已有1200余名员工领到8月和9月份全额工资。
信泰集团设备等资产目前完好，办公楼共有五楼，二楼是行政服务中心。 对于胡福林的“出走”，瓯海区政府目前给出的原因是“该企业投资面大，融资困难，资金链断裂”。
信泰集团一高层向记者惋惜地称，老板走的前一天，公司还在正常经营，订单都来不及完成。在这位高层看来，企业资金链断裂是胡福林出走的直接原因，“4月份，很多人找我们问要不要资金，钱还用不完，8月底开始，民间借贷突然抽离资金，银行不仅不给贷款，而且还要提前收贷。8月份，是公司冲刺上市的关键阶段，6月份资金充足冲刺上市时却有一条件待补。”
今年上半年，继炒股、炒房、炒黄金后，温州资本开始“炒钱”。
央行温州中心支行公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极其活跃，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温州民间借贷规模高达1100亿元。据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公布的问卷调查显示，今年第二季度，选择“民间借贷”的储户占到24.5%，首次超越“房地产投资”跃居首位。4月份，温州当地出现个别企业老板“跑路”事件，随后数量递增，到了8月份，形势越演越烈，9月份情况继续“恶化”，据不完全统计，9月12日至22日，10天时间内有7名企业老板“蒸发”。
“摊子铺得太大，一旦出现资金问题，企业将难以为继”，“如果企业上市，情况或有所改观”。该公司一高层称。
“胡福林是我的好朋友，同时也是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的副会长，前几年从眼镜行业发展到光伏产业和房地产业，对这几年的形势判断过度乐观，战线拉得太长，投入也很大。”周德文告诉记者，“上半年开始，一些中小企业倒闭已经开始，但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最近出现出逃的企业都属于较大规模，并且在业界的信誉都还不错，说明中小企业生存形势已经严峻，这种不容乐观的趋势正在继续蔓延。”周德文统计。$nextpage$
就是因为这个畸形的利益链，牵连着众多温州企业，而这多米诺骨牌还在倒下。周德文对记者预言，随着年底春节还贷高峰期的临近，温州还会出现大规模的信贷违约，跑路潮会愈演愈烈。“春节前很有可能爆发。”
时隔多年，曾经是民营制造业之都的温州，似乎已风光不再。2001年时，温州拥有近4000余家打火机企业，占据了全球金属打火机80%的市场份额，同年9月，温州因此获得“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的称号;十年后的今天，保留下来的企业却已经不足100家。同时，拥有“中国鞋都”之称的温州，在2005年相关媒体的报道中，温州有鞋企近4000家，而6年后的现在，仅有2600家鞋类企业处于生存状态。
根据目前民间的不完全统计，面临困境的温州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鞋业、眼镜业、钢铁业等传统行业，这些原本支撑温州经济飞速发展二十多年的行业正普遍面临利润薄、市场萎缩的现状。
令周德文担忧的是，除了这些传统制造业，一些成长型的中小企业在这次“民间借贷危机”中也岌岌可危，如信泰集团董事长在出逃之前就已经转投光伏产业等新兴产业，试图走出传统产业困境，但寻求转型之路依然失败。“目前来看，温州的中小企业危机四伏，前景堪忧。”他认为，这些企业需要有关部门引导，实现过渡和转型。
“楼市泡沫为全国之最，各制造业纷纷锐减，纷纷参与借贷，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借贷之城’、‘炒钱之都’。”一位温州本地人这样评价如今的温州，他同时也担忧，接下来的温州企业日子会越来越难过。
高利贷之祸
浙江、江苏、福建、内蒙古等地不断爆出民间高利贷崩盘的大案。这说明，高利贷形成的“堰塞湖”风险正在显现和释放，同时也向监管层发出警示：是时候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疏导并防范可能存在的风险，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的安全了。
