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兰(化名)，44岁，为达到躲避家庭暴力以及同丈夫离婚的目的，竟然设计持刀抢劫出租车司机，希望因罪入狱。近日，西城检察院以涉嫌成立抢劫罪(未遂)向法院提起公诉。目前，张兰被取保候审，丈夫与其离婚，并被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宁肯承受牢狱之苦，也要达到离婚的目的，可见在面对家庭暴力时，受害者的无助和无奈。承办本案的公诉人说：“如夫妻打架的事情，即使报了案，打得很厉害，都会认为是家庭内部矛盾，公安机关不能介入，不利于保护弱势一方。”
无独有偶，近日，一条微博曝光“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对妻子家暴，因为其名人身份，让家庭暴力这个社会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一时间引起网友的广泛讨论，呼吁反家庭暴力法出台的声音越来越高。
统计数据表明，33.9%的中国家庭存在程度不等的暴力问题，而施暴者呈现“高智商”趋势，知识分子至少占了四分之一。国际社会一般认为家庭暴力包括肢体暴力、性暴力、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这些家暴形式往往隐藏深，不易为外人察觉。
据全国妇联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每年约40万个解体的家庭中，25%缘于家庭暴力，在被调查的公众中，有16%的女性承认被配偶打过，可见家庭暴力现象之普遍和严重。很多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受到旷日持久的伤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起初报警无用，反而可能换来更严重的暴力，以至于不敢报警，让施暴者更加肆无忌惮，最终达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据悉，在法律上，家庭暴力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即受虐方不提起离婚诉讼、不单独要求损害赔偿，则不属于法院的受理范围。
反家暴立法空白，缺乏可操作性，家庭暴力甚至无法成为司法机关卷宗上的案由。中国不仅缺乏全面禁止家庭暴力的全国性专门立法，在明确规定家庭暴力问题的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家庭暴力问题的条文只有8条，在这仅有的8个条文中，3个原则性宣示条文只是表明了国家对家庭暴力问题的态度，没有任何操作性可言。
对家暴立法，最重要的还在于举证责任的分摊，“死无对证”正是家庭暴力最常遇到的问题。家暴一般发生在私人场所，隐蔽性较强，取证困难，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常常因为证据不足等问题，受害一方难以获得法院支持。而且中国人往往相信“清官难断家务事”和“家丑不可外扬”，将家庭暴力归入“私事”范畴，公权力几乎不予以插手。
有学者认为，反家庭暴力法可以在不违反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相关证据问题作出新的规定，以适当减轻家庭暴力受害者的举证责任，从而降低家暴入罪的标准。在美国，如果发生家庭暴力，只要报案，施暴者就会被警察带走，并被提起公诉;同样，如果家长未能尽到父母监管职责，被邻居举报或投诉，同样可能面对刑事责任的追诉，并且丧失对孩子的监护权。这正是因为，美国法律对于家庭暴力受害方的举证责任存在一定程度的豁免，体现出对弱者、幼者的倾斜。
家庭暴力是一个多层次的社会问题，仅仅依赖法律并不能完全解决，暴力发生后，重要的还有对受害者的救助，并且防止家暴再次发生。从这个角度讲，需要建立一套从医疗卫生到民政救助，再到民间救助的社会救济系统，但目前民间组织对家暴救助十分困难，法律没有相关帮助，施暴者自然非常抵触，最难的是不能从政府部门得到支持。
解决家暴是一个全社会的命题，司法力量、政府力量、社会力量都应参与其中、形成合力。据悉，目前反家庭暴力法已经进入到最后的调查论证阶段，今年8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庭暴力法纳入预备立法项目，这标志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这部法律的研究论证工作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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