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地铁上看手机小说之外，在外出差时也常用阅读器打发候机时间，有时也会用ipad消遣玩乐，候机、等车、等人、电梯里、上下班途中、会议茶歇，生活中每个间隙都可以用来阅读。
或许这样的阅读即是典型的“碎片化阅读”。根据第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接触过数字化阅读方式的国民中，83.6%的读者阅读电子书后就不会再购买此书的纸质版。其中，人均每天接触传统纸质书报刊总时长为54.13分钟，而人均每天接触网络、手机阅读和电子阅读器阅读的三项合计时长为54.80分钟，已经略超出读纸质书报刊的时长。
数字阅读，可分为PC机阅读、阅读器阅读和手机阅读，而现在出现的趋势是，手机阅读的比例大增。中国权威的书业媒体中国图书商报和读吧网，在今年4月世界读书日前夕发布的中国电子图书发展年度趋势报告显示，2010年手机阅读的比例从2009年的10.7%激增到2010年的34.8%，相比之下，PC机阅读则出现了大幅度的滑落，与此同时，手机阅读销售收入比2009年增长了203%。
数字阅读缺乏优质内容
艾媒市场咨询集团在调研中发现，言情、都市、武侠以及玄幻、悬疑类是最受中国手机读书用户欢迎的作品类型，其中言情、都市、武侠分别以18.2%、16.1%和14.7%分别占据前三甲，“小说类占比最大，达到83.3%，而经管类和生活类的电子书籍只占11.1%，”艾媒集团董事长张毅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这个受众群体是以年轻人为主。”
这些小说，以网络写手的作品为主，日常人们在报刊读书版上看到的对本周或本月新出版的纸质书前十名的热门好书，在这里基本见不到，这里的阅读世界与传统意义的读书界似乎是两个世界。
是因为数字出版商们不去关注优秀纸质书的数字出版吗?中文在线是国内做中文数字出版较早的服务商，其内容中心总经理于静认为，数字出版实际上是一个倒过来的过程，“技术决定渠道，渠道决定用户，用户决定内容，用户的需求刚刚到这样一个阶段，手机阅读的时间主要是上下班和晚上睡觉前、中午休息的时候，这时候并不见得需要大段的文章。”
中文在线也是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的合作伙伴之一，这个阅读基地在2010年5月5日正式启用，目前已同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浙江出版集团、中信出版社、盛大、方正、新浪等120多家内容提供商开展合作，汇聚了21万册精品内容，95%以上是原创图书。不过，这数十万的精品内容何时变成年轻读者用户们自愿下载和阅读的内容，恐怕还是遥遥无期。
7月6日，第四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对手机的无限潜力表示肯定的同时，更加担忧以手机为代表的数字出版内容质量，“严重缺乏优质内容，而且优质内容也很难脱颖而出。”
“深阅读”的内容瓶颈
“那种比较沉浸式的、有知识、有系统、有深度的阅读，在数字出版的环境下确实刚刚开始，因为对这类内容有需求的人群才刚刚接触数字出版，而从纸质出版的教育体系下解脱出来的年轻人并不愿意进行深度阅读，只有当他们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需要提高的时候才会再读。”于静认为，只要人们去获取结构完整的、建设性的、有贡献的知识的需求不会消失，在数字出版的环境下深度阅读就不会消失，“用户的需求会一直存在，并且会越来越强。”
然而，目前想要通过电子阅读来满足深度阅读的需求，并非易事。方正阿帕比公司执行总经理赫思佳对此体会颇深，她从事数字出版已经有10年，现在看书还是以纸质为主，“我想看的书电子版的找不到，大部分我想看的书电子版还是没有出来。”赫思佳平均每月读5本书左右，什么类型的都读，尤其喜欢国外文学和科技探索类的书籍，“如果有电子版的话我肯定会看，我们都会经常找不到，更不要说一般读者。”
