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体育比赛的胜利视为中国重新崛起的关键和进步的标志，是中国举国体育机制产生的现实基础，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机制确实起到了对外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对内团结和激励全国人民的作用。
举国体制，就是金牌战略，一切指向就是金牌，就像铁道部的速度战略，一切指向就是速度。在举国体制制造的诸多金牌的光环背后，有不少“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话是金牌战略的精确写照，张尚武的悲剧同时也是许许多多金牌战略“药渣”的悲剧。如果说张尚武是举国体制的受害者，王濛同样是个受害者，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受害者。
可以说，从一个寂寂无名的发展中国家一跃而成为体育大国，举国体育机制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不能因此就对机制的负面效应视而不见。李娜和姚明的成功佐证了适宜的改变更有助于体育事业的发展，体制开了一个小口子，他们有机会走出去，获得更丰富的经验。但是在现有的体制下，走出去的机会毕竟还是太少，体制内的教育依旧单一。
郎平在切身体会过从冠军走向社会后，感慨道“拿到冠军，生活不会就此静止，生活仍在继续，你是冠军又怎样?还是要脚踏实地去生活。”让运动员的体能与技术进步的同时，还能掌握必要的生存技能是当务之急，显然，以往的举国体育机制很难担此重任。
张尚武再触体制沉疴
张尚武这个名字已经慢慢退出公众的视线，越来越多的人给他的表演贴上“无奈”的标签——原本只想博些同情的张尚武没想到漩涡越卷越大，卷到他身不由己成为民众对中国现行体育制度进行论证的实例。
但在“世界冠军街头卖艺”所引发的巨大争论背后，却难以得出“体育体制败笔”如此简单的唯一结论——事实上，相比5年前遭遇欠薪、为了生活卖奖牌的艾冬梅(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大连国际马拉松赛和日本千叶公路接力赛冠军，因训练不科学致双脚严重畸形)和只领取到几乎可以忽略的退役补偿、为了生活当搓澡工的邹春兰(全国女子举重冠军，因服药不能生育)，按照规定选择“自主择业”且领取到6万元足额退役安置费的张尚武已经算是幸运儿了，但艾冬梅和邹春兰两个人的淳朴善良和对“自食其力”的坚持，正是自以为“胸怀大志”的张尚武所欠缺的。
“6万元应该说可以保证一个青年人学到一技之长了，社会上那么多技能学校，一学期的学费大概在1万元左右，我想张尚武如果在退役时做好自己的退役规划，完全没道理要沦落到街头卖艺乞讨挣钱。”北京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表示，“所以，‘体制’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他个人也应该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张尚武2003年离开国家队，2005年退役，据国家队和省队以及短暂停留过的八一体工大队相关人士回忆，他们对张尚武的印象大多是“因为违纪受过处分”。2007年，感到自己不被社会认可的张尚武先后在几所体校盗窃他人财物，北京警方将其抓获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最终张尚武因盗窃罪被判刑4年8个月，后减刑为3年10个月。今年4月，张尚武服刑期满离开了河北衡水监狱，来到北京街头乞讨，而之所以离开河北老家选择北京乞讨，是因为“北京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刑满释放人员的安置各地都有规定，据我所知，有的地方还有一些就业扶持政策，比如办理工商执照或者从银行贷款都可以享受优惠政策。”金汕说，“张尚武离开监狱以后需要自谋生路，但他选择卖艺乞讨对他个人而言可能不是最恰当的。”
当众多媒体问到他的理想时，张尚武侃侃而谈：“我不会回河北，我就要在北京脱贫致富，等有了经济基础再做大事，我有这样的能力。”在媒体对张尚武的采访中，唯一没有前后矛盾的说法是“从小在体校和专业队练体操，没受过教育，所以退役以后什么都干不了，世界冠军也白搭。”
专业体校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缺失，正是造成运动员成长经历“先天不足”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张尚武是“大学生运动会冠军”，身上既无奥运会冠军光环又无世锦赛冠军、全运会冠军等体育界共同认可的冠军头衔。那时，为满足“以金牌扬国威”的政治需求，并不具有正式学籍的专业运动员被征召入队参赛不是秘密，因此，将责任归咎于旧有体制“既简单又方便还有效”。
“在我看来，由单纯体育系统培养人才向体教结合方向靠拢是大势所趋，但双方完成合作规划至少需要10年，原因很复杂，最重要的一点是竞技体育仍然在我国体育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一位地方体育局官员表示，“去年广州亚运会引发过一场争论，就是讨论‘举国体制’的优劣，不管外界如何考虑，至少目前我国高水平的竞技体育还绝对离不开‘专业体校’和‘举国体制’。”
这位官员甚至用中国体坛最具轰动效应的3名运动员举例：“刘翔就不用多说了，他始终没有离开过国内的竞技体育体系;姚明也是从小进入徐汇体校再进入上海青年队一路打出来的，而且他在进NBA以前就已经是国内顶尖中锋;李娜的确是‘单飞’之后拿了法网冠军，但她8岁就上了新华路体校(武汉市)，12岁被选进湖北队集训，如果没有这段经历，她也很难获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所以对‘专业体校’和‘举国体制’不能以偏概全。”
由此可见，由“体育强国向体育大国”的转变难度，并不亚于数十年来几代体育人呕心沥血推动中国体育由“体育弱国向体育强国”的发展。“大部分城市的初级体校，是我国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必经之路，很少有哪位冠军没有少体校的经历，”金汕说，“只有希望孩子将来成为职业运动员的家长，才会选择将孩子送入市级少年体校，而基层教练正是在市少年体校进行第一次筛选。”
