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体坛有太多的事件发生，前世界体坛冠军张尚武沿街乞讨，国青男篮“兵谏门”和北京女篮“罢训”，以及中国短道速滑队接连出事，公众不禁要问，体坛到底怎么了，是运动员培养机制出了问题，还是体育管理部门缺少人性化管理的固化模式问题?
有网友表示，体坛明星选手难以管理是所有运动队中的通病，中国体坛上，只重金牌，不重视运动员文化教育和素质修养的现象十分普遍，应该重视体育明星的个人素质，让体育明星走下神坛。同时政府和公众长久以来给予了奥运冠军过高的荣誉和待遇，一出成绩，各种各样的荣誉头衔纷至沓来，这一切都容易使冠军选手认为自己身份特殊，从而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媒体和大众也应该反省，不应在体育界盲目造神。
内讧源于利益纠葛
无论是“丽江群殴”的事后风云，还是青岛内讧的纷纷扰扰，这些都是短道速滑队内矛盾爆发的导火索，究其根源，有一个与国球“让球”相似的影子逐渐清晰，那就是短道速滑的“牺牲战术”所导致的利益冲突。
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黑龙江省交流到外省的运动员无缘竞争奖牌，便在比赛过程中扮演“搅局”的角色，随便一个不算恶性的犯规就足以让吉林省选手摔出赛道。在两名同省队员的水平不足以打出配合时，采取连拉带拽等方式，成了最惯用的方式。如果在小组赛中，被侵犯的运动员可能获得晋级的机会，但如果是决赛，不会有重来的机会，“每届全运会和冬运会上几乎都能看到，见怪不怪了，把运动员交流出去是为了什么，不还是为了自己省份吗!”知情人士说。
如果说在国际赛场上相互配合，“牺牲”自己帮助队友获得奖牌，同样是为国争光，那么在全运会和全国冬运会的赛场上，这种“牺牲”则是潜规则，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其中甚至包含着利益。但即使是水平一般的运动员，也没人愿意成为各省竞争中的牺牲品。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涉及到金牌之争时，必要时教练就会找某些运动员谈谈，做思想工作，令其“牺牲”来保队友夺金，当然，谈话时双方需要达成共识，“比如全运会为了什么，不还是为了那点奖金吗?”知情人士称，一旦在教练的授意下，帮助队友成功夺金，那么这名“牺牲”的队员也将获得与冠军同等的奖励，这个数目基本是“潜规则”。
在短道速滑队有“牺牲战术”，最终的冠军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其他队友的“牺牲”为代价的，短道速滑虽然有集体也有单项，但它与田径、游泳等项目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在滑行中，有弯道超越、有碰撞、有犯规，如中国队、韩国队这样整体实力占优的强队，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把短道速滑项目的单项也变成了一个“半集体项目”。在中长距离比赛中，运动员之间的配合，需要有人打乱对方的节奏或是阻止对方的超越，而即使是“牺牲”，也需要一定的水准，一个转弯、一个碰撞，瞬息万变，千分之一秒的技术含量，要求极其精准。
因此，能在冰场上做“牺牲”的队员也要具有相当实力，但拿金牌的只有一个人，问题就出现了，如何平衡“成功”与“牺牲”之间的利益冲突?平衡、协调主力队员和“牺牲”队员之间的利益，是队伍管理者必须正视的难题，而且，虽然是发生在冰场上的利益冲突，还会牵扯出更深层次的矛盾冲突，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黑龙江、吉林两省队在短道速滑队的矛盾蓄积已久。经常以极高技术含量充当“配角”的一方，如果长期充当“牺牲”的角色而没有出头的机会，当然会对“成功”的一方不满，而这种由不满引发的矛盾，就在短道速滑队中长久蔓延开来。
