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应当是地方官员的追求。而“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则是对不作为、乱作为的为官者的鞭挞。
坚持“四不”
读唐代孙樵《书何易于》一文，深感唐代四川益昌令何易于坚持的“四不”，颇给人以教益。
“不屈从上命”。上令下从、服从领导，是对为官者的基本要求。然而，若不分是非、不讲原则、唯令是从，就可能逾矩违法。只有头脑清醒、以民为本、依法履职，才能自立自强，裨补上级的疏漏。何易于作为益昌令，为了不增加百姓负担，冒着受惩罚的风险，对搜刮民脂民膏、征收茶税的天子诏书，抗命不遵，“纵火焚之”。其过激行为如遇天子一怒，后果不堪设想。幸而得到观察使的谅解，“以易于挺身为民，卒不加劾”。倘何易于不加分析地执行税令，百姓不堪其苦而奋起抗争，势必影响社会稳定。
“不奉承上司”。有人信奉“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对上司投其所好、送钱送物，混到时候自然会升官。比如，吕不韦靠送钱送女人，谋取了文信侯、相国等高位，成为秦始皇的“仲父”。然而，用不正当手段谋取的功名，往往是一剂毒药，吕不韦最终因祸自杀。何易于则不然，他接待来往官员都是“传符外一无所与”，更不去跑和送。刺史崔朴带随从乘船春游路过益昌，征用民力拉船，何易于竟以考虑“百姓不耕即蚕、隙不可夺”，亲自“腰笏引舟上下”讽谏，弄得刺史十分狼狈，“与客跳出舟、偕骑还去”。有何易于这种“前车之鉴”，其他官员也就不再到益昌“视察”扰民了。
“不祸害百姓”。滥用民力、制造政绩，是不良官员的惯用伎俩。有的官员好搞“形象工程”，积累政治资本，为升迁铺路。何易于则是“治益昌三年，狱无系民，民不知役”，当地没有盗贼，收税不催逼百姓，自出俸钱应对徭役，体恤孤弱，经常“问政得失”。他外出办公，“道从不过三人”。何易于“廉约如是”，得到了百姓拥戴;因他在朝廷考核时被评为“中上”，就有百姓为他评功摆好、鸣不平。
“不经营关系”。上谄下交、左右逢源，是有些官员保官的手段。有的官员为能在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热衷于拉关系，经营“关系网”。比如，权臣严嵩很善于笼络皇帝身边的亲信。看到皇帝眷念被革职的夏言时，严嵩明知夏言瞧不起自己，仍主动提出启用夏言。上朝时，他对皇帝身边的太监也拱手传情，修好关系。而何易于却正气凛然，从不因私接待来往官员，对不知农时的直接领导——刺史也不留情面，自然不能使其为自己升官“说好话”。何易于当了几年益昌令，只能平调去当罗江令;到任后仍然我行我素，“其治视益昌”。
为官之道来源
要想当一个上级放心、下级心服、群众满意的好官，必须“一知、二得、三能、四而”。只有这样，方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才能干一番力所能及的事业。
一知，知人善用。察人之优劣，晓人之脾性，用人之长处，避人之短缺，这是为官用人的基本功。选人应选德才兼备之人。德以孝为先，才以专为优。子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德之本也。故，忤逆不孝之人千万别用;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想干，貌似全面，实则无能的万金油式干部最好免谈。
二得，挡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为官在任，虽前呼后拥风风光光，但风险极高如履薄冰。所有贪官，无论古今中外，均离不开“财”、“色”二字;均因挡不住诱惑，耐不住寂寞所致。前清的和珅如此，京津沪渝的个别领导，如北京的王宝森、天津的宋平顺、上海的陈良宇、重庆的张宗海都是如此。前不久，重庆打黑中处决的著名黑星文强也不例外。俗话说得好：财、财、财，缺之难过多为害;色、色、色，千姿百态如蛇蝎。因此，只有挡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方能规避风险。殊不知，扣错第一颗纽扣将一错到底，挡住第一次诱惑才一路顺风。
三能，语言能力、文字能力、综合协调能力。当官者，须能说会道，能写会调。三分钟的即席讲话，两小时的长谈阔论，都能抓住听众，妙语连珠头头是道;下笔千言不能离题万里，矛盾重重可以巧妙化解。这就是本事，这就是能力。很难想象，台上讲话语无伦次不知所云，身陷漩涡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之人能为民办事。相比之下，处事不惊、遇险不慌、协调有力、调度有方的综合协调能力，是为官之主要能力。
四而，士而能容、刚而不屈、中而不偏、正而远斜。容者，宽容也;刚者，原则也;中者，公正也;正者，廉洁也。宽以待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宰相肚里能撑船是为官者的基本修养。为官者切忌：筷子一提，可以可以;酒杯一端，原则放宽。办事公开公平公正，一碗水端平，是为官者的基本素质。清正廉洁是为官者的基本道德。古云：“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不求一尘不染，必须两袖清风，是为官者的官风基准。“一尘不染权当笑谈，两袖清风方显本色。”“乐自清中出，烦自贪里来。”“甘守清廉报家国，不为贪脏羞儿孙。”这些古训警句应为为官者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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