体校文化教学质量低下几乎是导致各级体校生源紧张、运动员与社会脱节的唯一原因，越来越多的家长不愿以牺牲孩子的文化教育为代价培养其体育才能，“将体校搬到学校”成为众多体育界专家的共识。$nextpage$
中国体育要走出举国体制
李娜2008年脱离“体制”而单飞，2011年创造历史，获得法国网球公开赛冠军，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在网球四大满贯赛事上夺得的第一个单打冠军的运动员，这样的突破为中国体育创造了一个潜在的转折点，其意义值得反复玩味总结。
“举国体制”在体育上，并非没有效力，恰恰相反，其效力可以说大得非凡。在冷战末期的奥运会中，美国不仅不敌苏联，甚至被东德超过，考虑到后两者在经济发达程度和人口规模上，远不如美国，这样的业绩即使把兴奋剂的因素算进去也相当可观。中国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上的突出表现，同样显示着“举国体制”的效力。
但是，效力不等于效率，看看金牌的含金量就明白，奥林匹克运动本质上还是业余的。虽然经历了商业化的洗礼，大部分发达国家在大部分项目上的奥运选手都是业余选手，以百米这一极端人气且有商业价值的项目来说，十几年前美国短跑名将格林，在破世界纪录前一年还在餐馆打工。
“举国体制”的效力在于，通过公共投资、在全国范围内选材、从小系统培养专业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自然能够以专业压倒业余，另外，“举国体制”可以采用计划经济式的金牌战略，专门在冷僻的项目上投资。比如，划艇、射击、冰壶等等项目，大多数中国人碰都没有碰过，一般也不知道规则，很难欣赏，但因为是冷门，中国用追加公共投资的方式能培养出很多奥运冠军。
但是，“举国体制”在越流行的项目上表现越差并不奇怪。比如田径的热门项目和足球等等，中国运动员很少有所表现，刘翔可以拿跨栏金牌，但是中国培养不出一个百米能进决赛的选手。而在商业化程度高的项目上，即使把苏联东德算上，“举国体制”也缺乏令人信服的表现，直到冷战末期，篮球、网球、拳击、足球等等项目，西方发达国家的职业选手基本都是不参赛的，其业余选手大体也能和“举国体制”的专业选手维持同一水平，俄罗斯是在“举国体制”被突破后，才迎来了网坛明星辈出的时代。换句话说，“举国体制”的优势，在于以快马和人家的中马或慢马比赛，真的到了和人家的快马较量时，就不太行了。
李娜的意义在于，她赢得的不仅是国际上流行的项目，而且是最商业化的项目之一，她是在和最快的马比赛时赢的，这已经超越了“举国体制”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商业体育的竞争力。
体育上的“举国体制”，最大的问题也在这里。中国人都知道，在“举国体制”中，运动员是层层选材，七八岁的“好苗子”从小就被关在体校进行封闭训练，与社会隔绝。这些人中，大部分没有成为职业运动员，能够在全国比赛中拿个名次的已属于凤毛麟角，在国际大赛中出头的更如中彩票一样稀罕。他们除了自己的项目外，几乎不具备正常的生活能力，他们在体育上的技能也无法传授给社会。如今，“冠军搓澡工”之类的新闻屡见不鲜，说明专业运动员退役后除了进入体委等“举国体制”的官僚集团外，几乎没有出路，至于那些“没有练出来”的大多数，命运更是令人唏嘘。
中国正在进入急剧的老龄化，维持人口的健康水平、延长工作年龄，马上就会变成紧迫的问题。在这方面，体育本是立国之本，可惜，“举国体制”和全面健康，几乎成了你赢就是我输的零和游戏。商业体育则正好相反，走的是一条共赢的道路。
李娜的“单飞”所创造的商业体育模式，则恰恰相反，她们不仅可以直接贡献于经济的增长，而且会刺激全民的体育和健康水平的提高。“单飞”排出了国家的投入，不消耗公共资源，更重要的，恐怕不是李娜这种精英运动员，而在于那些一般的运动员对社会的贡献。在商业模式中，运动员不可能关在体校里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们必须想着自己如何生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社会推广自己的项目，自己开设培训班、当教练赚钱。这样，他们不仅成为纳税阶层，而且刺激了草根体育的增长，也提高了全民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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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对举国体育的投入：
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的奥运会运动员没有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美国是其中的一个，其他体育金牌大国政府对体育、奥运的财政支持的一些数据如下：
英国：每年花费6千万英镑训练运动员，而为了准备2012年伦敦奥运会，政府将出资5亿英镑支持运动员训练(其中3亿为彩票收入)。
俄国：政府在2005到2008年间投入了120亿卢布(5.1亿美元)，为北京奥运会备战。
澳大利亚：在2006到2007财年，澳大利亚政府通过其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向竞技体育投入了1.5亿美元。
德国：在金牌榜上的排名从1992、1996年的第三跌到2000年的第五和2004年的第六之后恢复了东德时代的体育学校，并将今年在体育上的投资加大到1.2亿欧元。
日本：2000年花费1.8亿美元建立国家训练中心负责集中训练运动员，在2003年建立国家体育基金，每年发给有夺牌潜力的运动员5亿日元。
在欧洲国家中大部分政府都对训练年轻运动员提供资金支持，保加利亚、奥地利、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是本国年轻运动员训练的主要资金来源。
中国：政府每年为举国体育花费了多少纳税人的钱?根据国家体育总局2010年部门预算，2010年国家财政拨款14.6亿元作为国家体育总局直属机关及其43个事业单位的运行经费。而根据统计局的2009年全国财政支出决算表显示，全国政府财政向体育事业共投入238.26亿元，这包括了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群众性体育开发、竞技体育投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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