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出了超级大奖，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的一位投注者获得5.14亿奖金，刷新了福彩“三亿大奖”的中奖纪录。但在互联网上，这个奖引起的怀疑远多于羡慕。因为，大奖之外的另一种“真相”值得关注：彩票透明度如何?谁在为其买单?它宣称的公益目的是否达到?
“彩票新闻”大多不靠谱
报纸是人们了解关于彩票信息的主要渠道，但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那些“彩票中奖者和妻子离婚”，“彩票中大奖后买车却不会开”，“照抄别人彩票和别人一起中大奖”等成为一时谈资的新闻，只不过是彩票销售者付钱在报纸上登的特殊广告而已。
福彩和体彩都是地方都市类报纸的广告客户，他们给报纸付钱，但不刊登硬性的广告，而是在每一期彩票开奖之后，向记者提供这些“新闻线索”，如果涉及到本地中奖者，则由记者自己稍加发挥，变成一个煞有介事的“新闻”故事。很多报纸都会设立一个专门的“彩票记者”，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和彩票中心联络，发布和彩票有关的新闻，在互联网上用媒体名加他们的人名搜索，一般都能搜出一大堆彩票信息。
一般来说，彩票中心负责宣传的人会用口述的方式对记者传达“中奖者”的中奖经历，然后记者则根据他叙述的这个故事进行一定程度的“发挥”，彩票中心这样做的理由是，“我们必须绝对保护中奖者的隐私，但同时要对媒体有个交代”。
2009年6月11日，同属成都报业集团旗下的《成都商报》和《成都晚报》都刊登了对一位化名“王博”的中奖者的采访，据媒体描述，这是一个年轻憨直的挖掘机驾驶员，两家媒体采访报道了他补领奖金的经过，都突出其长期坚持买彩票，以及中奖后扬言买宝马的豪言壮语，采访和描写颇为生动细致。然而，在《成都商报》署名记者的报道中写道：“王博表示准备先拿50万元给自己的父母，然后找个女朋友，把终身大事了了。‘原来都是别人挑我，现在是我挑别人了。’王博说得很直接”。而《成都晚报》署名为记者钟茜的报道则写道，“回到邛崃泉水镇，王博回家换了身衣服，拉上怀孕5个月的老婆出门散步。”
究竟谁中奖基本不透明
简而言之，究竟有没有人中奖，究竟是谁中奖，不仅公众不知道，那些“采访过”中奖者的媒体一样也不知道。每一次大奖开出以后，人们都会选择从彩票销售点那里试图了解中奖者的个人信息，例如这一次“五亿大奖”，又吸引了很多人去听销售点人员描述那个“中等身材，生面孔，不引人注意(每一次都是这样的人中大奖)”的中奖者，实际上，销售点根本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中奖，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中奖那张彩票真的是从自己这里卖出去的。
这又涉及到中国彩票的一个特色：彩票点不对售出号码留底。简单来说，如果彩票中心舞弊的话，完全可以派出一个“托”去某彩票中心购买一大堆彩票，然后宣布中奖彩票就在这堆彩票当中，因为彩票销售点的人也根本无法知道自己售出的彩票当中究竟有没有中奖的那一张。
穷人成投彩主力军
在对彩票进行的社会学研究当中，有一个所谓彩票发展指数(LDI)，也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彩票销售额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这个比值的数字越大，表明这个地区的人越喜欢购买彩票。从2008年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的彩票发展指数来看，西藏以0.940%为最高，湖南、上海以0.237%为最低，最喜欢购买彩票的地区是西藏、云南、甘肃、宁夏，最不喜欢购买彩票的地区是上海、湖南、山东、江苏。简单来说，越欠发达的地方，人们对彩票的兴趣越浓。如果考虑到，在发达地区有大量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打工者，他们对发达地区的彩票销售也有较大的贡献，那么，发达地区的彩票发展指数还会进一步下降。
而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与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在2007年-2008年进行的一项9015个样本的大规模中国彩民调研也表明，内地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中低收入者，构成彩票的购买主力，且彩民群体中存在4.4%的问题彩民，其购彩数额不低于月收入的20%，他们的年购彩金额将达近万元，已经严重影响到自己家庭的生活质量。
以中国销量最大的福利彩票“双色球”计算，任意一组号码中大奖的几率约为1700万分之一，只要能够正确理解这个数字，大概任何人都会立即打消发横财的幻想。