尽管许多优质传统出版物已经成功转化为电子书，但是，读者找起来却并不容易，“深度阅读，除了用户群本身的需求程度之外，还有精准到达的问题，要把适合的人群和适合这个人群的阅读内容完全匹配。当量非常大的时候，这个匹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这个事情现在的数字出版企业做得一般，没有特别好的。”于静表示。
作为数字出版技术提供商的赫思佳和同事们也尝尽了其中艰辛，“过去9年，我们作为技术提供商，还帮助他们把内容卖出去，但也仅仅是卖到机构去，像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企业和政府机构，而这恰恰是一个封闭的市场，读者在网络上是很难从中获取更多的内容。”
同时，赫思佳发现，数字阅读的内容更新并不及时，“现在大部分出版社都很滞后，纸书出版了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之后，才舍得把电子版出来，这是一个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现在是2011年，我们把2010年1月1日之后的书、也就是一年左右的书都叫新书，大概现在出版社每年出版新书的比例占到20%到30%能够出电子书，而且不是同时出版、不是当月出版，我是指一年左右。”
“在中国比较严重的还是盗版问题，这令出版商非常头痛，当然传统出版也有盗版，但是现在数字出版环境下就更容易了，“(出版社)内心多多少少还是对数字出版有一些抵触。”
于静也表达了同样的无奈：“对于原有的版权体系里面的作家来说，他们固有的心态是，传统出纸我的版税是固定的，版权一旦变成电子版的很容易成盗版，会影响我的收入。他们是不希望数字出版进入到传统版权的，那么需要读这类电子书的读者就找不到书，其结果就是要么买纸质书，要么继续盗版，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电子阅读器似乎在拯救阅读，让读书的人多了起来，但是，“读书的人”和“读书人”有着本质的不同，数字阅读的浅层化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对阅读本身造成了伤害。数字阅读，容易陷入浏览式、随意性、跳跃性、碎片化，这种阅读习惯将致使思维能力弱化，最终导致文化底蕴散失，而传统观念认为，阅读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照此而言，阅读的深与浅对一个社会精神气质的形成和走向至关重要。
要避免数字阅读可能带来的“浅阅读”倾向，将信息化为知识，将碎片化为体系，需要解决数字出版内容滞后、数字出版版权保护等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并且要在硬件开发上不断创新，让沉浸式的“深阅读”在电子世界里也能觅到栖身之地。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王余光说，最近两年，关于阅读的争论似乎少了一些，他记得2007年前后，关于“浅阅读”和“深阅读”的讨论不绝于耳。引起学者恐慌的一个背景是，在从1999年第一次到2005年第四次的全国阅读调查中，纸质图书阅读率已经连续4次下跌，从60.4%降至48.7%，这个数字传递出危险的讯号：至少有一半中国人已经不看纸质书了。
部分学者认为，“浅阅读”符合大众流行文化与消费文化的基本特质，将引向功利性阅读、思维能力弱化，最终导致文化底蕴散失、降低民族素质，而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数字阅读的思维方式所致。为此，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和部分作家提出设立“国家阅读节”，引发学者余秋雨的公开反驳，赞成、反对，质疑、拥护，有关阅读的讨论一时持续升温。
与此同时，国民网上阅读率大幅攀升，随着电子阅读器、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发展，数字出版与数字阅读声势渐涨，尽管仍有人将数字阅读与浅阅读等同，但有更多的学者和受益者开始为数字阅读正名，一位网友的发言颇具代表性：“我也喜欢纸质书，但至少现在没人捧着竹简看了!”