其实，早在杨扬、王春露、孙丹丹当红的年代，队伍就存在种种矛盾，但是那时，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比较成功地将这些矛盾“消化”。但在“后温哥华时代”，缺失了这种共同奋斗的目标，领队、教练、大牌队员和“牺牲”队员之间在管理理念和利益分配之间的矛盾与日俱增。领导层只显示出对“大牌”队员的宽纵，“牺牲”队员出于各种需要心理，追随依附于像“大姐大”一样的强势人物，以求寻找利益支撑的力量，或者是与管理者要价时的倚仗依托。
与中国队同样存在“牺牲战术”的韩国队，在2010年冬奥会结束后不久爆出“假滑”丑闻，冬奥会冠军李正秀因为在选拔赛中“假滑”而遭禁赛，这与中国队内讧事件背后的利益之争有共通之处，李正秀被人“供出”，就是利益分配不均导致背后的交易被曝光。$nextpage$
“金牌至上”
各种明争暗斗的内幕消息浮出水面，让局外人对这支金牌之师的种种乱象唏嘘不已，从云南丽江斗殴到青岛基地打领队，都离不开一个身影——王濛。作为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的大姐大，王濛曾经获得过4块冬奥会金牌，再加上脾气火爆，为人讲义气，很有些“球霸”的意思。
但是，公众不应把王濛妖魔化，王濛变为今日之王濛，有其自身原因，也有环境因素影响，某种意义上，她是金牌至上的牺牲品，竞技体育圈内，“有成绩是爷爷，没成绩是孙子”一直是句至理名言。明星选手难以管理是所有运动队中的通病，过去如此，现在依然。中国体坛上，只重金牌，不重视运动员文化教育和素质修养的现象十分普遍，在这种环境的长期熏陶下，运动员们很容易被培养成金牌机器。
女子短道速滑队频频上演全武行，暴露出队伍管理存在严重缺陷。据媒体披露，王濛在队中像个二当家，小队员唯她马首是瞻，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另外，速滑队的班子配备也有问题，王濛打人那天晚上，就是陪主教练李琰的丈夫喝酒，而王濛不服领队王春露也是短道速滑队人所共知的事情。王濛敢如此撒野，难道与短道速滑队领导层微妙的人际关系没有干系?
王濛性格暴躁，有哥们义气，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她比一般人更容易惹是生非。但并非脾气大的队员都敢打教练，因为教练对队员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如果没有掌控自己命运的底气，绝不敢把拳头伸向自己的教练。那么，王濛的底气来自哪里?说到底，是管理层对金牌的过度依赖，使他们对王濛的飞扬跋扈投鼠忌器，也让王濛恃宠而骄，渐渐迷失了自我。这种现象在其他项目国家队中并不鲜见，只是有些冠军队员犯了些小错，耍了小特权，比如夜不归宿之类的，他们闹的动静不够大，未引起公众侧目，而王濛比较过火，显得太突兀、太出格。
金牌至上的思想作祟让管理者无法痛下狠手，因为王濛就是一个政绩工程，事关许多人的职务升迁和经济利益，把她“拿下”，整个冬季项目将辉煌不再。如果对队员的管理，坚持一碗水端平，就不会有王濛暴戾习惯的养成。前不久曝光的张尚武事件，也在提醒同一个命题：要关注运动员的全面发展，莫为金牌遮望眼。
“从娃娃抓起”惹祸
中国足坛打黑斗士、原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表示，王濛事件背后折射的是中国传统运动员的培养路径，反映的运动员和管理者的素养问题很大程度是从小脱离家庭和教育，“从娃娃抓起”的培养方式惹的祸。
北京电台郑磊在微博中表示，王濛为什么这么猛?从丽江到青岛，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桀骜不驯，在荣誉面前忘乎所以的年轻人，但是王濛也用自己的错误行为向我们运动员的培养和管理方式挥了一拳，金灿灿的奖牌令运动员失去了什么?又掩盖了什么?
