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举办体育赛事作为塑造城市形象的重要手段已成为中国许多城市的共识，不仅是举办过国际赛事的北京，以及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很多中小城市也在尽力争取举办国际或国家级大赛。
据国内体育赛事研究领域专家、上海体育学院体育赛事研究中心教授刘清早的介绍，近几年，国内城市出现了一股热衷于争办体育赛事的现象，并且有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之势。然而，很多城市在举办体育赛事时存在明显的盲目性。这些城市为举办体育赛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最终却并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
青奥救不了南京楼市
相关数据显示，悉尼奥运会前7年，房价年均涨幅超过10%;2001年7月北京申奥成功以来，房价年增长率超过了10%……2014年的第二届青少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对于调控背景下不温不火的南京楼市又意味着什么呢?
《现代快报》刊文指出，青奥救不了南京楼市。文中援引了请南京地产观察家们展开激烈的观点争锋，通过多维视角，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更为真实立体的青奥赛事经济。
“青奥的根本目的，是以青奥为契机融资推动的大规模城建，而不是拯救楼市。”南京工业大学房地产系副主任、天诚不动产研究所副所长吴翔华对于南京青奥提出犀利的观点。
他认为，尽管目前GDP仍在增长，但增长速度已经小于产能过剩的规模，即出现增长性衰退。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环节，也出现投资比例不断增加的趋势，看似房价仍在增长，却已面临增长性衰退。从这个角度而言，青奥会对楼市可谓回天乏术。
吴翔华的这一观点得到不少业内支持。在“华侨路茶坊论坛”，一位业内人士在“青奥会不会推高南京房价”一帖中认为，目前一些楼盘在打青奥概念，纯粹是在炒作房价。无论北京的奥运会、广州的亚运会、深圳的大运会还是上海的残奥会、济南的十一运会等，举办前，总是有商家大肆炒作房价，不过赛事结束就结束了，对房价影响甚小。比如2009年济南举办的十一运会，比青奥会的规模大3倍，并未抬高济南的房价。再如2005年举办的南京十运会，当时也没有抬高河西的房价，河西房价是在2008年之后才迅猛上扬，而这个时间段南京其他片区，乃至北京、上海等全国大城市的房价都在上涨。
“青奥的影响力短期内还难以超越奥运会、亚运会。”吉合田房地产顾问机构董事长石旭升认为，在楼市本身走势良好的时候，重大赛事可以锦上添花。但在目前的调控背景下，南京楼市不温不火，向下走的趋势明显，青奥不会有雪中送炭的神奇功效。
他给出的论据是：首先青奥会的吸引力和知名度还不够，世界各国对该赛事的热情并不高。申办时，两百多个国家若干城市中，只有墨西哥的瓜达拉哈拉、波兰的波兹南和中国的南京提出申请。其次，从青奥会的规模来看，去年新加坡的首届青奥会，运动员总数不到奥运会的三分之一，不及亚运会，参赛者都是十几岁的小孩，“赛事经济”杠杆效应不会太大。
此外，还有业内人士提出应该节俭办青奥，不应因为一场赛事背负过重的债务包袱。
著名经济学家易宪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提出：“希腊的危机出在几年来积累的政府财政赤字过大，说具体点与2004年雅典奥运会积累下来的债务有关。如果没有碰到金融危机，这个债务也许不是太大的问题，但一旦遭遇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的效应就逐渐地显现出来了。”
并非都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并不是每一座城市都能通过举办体育赛事实现自己所期待的综合效益。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中部某城市采访时了解到，当地政府承办的一项国际比赛就遇到过经营困境。这项赛事的级别并不低，不过，当地的经济水平有限，群众对这项体育运动的热情也不是很高，因此，几乎没有企业愿意为这项赛事提供赞助。最后，当地政府出面找到了当地一家著名企业，企业不得不接下了赞助比赛的任务。企业的一位负责人后来向记者表示，希望明年当地不要再承办这项比赛，因为企业实在不愿意继续为赞助这项赛事烧钱。
在北京举办的世界车王争霸赛上，记者看到不少观众是拿着赠票入场。尽管赛事主办方努力营造出一种门票热卖的景象，但事实上，真正愿意自掏腰包买票进场的观众并不多。上海举行的中国羽毛球超级赛，很多场次同样出现大片看台空无一人的状况。在广州举行的亚洲田径锦标赛上，很多场次同样是观众寥寥。
刘清早表示，一项体育赛事在举办过程中最好能顾及赞助商、观众、媒体、运动员以及城市形象等多方面的利益，如果仅仅是为办赛而办赛，就不可能面面俱到。$nextpage$
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即使某项体育赛事的预期并不理想，一些地方政府却仍然争相举办。
