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文明办副主任王世明称：“尽管有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的现象，但这绝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观”。王世明认为，评价中国人的道德，要分清主流和支流，要从事实当中得出结论。从主流上看，中国人呈现了良好道德风貌。
我们须承认，中国人的道德，是一个巨大而繁复的命题，远远不能一言以蔽之。一方面，现实之中，似乎充斥着恒河沙数的非道德和反道德行为，所烘托出的道德氛围昏聩而朽败，我们被这种氛围所笼罩，内心充满了深深的叹惋和绝望。在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脱口而出，“这是个不可救药的社会”，对于这样的判断，我们似乎确定无疑。
但另一方面，在社会面临一些极端情境的时候，比如地震，我们的确可以清晰而明确地看到，中国人充沛道德感的惊鸿一瞥。我们从中看到了守望相助、无私奉献、热血和爱力，信任与友善等等有关“善”的情感，这些道德情怀的迸发都是真实和有分量的，传达着这个社会深层次的正面能量。在这个时候，我们往往又会认为，中国人的道德根基仍然根深蒂固，这个社会仍然是可以托付终身的。
道德的复杂性源于人性的复杂性，而道德社会化之后，又与社会的复杂性盘根错节。可以说，道德从来不仅仅是道德本身，它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人心等诸多因素相伴相生。所以，也从来没有单纯的“道德滑坡”，它总是多种力量推导的结果。任何道德都是在人的社会关系中形成的，都是某种程度的公德。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相继在社会道德领域通过推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发布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举措，引导群众更好地规范自己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而《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更使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道德具有了明确的方向。但与之相背离的是，父子反目、夫妻相斗的事件并不少见;学校为了分数，将道德教化抛置一边;医院为了效益，让医德和救死扶伤统统走开……而在中国极其脆弱的道德生态中，道德环境最大的污染源就是贪污腐败，且有越演越烈之势，渗透各行各业、各部门，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现代社会的礼法秩序是建立在现代法律的基础之上，与过去建立在儒家道德基础上的封建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实际上，礼法盛行的时代，就是一个道德仁义败落的社会时代，比如法家盛行的战国时期、秦帝国时期。实际上，无论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其依据的标准，内在的价值体系应该是一贯的。只是，法律将社会的道德观以最低标准的形式，明晰地给予规定。那么，以法律为准绳的社会道德观念，必然需要仰赖法律以公平、公正、合理的维护来加以固化。反观之，在现阶段的道德滑坡问题中，究竟谁做了那个破坏者的角色?
彭宇案实在太典型了，以至于当需要论述法律以及官方对于民间道德的引导、影响的巨大作用时，你很难绕开这个被引用了无数次的故事。当法官判彭宇赔偿4万多元时，他惩罚的远不止一个彭宇，而是剥夺了全体公民在道德取舍中不犯糊涂的权利。当天津的法官要用“惊吓”为由判许云鹤承担责任时，他惊吓到的不止一个许云鹤，而是扰乱了全体公民的道德体系。
很显然，单靠某个人、某个群体的道德自省是不可能有什么效果的。解决现实社会中道德困境的途径就是道德立法，从源头遏制人的非道德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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