《中华工商时报》刊文指出，高利贷作为民间的一种非正常的融资手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就一直或隐或现，广东、福建等地甚至早已发展出了颇具规模的成熟地下钱庄。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根本原因是，银行、政府等部门的政策金融支持无法满足企业或个人的投资需求。特别是在当前通胀压力之下监管层不断紧缩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银根，导致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从银行等正常渠道融资的难度越来越大，企业不得不从民间渠道融资。这种潜在的巨大需求是民间借贷泛滥的根本动因。
从已经曝光的一些案件中，不难发现当前民间高利贷的一些特点：一是涉案金额巨大，动辄数亿元甚至数十亿元，并且利率极高。据报道，在福建建阳刘斌案中，仅建阳的担保公司损失就超过10亿元。二是对社会和企业危害巨大。在高利贷的巨额利润的诱惑下，很多债权人向亲朋好友借钱去放高利贷。更令人担心的是，很多中小企业甚至放弃主营业务，利用手中的固定资产从银行借款后，也参与到疯狂的高利贷游戏中。只要高利贷链条断裂，带来的将不仅仅是财富的消失，更是种下了社会不稳定的因子。三是一些担保公司也参与到了民间高利贷中，民间资金与众多担保公司联结成的金融链条，将高利贷的风险成倍地放大。
《人民网》发表评论说，这是个民间借贷几近“疯狂”的年代。钱从银行流入民间借贷，资金链条越拉越长，而借钱的企业无法偿还，最终会对银行产生冲击，牵连的经济体越来越多，从而发生所谓“中国式的次贷危机”。
今年以来，由于欧美债等危机导致国际经济动荡不安，出口订单的萎缩以及劳务、原材料等成本的不断上涨使以出口为主的温州等地中小企业的经营情况十分艰难，加上货币政策收紧，几乎隔断了中小企业依靠银行贷款融资的道路，让它们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市场“解渴”。
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民间借贷市场迅速火爆起来，借贷利率随之水涨船高，几欲“疯狂”。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一份相对保守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各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年利率分别为23.01%、24.14%和24.81%，单季上涨11.91%，比上季度涨幅高8个百分点。
周德文更是指出，中小企业聚集代表地温州目前的民间借贷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2到6分，有的甚至高达1角5，年利率高达180%。而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实业毛利润不会超过10%，一般在3%-5%，借高利贷很容易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被逼上绝路后不得不“出走”。
《国际金融报》报道，“正规金融机构与民间金融间存在的利息差是导致民间借贷利率高的原因，同时也是信贷配置不合理的结果。金融危机后，银行资金愈加倾向大企业、大项目，而通胀形势出现后，国家实行了长期的货币紧缩政策，使中小企业信贷更为紧张，在此种情况下，只好转向民间借贷，风险逐渐暴露。”
据了解，民间借贷参与者众，甚至有银行资金也充当了民间拆借的“二传手”。
“如果国家再不‘出手’，肯定会出现次贷危机。”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袁钢明了解，有些大企业利用优势以低息从银行贷款，然后加价转给别的企业进行投机。那些企业因为借贷利息高，会用钱进行高风险投资，如房地产等暴利行业。一旦投机产业出现风险，就会引爆次贷危机。这也是国家银行不给中小企业规范的贷款资格的后果。
袁钢明进一步指出，“最近部分中小企业因融资链条断裂跑路，很多都是因为把资金大量投入房地产、买矿等高风险暴利行业而出事的。踏踏实实做实业的，资金反而并没那么紧。”此观点也得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的赞同。
民间借贷越来越疯狂，高利贷的风险已引起了监管层的高度关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8月份在甘肃考察时就强调，要严打非法金融活动，重点是社会非法集资和市场金融传销，切实维护金融市场秩序。9月中旬，中国银监会发布风险提示称，“人人贷”等信贷服务中介存在潜在风险，要求银行做好风险预警监测与防范，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工商管理部门加强沟通，严查一些不实宣传。