网友也认为，某些运动员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应该把责任一股脑都推到运动员本人身上，专业运动员从小进入专业运动队，基本就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文化素质普遍不高。
陈培德透露，中国运动员培养的路径是“少体校、省队、国家队”，在同龄人还在接受正常教育的时候，他们就离开父母、家庭和学校，接受专业训练，在少体校是半天文化课半天训练，入选省队是每周两个半天加两个晚上文化课，国家队文化课比例也不高，可想而知运动员在训练之余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课堂，所接受的文化、道德、法律教育的质量，不少运动项目如乒乓球、体操运动员甚至从5、6岁就开始训练，有的少体校甚至需要请保姆照顾他们。而运动员获得一定级别以上成绩可以保送入大学，但由于基础太差往往无法毕业，如浙江一位世界冠军保送大学，但因为“听不懂”而放弃。
“他们没有了童年的乐趣”，对于这些小运动员，陈培德认为，让孩子太早离开家庭、离开正常的教育进行运动训练，不正常的文化学习和校园外的培养模式，使运动员的人格完善、文化素质、社会适应力都受到影响。像王濛这样屡屡酒后犯事的世界冠军，个人有责任，但是这种“从娃娃抓起的”的成长模式同样难辞其咎。
而在这次事件中教练领队等管理层的责任，他认为也和这种“从娃娃抓起的”的模式有关，因为大多数教练和领队也是运动员出身，往往也是从娃娃开始进入运动员生涯，他们的管理经验往往也来自于当年作为运动员被管理的记忆，这也决定中国体育界管理层的素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陈培德认为，对于运动队而言，“从娃娃抓起”这样的方式更容易迅速取得优异的成绩，但是，对于运动员而言，过早牺牲教育、家庭等进入专业队，这是一种冒险。
目前，像美国、日本等国家运动员培养大多是依托学校，首先是学生然后是运动员，专业是文化学习，业余是训练比赛，而国内目前恰恰相反，专业训练比赛，业余文化学习。曾经担任过美国女排主教练的郎平曾对媒体透露，她带队时好多美国女排队员都是在校大学生，每次外出比赛，在登机口等飞机的时候间，也会有很多人自觉地拿出笔记本学习或是写作业。如今，郎平的女儿白浪效力于斯坦福大学队，边打球边读书，走的是大多数美国运动员所走的路，对于女儿的将来，郎平有一个原则：学习第一，打球第二。
“从娃娃抓起”是中国体育举国体制最基本的部分，作为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培德正在撰写《关于体育发展方式的转变》，运动员培养方式也是其中内容之一，他非常希望这种培养方式能有所改变。$nextpage$
中国式管理该“退役”了
教练李琰对冬管中心处理此次事件的做法感到不满，只对运动员进行处罚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管理层难道没有责任吗?”但据冬管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赵英刚介绍，冬管中心对“王濛打人事件”的处理已经完毕，不会再有人继续受到处罚，这也意味着，王濛认为理应同时受到处罚的短道队领队王春露和助理教练马延君将不会受到处罚。
王濛8月5日在接受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专访时曾表示：“在运动队里，运动员是弱势群体。”无论是奥运冠军还是普通队员，在运动队这个封闭的环境里，一切都要听从教练和领导的安排。
业内专家表示，“王濛打人事件”从表面看是运动队的内讧，是运动员个人素质有缺陷，是相关主管部门的管理有疏漏，而实际上，这个事件的发生是因为中国国家队传统的“家长制”管理方式已经与时代发展明显脱节，“家长制”的管理方式极大地限制了运动员获取运动成绩之外的个人发展空间，如果不改进这种管理方式，类似的恶性事件还会发生。
中国各级运动队的管理模式都是“家长制”，水平、层次越高的运动队，“家长制”的管理力度越大。在国家队这个层面，绝大多数运动队常年处于集训和备战各类世界大赛的紧张气氛中，即便是王濛这样已经26岁和大赛成绩超群的明星运动员，获取运动成绩之外的个人发展空间和能够伸张的权利也是十分有限。
以夺取世界大赛金牌为首要目标，运动员无条件服从队伍管理，在运动员和教练、领导之间，划分出明确的等级关系，这种等级关系不仅体现在训练和比赛中，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但实际上，很多高水平运动员往往有着强烈的自主训练和自我管理的意愿。