渐渐地，读者不再执著于深浅阅读的阅读形态与利弊之争，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或深阅读和浅阅读)之间只有分立，没有对立，它们泾渭分明，但可以同时存在，对阅读者而言，只是意味着宽泛的各取所需和不同的阅读快感。$nextpage$
《中国新闻周刊》与新浪网联合的网络问卷调查结论佐证了这一事实，在5089位参与者中，“既读电子书，也读纸质书”的读者占到6成以上(截至2011年7月8日)，而单选“纸质书”与“电子书”的读者则大致持平，仅为15%左右。
只要在阅读，就是一个好的开端
今年初，王余光教授曾应山东省公安厅之邀，为警察们作一场关于经典阅读与深度阅读的讲座。返程时，一位警察为了与他讨论，甚至坐上火车跟到北京，这位警察拿出自己的iPad，打开《孙子兵法》阅读程序，界面上有原文、注释、翻译、图示，甚至还有动画效果，“这样的东西，年轻人才爱读，你让我读纸本的，但是我读不下去啊。”这位警察最后力劝王余光教授，以后应该大力倡导类似的经典名著程序开发。
王教授认为，这位年轻人说得不无道理，事实上，“阅读习惯的改变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读书还是读网，这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读什么内容。”
几年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系教授陶东风曾组织文艺学沙龙，本系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参加，每次指定一本书目，如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之类的书，大家各自阅读，两周后聚会讨论。然而，沙龙在举办了两、三次之后就坚持不下去了，因为大家都难以完成这个限时的阅读任务，“越拖越长，自己都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他也想过将这本书推荐给19岁的女儿看，可惜女儿没有兴趣，她和同学们，喜欢上网或是用手机阅读玄幻、青春类故事，比如日本、台湾的耽美小说、韩国校园小说这类，而他的妻子，则钟爱养生类书籍。
在陶东风教授看来，近些年，国民阅读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实用性、工具化倾向，在实用、物质、身体色彩迅速增加的同时，审美、人文、精神的维度日益萎缩，他称之为“‘过日子’时代的大众阅读”。而在上世纪80年代，国民阅读面貌大为不同，当时中国社会各界，从知识分子到一般大众，保持着对于政治理想与人生价值重建的极高热情，陶东风的书柜里，仍整齐收藏着《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走向未来丛书》中的部分作品。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深度阅读，是很危险的。”王余光教授表示，而拯救深度阅读人口的基础仍是扩大阅读人口，“就像一个金字塔，阅读人口的基数越大，深度阅读的基数就大，如果一个民族连阅读习惯都没有，深度阅读的人数相应就会非常小。”在美国，克林顿政府曾提出“美国阅读挑战”运动，大力提倡读书，2005年，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还首次举办了“读吧!新加坡”活动，培养国人阅读风气。
2006年，在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的倡导下，中国从国家层面推动全民阅读活动。2006年4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了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后更名为“阅读推广委员会”)，以倡导图书馆界走出内部交流、重视社会影响，推动全民阅读。从2007年起，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项目也由每两年一次改为每年一次，从经费自筹升级为国家财政部专项资助公益性出版科研项目。
然而，在中国西部地区，一个贫困县可能仍然没有图书馆，在政府力量之外，民间的读书会、读书沙龙等社会读书活动，与台湾等地相比差距甚大。王余光教授曾特别关注过民间图书馆——有的馆长以捡拾破烂为生，却积攒起几百本图书，供亲邻借阅。
从2008年发布的第五次国民阅读调查开始，纸质图书阅读率终于止跌反升了，今年4月发布的第八次调查显示，图书、报纸、杂志的阅读率仍在继续上扬，而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达77.1%。可以推测，强劲增长的数字阅读与稳固增长的纸质阅读之间，正呈现着相互冲突、却又共生共荣的复杂态势。
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陶东风教授称，不必刻意区分深浅阅读或是纸质电子阅读，提倡“中阅读”更为现实。比如，在社科及人文领域，最近几年，以案例而不是理论为引，以通俗语言传递深刻内涵的书籍越来越多，如李零《丧家狗》、刘瑜《民主的细节》等等。
“无论如何，只要在阅读，就是一个好的开端。”王余光教授说。或许，对于阅读的未来，我们可心存谨慎，但亦抱有乐观。
呼唤“有价值”的阅读