但彩票的销售者们却为彩民提供了一种技术幻想，在中国很多彩票投注站的墙上，都可以找到“技术型”的彩票预测方法，甚至在报纸上也常常出现“彩票预测”的内容。没有人统计过，中国的彩票销售在多大程度上是靠那些深陷其中的“技术型彩民”支撑的，他们幻想彩票中奖数字之间存在某种可以计算的规律;他们研究电视上彩票中心的摇奖机，计算每一个小球的大小;他们甚至根据《易经》，“推背图”，“河图洛书”来预测彩票号码……而“彩票专家”们则不断从电视上，报纸上告诉他们，这些方法是可靠和有效的，甚至是一门正经学问。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售彩者对“技术型彩民”的引导已经构成诈骗。
不管福利彩票还是体育彩票，其宗旨都是筹集社会资金，发展公益事业。尤其是中国销售量最大的福利彩票，其设立宗旨就是“扶老、助残、济困、救孤”。
彩票并非投资，即使作为投机，则是非常差的投机目标，因此政府设立的彩票一般被称为是一种“微笑纳税”。然而，中国彩票业的现状是贫困地区居民比发达地区居民消费了更多的彩票;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消费了更多的彩票。本来目标是扶助穷人的“彩票税收”，却主要是对穷人在征税。
欠发达地区对彩票更有信心
人们可能会觉得，发达地区的彩票发展指数较低，只是因为其GDP总量较大，但从国外情况来看，GDP总量提高，并不必然带来彩票发展指数降低。从1997年彩票发展指数来看，欧洲为0.550%、澳洲为0.570%、北美为0.496%、南美为0.486%、亚洲为0.214%、非洲为0.100%，富裕的地区彩票发展指数反而较高。经济学家Garrett的研究也发现：人均GDP低于1200美元的一组地区，彩票发展指数为0.13%;1201美元-3500美元的一组为0.21%;人均GDP3501美元-16000美元的一组地区最爱买彩票，彩票发展指数为1.05%;而超过16000美元的一组为0.44%，又有所降低。
显然，彩票并不是穷人的游戏，英美法等发达国家，民众对彩票的参与度高达70%-80%，有些国家甚至达到90%，他们买彩的人很多，但每个人在彩票上花的钱很少;但中国彩票的百姓参与度在20%左右，彩民人虽然少，每个人花的钱却多，刚好与国外相反。
70-80年代，美国的彩票点大量设在加油站内，因为人们往往在加油的同时用零钱买几注彩票。中国很少有彩票点设在加油站里面，因为中国的有车一族主要集中在个人年收入6万元以上的阶层，这个收入阶层的人购买彩票的比例非常低——同理，高档住宅区、中央商务区、总部基地一般也很难找到彩票销售店。
中国的中产和白领阶层为什么不买彩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资讯渠道较多，他们对彩票有更多的怀疑，即使不买彩票的网友，也知道2004年福彩2004009期开奖大小画面出现不一致;2005年“审计风暴”曾曝光国家体彩中心的问题;2005年9月4日，福彩双色球103期开奖被网友发现不是直播而是录象……
而彩票要证明自己的“清白”，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公开中奖者身份，国外绝大多数以政府信用为支撑，向社会公众发行的公益彩票中，都选择以公开中奖人身份的方式来打消公众怀疑，美国的《记录公开法》则明确规定彩票中奖者必须公布姓名和所居住的城市等个人资料，任何公民都有权利到政府部门查询中奖人的相关资料。
彩票还须完善的法律
中国的彩票得主之所以能够“隐身”于公众的视线，乃是因为一些人渲染公布中奖人身份将造成多大危险，以及宣扬个人的合法收入均属隐私，从而误导舆论，得到许多梦想自己也能中奖的彩民呼应。
这里要厘清两个问题。首先，不可否认，公布个人获得巨额收入的信息确有可能招致他人觊觎，但这是所有财富的共同特征，而不单独是彩票。其次，个人的收入情况并非只要合法就算“隐私”，而应看是否干涉到社会公众的利益和由之而生的知情权。
“隐私权”并非独立的绝对权利，当个人的作为和收入等“私事”与社会公共利益相联系的时候，便具有社会公共事务的属性，而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此时的“个人隐私权”则需要因应公众知情权的要求有所收敛。个人的劳动报酬和经营所得等收入，由于并不干涉到公众，没有公布的义务，他人自然无权窥探，应受“隐私权”的保护;但是在社会性大型活动中所得的奖金和彩金，则与公众直接相关，应当公之于众，而不能用个人“隐私权”来对抗公众的知情权。
还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彩票都要公开。在西方国家，以公司化运作的博彩公司和赌场等，由于其只是和博彩者个人之间发生合同关系，所以无需向社会公布中彩者的身份;但是以政府信用为支撑，向社会公众发行的公彩，则有必要向社会公布其运作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大奖的最终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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