早在2004年，上海举办首届F1中国大奖赛时，面对蜂拥而至的观众大潮，已有媒体和业内人士发出质疑：上海作为已经具有足够国际知名度的大城市，在中国缺少赛车文化和群众基础的大环境下，是否有必要花费巨大的财力举办F1比赛。更何况，在上海决定举办F1比赛之前，广东的珠海市已经建有具有国际水准的赛车场，珠海毗邻赛车文化较为深厚的港澳地区，也更需要通过一项国际比赛提升城市知名度，但面对上海的竞争，珠海自然甘拜下风。不过，在上海举办了5届F1比赛之后，却发现这项年承办费高达约2000万美元的赛事对于这座城市而言，已经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
同样的事情还出现在网球赛事上。
在2009年举办的第六届中国网球公开赛创下了观众人数较上一届增长64%、国际电视台转播时间增长10倍的惊人业绩，这样的成就得益于中网晋升为四小满贯赛事之一，众多明星大腕不请自来。
不过，曾经一度因为举办大腕云集的网球大师赛而名声大噪的上海，却显得有些落寞。紧随中国网球公开赛之后举办的上海大师赛由于级别不够高，明星阵容大为逊色，其影响力已无法与中网相提并论。很显然，在网球运动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中国，很多观众对观看网球比赛仍然是抱有“看新鲜”的心态，一旦缺少了明星，网球比赛的受关注程度立刻一落千丈。与上海同病相怜的还有广州，广州网球公开赛创办7年来，始终不温不火。但当地政府仍然表示，此项比赛是广州市重点打造的体育赛事。
不一定赚到吆喝
举办体育赛事之所以有质疑声，倒不是因为举办赛事本身的问题。一般来看，大多数城市申办赛事之前，虽然也进行宣传动员，但是很少关注当地公众的意愿情况，几乎都是自上而下的要求，以至于到举办的时候，忙活的都是利益相关方的人员，却常常缺少了民众的热情。还有，为了城市形象的展示，对于举办赛事的预算则不做太多的考虑，以目的的正当性掩盖了过程的不合理，造成了赛事举办的不可持续。
可见，诸如通过举办体育赛事来增强城市软实力的做法，面临的主要还是如何权衡“利益”和“吆喝”之间的关系问题。除非有通盘、长期的计划，并且能够极大的发动城市公众，对于当地产业可以带来长期收益，即使如此的话，也应该把暂时的“赔本”当做成本来予以广泛说明，让这个“赔本”花得其所。同时，对于收获的“吆喝”应该进行客观评估，少用那些模糊的说法让公众不知就里。最为让人失望的，往往是有些赛事举办完以后，整个城市好比是参加了一次自我陶醉的聚会，白花花的银子投进去一大把，也没有见到响声，典型的“赔了夫人又折兵”。
实际上，国际上那些耳熟能详的国际赛事，其实也不是一届两届就成功的，而且成功之道也不仅仅是商业操作的原因，举办地自身同样也不是因为赛事的闻名就自然而然的在经济上得到了长足发展。举办赛事不过是城市形象广而告之的方式之一。因此，赔本办赛事是一项风险投资，与体育的规律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背离了体育本身，一味以追求城市形象为办赛事的目的，往往得到的反而是小概率的收获。
秉持经济理性的态度，具体的对待是否要举办赛事的问题，慎重的考虑“赔本”是否合算，招来的“吆喝”是否值得，才是冷静的举办赛事的态度。至于说出于“形象工程”的政绩心理，前赴后继的赔本办赛事，赚来的吆喝再多，最终也不会得到太大的效益。一些城市即便是奥运赛事之后，不久的时间就出现了经济发展迟滞的尴尬，足以为戒。
屡屡“净身”的“乌托邦”
一些城市在举办盛大活动前，“净身运动”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世博会前，上海曾讨论过是否禁止穿睡衣睡袍上街;广州亚运会前，广东曾规定禁止烧烤和其他煮食类小摊小贩上街贩卖，以及禁止居民在亚运期间使用油漆、涂料等挥发性物质进行室内装修。盛事活动前，城市有必要如此过敏草木皆兵么?适度紧张、有序安保、防患于未然当然是有所必要的，但是，当城市“净身运动”以侵犯个体权利为前提，并且将这种未雨绸缪的紧张超过了一定限度，民众的反感情绪就会不可避免的滋生。
为了确保重大活动的顺利举行，不少地方都不遗余力，甚至不惜推出“激进举措”，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究其实质，一是懒政惰政——对所谓的“治安高危人员”一清了之，显然比强化管理要省时省力;二是畸形政绩观作祟——平时做好民生工作不容易看到“政绩”，而轰轰烈烈搞一次“重大活动”，既有面子又有政绩，又怎能不成为不少领导心目中的“重中之重”。于是乎，每当“重大活动”来临，总是无所不用其极、各种奇政怪政层出不穷，“宁可错清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也就没啥可奇怪的了。
一座城市品质的塑造，不能仅仅靠城市管理者的洁癖习性来实现，更需要以包容的心态来提升自身的净化功能。这种自我净化能力不但体现在行政和法制的有效治理上，更体现在市民素质的提高、文化氛围的形成上。
为赛事，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也是客观所需，但这种外科手术式的“治安高危人员”大清除，换来的是短暂的虚荣，可牺牲的却是城市的品质和社会的公正，未免得不偿失。在向外界展示形象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摈弃某种自卑心理，并达成一种共识：我们向世界展示的应该是个常态的社会、包容的生态，而不是靠驱逐“治安高危人员”伪饰而来的“乌托邦”。