民间借贷乱象
高息借贷、资金链断裂、跑路消失……是民间金融最为活跃的温州一家企业日前所遭遇的一幕。它的背后，是原本极为普通的资金拆借行为——民间借贷，在一些地方正变得日益疯狂的现实。
“‘跑路事件’是民间借贷日益疯狂的一个缩影，一些企业身陷高利贷而导致资金链断裂、借款人人间蒸发的现象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警示。
据《新华网》，民间借贷是指企业之间、个人之间、个人和企业之间发生的以生产性用途为主的资金拆借行为。作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民间的借贷行为本是中小企业获得资金支持的重要渠道，不过，在今年信贷紧缩、流动性紧张等因素影响下，由于贷款利率水涨船高，民间借贷市场随之变得疯狂起来。
“与过去几年相比，今年的民间借贷发展非常火爆。”长期做投资生意的中融联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高杰告诉记者，民间的资金拆借行为正在从两年前的苏浙等沿海地区扩展到山西、内蒙古等内陆地区，从制造业企业扩展至商贸流通企业乃至普通家庭，一些地方甚至有“全民放贷”之势。
虽然无法对当前民间借贷市场总量做出具体估算，但央行研究局日前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在去年中国民间借贷市场开始抬头之时，这一市场的资金存量就已超过2.4万亿元，占当时借贷市场比重已达到5%以上。报告指出，近两年来，中国民间借贷资金量逐年增长，存量资金增长超过28%。
“看看高利贷利息就知道民间借贷的疯狂程度了。在年中资金最紧张的时候，想月息5分(年息60%)借到钱还得靠关系，6分、7分很正常，有的企业明明知道还不上钱，只是为了能借到钱让企业多拖几天。”高杰介绍说。
央行研究局报告认为，受信贷环境趋紧等因素影响，目前民间借贷利率水平较过去有了明显提升;借贷期限短期化趋势也日益明显，资金多用于借贷方弥补短期自有生产资金不足。在流向方面，报告认为不排除一部分民间借贷资金用于炒股炒房。此外，这类借贷行为缺少正规合同，往往以借条协议、口头协议为主，这使得借贷风险日益变大。
专家指出，民间借贷原本属于中性的经济行为，然而当它走进当前利率畸高的发展阶段后，给金融业、中小企业、实体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放大。
“民间借贷所具有的特征决定它很容易陷入借新还旧、越滚越大的恶性循环，这种循环只有在利率不断上升的预期下才能保持平衡，一旦平衡被打破、资金链断裂，就会面临巨额资金无法收回的局面。”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指出。
高息的民间借贷给中小企业带来的杀伤力不容忽视。“当前一些担保机构、典当行、寄售行、网络借贷平台等机构受利益驱使，超范围经营，或者违规开展‘高利贷’业务，这给困境中的中小企业增加了融资成本。”人民银行市场司副司长吴显亭指出。
当过高的融资成本在加大企业经营压力的同时，也在加速着企业、资金从实体经济的抽逃速度，而“温州跑路事件”成为这一抽逃过程的明显标志。$nextpage$
“问过沿海金融办工作人员关于部分企业融资链条断裂乃至跑路的事，他们说只要是一直踏踏实实做实业的，资金并没那么紧，出事的企业不少是把精力大量投入房地产、买矿以及民间融资活动。”温州企业资金链断裂现象也引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的关注。
资金抽离实体经济的现象也引起财经评论员叶檀的注意。“9月份前半个月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比8月末大幅减少。我们从掌握的数据和一些案例来看，确实有相当资金流向了民间金融市场，以及从民间金融市场流向了高利贷企业，流向了投融资公司。”
目前民间借贷的疯狂乱相也引起主管部门的关注。银监会日前下发了相关风险通知，央行也提出要采取多种措施，合理规范民间借贷市场。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中小企业生存之艰
《新华网》的调查发现，在这些因无法如期还清民间高利欠款而“跑路”的老板身上，折射出的是当前中小企业的生存之艰。“钱荒”、“用工荒”、“油荒”、“电荒”、“订单荒”等各种饥荒扑面而来的背后，是一些体制性障碍导致了中小企业生存环境恶化的现实。解决小企业“融资难”，先要解决小企业“融资贵”，不能把小企业当作银行赚钱的“唐僧肉”。小企业客户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如果只考虑赚钱，过高地增加企业融资负担，就是“竭泽而渔”。
