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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跑跑”缘于安全感缺失?

yangguangshixian 2011-09-07 11:05:56 编辑组稿/毕晓宁 总第107期 放大 缩小

 

曾经的温州富商肖华宇如今是新加坡人,由于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时间的限制,因此已获得绿卡的他仍然可以继续在国内经营企业,这种生活方式是像他这样希望在国内继续发展业务的企业家所青睐的。

除了为孩子谋求优质教育外,寻求安全感是其移民的重要理由之一。“在中国做事需要应酬、打点关系,公司的社会风险多,而从制度层面来说,法律风险也多。”这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商人,言语中暗示的是不愿在现存制度习俗下与企业家“原罪”正面较量。作为新世纪新富阶层,财产安全是他的重要需求,在有了新的“身份”的前提下,再回国办企业,心里踏实很多。

肖华宇将这一担忧称为“移民狂躁症”——担心国内投资环境变化、财富原罪拷问以及民众仇富心态加剧,通过移民来庇佑自己。而拥有“移民狂躁症”的富豪不止他一个,在他的圈子里,有很多像他一样低调得近乎隐秘的移民群体,这些人在国外有公司、国内有企业,“常人无法轻易接近他们,他们多住在当地高档小区,很少参加华人活动。”

然而,对移民现象早有关注的媒体评论员朱四倍认为,富人对安全感的惶惑,或不应简单归结为仇富或财富原罪。他分析,现实中财富分配的不公,才是人们仇富、富人被敌视的原因。“目前,分配制度对财富再分配的力度还是较小,不能起到显著的贫富差距调节作用。”他说。

寻找更优质的生活资源

“我的父亲当年想当一名外交官,可是后来发觉自己笨嘴拙舌,遂改学畜牧兽医;到了我这一代,也曾经幻想过做外交官,可是有海外关系的我属于比‘黑五类’还要‘不摸底’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后代,所以只能是幻想;而我的儿子同样想要做外交官,他在美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现在在美国外交部做了一名外交官。三代人的梦终于在美国这片土地上得以实现。”朱为众有些感慨,“这里面值得玩味的地方很多”。

朱为众认为,“新鲜的空气、安全的食物、优质的饮用水和孩子的教育等等”,这些似乎是生活最基本的需求,却成为新一代移民的重要出发点。虽然中国在高速发展,但金钱和机遇并不能代表一切。

根据美国移民法的规定,一旦获得“有条件”永久居民身份后,投资者的配偶和未满21岁的未婚子女可享受正式永久居民相同的福利,包括在美国任何地方居住和工作的自由、为其他亲属申办绿卡和享受永久居民在就学时的福利等。移民子女可免费就读美国公立中小学,选择大学时比外国学生更易上名牌大学,学费按照居民的标准。美国大学一年的留学费用高达25万~30万元,而国际生与本地生的上学费用相差3倍。据报道,在中国的留学生中,中学留学生越来越多,2010年赴美留学的16岁以下小留学生俨然成为留学生队伍的生力军。

在加拿大一家移民基金公司顾问老杜看来,现阶段选择移民主要有3个目的,首先是让下一代接受良好的教育,其次是实现投资多元化,最后是为自己找到一个环境更好的养老之所。各个移民公司也基本上从这个方面教育和推动客户。其中,90%以上的客户首先考虑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还有部分移民者是对资产安全更为敏感,他们认为目前国内资产保护做得不够好,选择移民是为了实现资产多元化。同时,国外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完备也是吸引移民的原因之一。

老杜并不认为富人移民会带走中国财富。在本质上,富人移民和民工流动没有区别,都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从业内看,申请移民者并没有将自己厂房变卖、公司关闭,他们的业务还在国内。富二代们在海外接受良好的教育,会有更新的思维,对秩序更尊重,法律观念会更强。“等于把一批孩子送到国外去催化,等他们回国接父辈的班,这笔移民投资将是中国的一笔优质资产”。