城市发展总会面临新问题、新情况，简单粗暴、一刀切式的社会治理已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良好的社会治理理应更加柔和，体现人性的温度，创新社会管理手段已是当务之急。$nextpage$
松弛、开放、包容，才能让城市更美好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应当成为每个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倡导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使每位市民、每位来访者都充分享有现代文明带来的丰硕成果。
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坦言：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到世博会，一直到广州的亚运会，中国的老百姓已经逐渐期待，并且适应着松驰、从容的办一个大型国际赛事或者大型国际活动这样的一种心愿。
网民深山说，包容性是城市人际环境的根本取向。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很多城市做得并不如说得那么好，在近年来人口流动频繁、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过程中，很多城市只是从人身角度让外来者找到了“容身之所”，却远没有通过足以产生内化力量的政策抚慰，让外来者真正地找到“家”的感觉。在“某某人民欢迎您”的大幅标语背后，有些政策却是有着明显排斥性的。譬如“暂住证”之类的政策，把城市居民划分为“我们”和“他们”，让外来者产生被排斥在外的“孤独感”;譬如城市管理也多是把治安、稳定放到了第一位，对外来者“严防死守”，却没能在就业宽容、权利保护的方面有很好的服务性政策，甚至一度出现讨论设置“排外门槛”的尴尬话题。譬如在公平发展方面，一方面我们会给外资企业“超国民”的待遇，另一方面却会以所谓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为代价，令底层民众的工作待遇迟迟不能提升，而城市人享有的福利却对“外人”门槛高垒……
在大批农民工进城与大量人员流动的时代，没有这些城市管理的最基本的“平等”政策，就会把二元的城乡差别搬到了城市，形成了一个城市“迷人”与“糟糕”的矛盾的两面，最终成为城市发展的“瓶颈”。只有有意识地不断修正这些概念，才能赢得更大的“包容空间”，就这一点来说，城市包容性对老百姓来说是一种“感觉”，对城市管理者来说，却远远不能“感觉”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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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赛事撑门面 印度街头大扫荡
援引《台湾立报》2010年报道:新德里2010年10月风光举办大英国协运动会(Commonwealth Games)，印度政府为此整顿市容，在首都街头发起大型“清扫计划”，许多游民被迫赶出栖身处，连流浪狗、牛只也难逃一劫。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报导，列为首批清扫的对象为流浪狗、贫民窟居民，现轮到牛只、驴子、羊、老鼠、蛇，甚至因庆典与市集租借的大象、骆驼也遭殃。而印度政府为此投下6500万美金。
新德里动物保护非营利机构Friendicoes工作者吉塔说，重新安置25万只流浪狗工程浩大，“他们未来的家在哪现在都还看不见”。新德里市营公司10年前调查乞丐数量粗估约6万人;但当地非政府组织估计，实际数字已超过当时的2倍。而现占据空屋的游民约6万人，8万人居住在贫民窟。
印度顶尖经济学家比贝克·德布鲁瓦(Bibek Debroy)认为，政府的举动是为了清扫最低阶层的穷人，这无助解决问题，“应寻求更人道的方式来解决”。
新德里一提供小区与劳工团体专业服务的非营利组织“灾害中心”，主任罗伊质疑，“难道要把这些人丢到新德里边境，待运动会结束后再将他们接回?”
据政府说法，将针对受影响的民众建造集合式住宅，并给予每家庭5千美金的慰问金。但罗伊驳斥，以过往的经验来看，仅4成受影响的家庭能成功进驻新住宅。
除该些纷争外，新德里应尽速为即将到来的体育盛会做好准备。但期间大型搬迁与美化工程遭到许多抨击。因许多官员惯性的更新要求物清单，以致从筹备初便争议不断。像是新德里市营公司欲清除城内所有老鼠，计划购买数千个捕鼠器，甚至购置焚化炉处理尸体。
新德里市营公司预计设置超过1万座公共小便斗，以防随地小便影响市容，另外随手乱扔垃圾恐也得吃上罚单。甚至雇请耍蛇人扫除市内所有的蛇。当地牧童也不得闲，市营公司聘请牧童协助将街道上45万头牛只移置他处。
驻新德里国际安居地联盟，发表了一系列批判赛事影响的报告。联盟研究官员莎莉妮说：“这着实有些太疯狂了。政府要到哪找这么多耍蛇人?”为运动会所作的一切提升了市民的荣誉感，但许多既存问题无法获得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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