“房子是租的，地也是租的，资金都是流动的。要是银行按照以往抵押物要求，我们很难贷到款。”深圳市金百泰珠宝首饰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巍告诉记者，今年以来，“等贷”已经成为他们这种小企业主的常规状态。
记者调查发现，不同于2008年金融危机，今年一些小企业的订单比较充裕，本该是扩大规模经营的时候，然而，紧缩的信贷规模和高额的融资成本使得很多小企业放弃了不少订单。
西电捷通公司是一家年利润超过2000万元的高科技企业，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标准，他们符合“最近两年连续盈利，净利润累计不少于1000万元，且持续增长”的要求，但在上市筹备过程中却遭遇了门槛问题。
该公司副总经理黄振海说，“那些准备登陆创业板的大规模企业拉高了门槛，出于成功率、风险和效益的考虑，无论券商还是发审机构，都会优先推荐大规模企业登陆创业板，我们小企业上市难度较大。”
除了融资难且贵，赋税也压迫着小企业敏感而脆弱的承受力。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中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率为20%，但是过高的门槛却使大部分中小企业都达不到这个标准。
北京鑫峰物流董事长孙京学告诉记者，作为一家年利润几千万的图书物流小企业，25%的所得税率对他们来说相对偏高，而各种隐性的非税收费也更加重了中小企业的负担。
“外围经济形势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剧，出口型中小企业正面临着比任何时候都为严重的生存压力。”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秘书长齐力然告诉记者。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近期发布的《小企业经营与融资困境调研报告》显示，抽样调查的小企业中，半数以上是依靠民间借贷维持生存，能从银行贷到款的只有15%，而金额在100万元以下的贷款基本为盲区。
“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金融结构二元性特征所致，银行信贷资金继续向大城市、大企业、大行业集中，国企与民企在融资可获得性和贷款利率方面差距巨大。”经济学家辜胜阻认为。
“民间信贷利率高企并不是利率市场的表现，而是融资机制不畅导致的。”建行副行长朱小黄认为，基于收紧流动性的货币政策，银行信贷规模被限制，而IPO、发债等其他融资渠道又不通畅，小企业被逼向民间融资。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小企业研究中心陈乃醒认为，今年劳动力资源匮乏也是导致小企业日陷饥荒的重要原因。
“今年物流生意不错，但因为成本上升得厉害，我们不敢贸然扩张。”孙京学说，“目前油价涨到8块多一升，装卸工工资从800块直涨到现在的3000元，公司还得为每人每月缴一定数量的五险一金。”
陈乃醒认为，与过去30年相比，当前中国劳动力供给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供求关系出现变化，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以前过度依赖劳动力低成本的中小企业将会面临倒闭。
“只有让中小企业顺利进行技术转型，让中小企业回归到投资实体经济领域，帮助中小企业把对人力资源的依赖转化为对技术的依赖，小企业倒闭状况才能得到有效改善。”他表示。
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温州有20%的中小企业处于歇产或半歇产状况。浙江省新增中小企业5万多家，关闭的也有1万多家。广东中小企业中50%处于亏损或利润率在2%以内，仅有22.22%的企业表示利润率在5%以上。除了融资难且贵，赋税也压迫着小企业敏感而脆弱的承受力。
由于中国金融结构二元性特征所致，银行信贷资金继续向大城市、大企业、大行业集中，国企与民企在融资可获得性和贷款利率方面差距巨大。与“跑路”相比，转型尽管艰辛，但却是企业的唯一生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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