近来，京沪穗等地均有知名实体书店“歇业”，人文书店的困境早已变成一种无可奈何的“正常”，但与书店凋敝形成强烈反差的现象是：8月20日，郭敬明带领《最小说》主创团队成员现身南国书香节，原定于下午2点半举行的读者见面会因现场场面混乱被迫一再延后，最后郭等现身时间为10分钟。一方面，部分人文书店纷纷关门，另一方面，因为要求签名者太多而一书难求，这种相互矛盾的信号让人惘然：中国的阅读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国人的阅读轨迹发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变化。80年代是精英阅读和启蒙阅读，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成长期，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人们，面临着书荒和对“文革”的反思，如饥似渴地阅读，有人称此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在精神阅读的主流表层下，大众阅读潮流或通俗阅读潮流，也在悄悄地进行;80年代后期，社会上出现了“男读武侠、女读言情”的热潮;到了90年代，阅读逐步分化，大众化阅读、世俗化阅读成为主流，无论大众还是知识分子，都是一种茫然的状态，阅读是破碎的、随意性的、偶然性的。
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中国新阶层力量的成长和社会话语的多元与丰富，加之媒介的影响和推动，尤其互联网的发展，加速了大众文化的分化，让读者的层次变得丰富、立体。青春、言情、财经、励志、名人、小资、卡通、网络、魔幻、玄幻、盗墓、穿越、漫画等都培育和发展起自己固定的阅读群体，阅读进入了多元化阅读时代。在这个过程中，青春文学、官场小说、职场小说成为最发达的分众阅读之一，而实用性阅读也成为一种共性的阅读需求，一批养生书成为热卖的品种。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下中国大多数人的阅读选择正从精神的云端回归到市井社会，消解崇高，远离理想，追求声色的快感。丧失精神的阅读是商业社会的必然还是崇高的堕落?也许，这是转型期间整个社会的痛感，大多数的图书，缺少思想的烛照，缺少独到的观察，反反复复在出版那些陈旧的内容。
长江出版集团总编辑周百义认为，出版的过度商业化导致出版的庸俗化，出版的庸俗化导致阅读的世俗化，出版人要增强社会责任感，不能仅仅以转企为借口而不去出版对社会和读者有教益的图书。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有悠久的传统，在人格的构建上，有很多让人难以忘却的名言，譬如“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譬如知识分子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境界和“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几千年来为什么中华文明的传承没有中止，学界有一个共识，就是汉字和用汉字书写的内容，以及用这些内容出版的书籍。
重视阅读的教化作用，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当然，出版除了以文化人的作用外，还有娱乐功能，但阅读完全成为娱乐的附庸，就丧失了阅读的价值。近年来一直在倡导全民阅读的教育家朱永新先生也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崛起历程就是他们的全民阅读动员历程。反观之，一个人放弃、拒绝阅读也是他的精神荒芜史的第一页，一个民族冷漠、告别阅读的历史也是这个民族的衰亡史的第一页。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人是能够思想的芦苇，所以，我们的阅读要做有思想的阅读。
出版数字化是时代发展不可阻挡的趋势，在数字化时代，如何创造一种有价值的阅读，达到认识、审美和娱乐的功能?首先，要解决的是数字化内容思想的贫乏、文字粗俗的问题，如果仅仅是目前这种质量的作品仍然长期在网上泛滥，数字化不会走得多远，古人云：“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没有文采的文章，是不会有生命力的。网上作品的发表，也必须如纸介质出版物的出版一样，需要选择、加工、提高，这种作者、编辑、读者三合一的格局，很难产生优秀作品。
同时，我们仍然强调阅读经典，即便是阅读数字化的著作，也要从经典开始，经典著作经过了时间的检验，是伴随着人类的成长而积淀下来的典范之作，代表了一个时代科学文化的最高水准，既要“开卷有益”，还要“术业有专攻”。
周百义表示，即使在数字化时代，只要纸介质出版物存在，仍然提倡阅读纸介质的出版物。纸介质出版物除了便于阅读，内容经过“三审三校”外，书籍的装帧、设计、印刷，会使图书浑然一体地产生一种新的视觉美感，读者在阅读深邃的思想内容以外，还可以感受到纸张所产生的文化氛围。如传统线装书，用线缝制、用宣纸印刷出来的蓝皮书，虽然不如现在用胶、用钉装订得更为牢固、耐久，但线装书传递出的古朴、典雅、温馨，仍然让书友们爱不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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