几年前，中国女子网球队爆出多名运动员炮轰国家队事件，最终促成了以李娜、彭帅为代表的几名女网球员“单飞”，导致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队员们对国家队传统管理模式的强烈反抗。中国女子网球选手因为常年参加国际比赛，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外国高水平运动员的自主化训练模式，更容易比较出国家队“家长制”的集体管理模式与运动员自主管理模式的差别和优劣。
放眼世界，像中国这样奉行运动队“家长制”管理方式的国家和地区已屈指可数。中国体育主管部门将这种运动队管理方式视为“举国体制”的优势之一，因为运动队的方方面面训练和保障条件都无须运动员操心，但这种管理方式的弊病也十分明显，运动员沦为“金牌机器”，与社会的接触面极其狭窄，提升个人全面素质的外部条件很有限。当发生重大变故时，运动员个人往往缺少处理能力，全部依赖领导和组织，但组织处理问题的立场通常不是运动员的利益，而是集体利益，甚至是领导的个人利益。
业内专家表示，不久前受到各界关注的“桑兰赴美维权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也折射出国家队管理模式的缺陷。在国家队的集体利益面前，运动员的个人利益处于绝对的从属地位，桑兰今日伸张的权利其实正是当年国家队应为其维护的权利。
如果说过去像桑兰这样的运动员面对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只能选择忍气吞声，那么现在，在运动员的国际视野日益开阔、更看重个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当重大变故出现、个人权益受到侵害时，像王濛这样选择暴力抗争的运动员就会越来越多。
专家表示，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对一支运动队的管理覆盖到运动员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队只是由这个国家最高水平运动员经选拔后组成的临时性组织，国家队的教练、队伍管理者和运动员之间是松散的伙伴关系，运动员无论是竞技水平提高还是个人发展都不可能完全依赖运动队。
军事化管理是良药
央视名嘴韩乔生认为，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在奥运冠军之师短道速滑队、领军人物王濛的身上，冬管中心在此事的处理上也有些操之过急，难免会有不当之处：“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重要的还是解决本质上的管理问题。
韩乔生以老女排为例，认为一支出色的运动队除了拼搏精神外，良好的团队管理也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从短道速滑队到冬管中心，在管理的方式上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没有做到防患于未然。在现行体制下，中国的体育代表队拿着纳税人的钱在打造一个宝库，那么他们的管理应该透明、民主、集中、公开，要考虑民意。
但他同时又强调，竞技体育毕竟是强调当下的成绩的，运动员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就应该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因此，军事化的管理也是必备的：“要像韩国队一样，接受长期的军训、军事化管理，要有严明的纪律，有强烈的集体荣誉感。”
对于如今的运动员越来越具备鲜明的个性，军事化的铁腕治军手段是否仍适用的问题，韩乔生认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他认为，军事化的管理并非就如此机械，它其实就像是大学的基础课程，通过这样严明的管理，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会得到成长，自身的认识水平会大大提高。
在王濛和刘显伟被开除之后，周洋也在会上主动宣布退出国家队，此后，梁文豪、韩佳良，刘秋宏也宣布退出国家队，另一主力队员刘秋宏也向中心领导表达了退出国家队的意愿，这6人几乎是目前中国端到速滑队的全部主力阵容，对于备战2014年冬奥会的中国短道速滑队而言，这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但韩乔生认为，问题得不到真正解决，运动员们的心里长草，队伍就失去了军魂，失去了战斗力。因此，在矛盾已经如此激化的情况下，不如大动手术，根治管理问题，也许今天的损失有些惨重，但长远来看，借此机会真正改善队伍的管理制度，才有未来。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