在技术移民的群体中,医生、律师以及IT技术类的高学历者职业结构比较明显,有语言优势的人才仍然是主流,“事业有成的专业人员,从医生、工程师到运动员,希望跨越国界,在国际市场上为自己找到更高的价值。”朱为众说。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资深移民律师陈海阳则认为,技术移民主要是因为前几年国内和国外的工资待遇的差距比较大,但现在的差距越来越小了,技术移民的比例也相应降低。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认为,追求更好的福利,包括医疗、养老等福利,选择更好的生活环境,以及对孩子的幸福、健康与安全和教育前途的担忧与关注,都是促使中国富人选择投资移民的一些很容易列出来的理由。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食品安全、产品质量与环境污染等诸多发展软肋浮出水面,当新富阶层财力充盈时,寻找更优质生活资源成为富人移民的源动力。

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忧虑

移民公司的顾问们都相当煽情:“在北京买房?您还真不如移民呢!”这句话背后是一个心照不宣的事实:如今,二套房购买门槛提至史上最高,北京四环以内的新房均价突破3万元,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EB-5类签证正鼓励各国有钱人入籍,只要投资50万美元,即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移民顾问金济笑说:“理论上来讲,居住四环以内的北京人民都具备移民美国的条件。”

的确,对于中国的富豪们来说,移民的费用仅仅只是一套房子。以美国为例,目前美国投资移民政策已经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成熟期,从申请条件上看,对申请人的经商背景、年龄、学历及英语没有严格要求,对资产的要求也很宽松,只要一人申请成功,全家人都能获得美国绿卡,投资额为50万美元,约折合330万人民币。有人打了一个比方,这些钱在杭州市区大概只能买一套两居室,但在美国却可以换得一栋前有花园、后有泳池的别墅。

《财富报告》显示,个人可投资资产1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士对直接购买国内住宅的投资热情下降,9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将不再增加房地产市场投资,一半的高净值人士表示逐步在撤回房地产市场上的资金。

丁学良表示,富人移民的真正原因实际上很难从移民者口中得知,很多人到海外之后,再利用海外身份回到中国赚钱,在这种情况之下,不能指望他们把移民最核心的想法讲出来。“上面那些都是台面上讲得出来的移民动因,也都是很真实的,但是他不会告诉别人,或者他会用比较含糊的语言讲出来——是富人对财产安全的考虑。看起来只有4个字,但背后的故事就太多了。”

著名财经评论人士吴晓波表示,这种投资移民潮也与内地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有关。“自2004年中国开始出现国进民退,对民营企业造成了很大冲击。民营企业开始从制造业中溢出,想往产业链的上游走,进入金融与能源行业,但这两个行业都是国家垄断领域,所以民营企业家们非常失望,开始出走。此外,中国的政策环境对民营资本不友好,社会对民营资本家原罪的质疑,都使得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状态没有想象中好,这也是民营企业家移民的一个理由。”

丁学良认为,担忧财产安全而移民可归纳出几项原因:第一,中国内地的产权保护不是很好,法制不健全,对财产的保护不是很好,富人的财产常常遭到地方官员或黑社会有形无形的侵占;第二,一些富人在中国内地赚的钱并不是合法所得,他们始终担心自己会成为反贪反腐、打击黑社会的目标。这些财产来路不明的富人,既有经商来路不明的,又有腐败来路不明的,还有既经商又腐败的,或者是黑社会,这些人移民的真正原因是不会告之于人的。

他表示,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几个移民不能说明问题,但如果成批地移民,这后面一定有超越于个人之上的非常深刻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们在寻求一种更安全的地方,这个安全是多方面的安全。

也有人认为,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一急剧转型同时也付出了代价——中国所依赖的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已基本用完,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给很多人带来前程的隐忧。富豪对财富安全感的忧虑及移民,其实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制度的认同度在降低。

总体来看,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得很不错,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很多中国人的心理上始终有一种对未来的难以把握。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心,对中国政策、法治环境、宏观经济和社会保障的担忧,更为平稳的生活、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更为方便的商务投资与旅游居住,是所有中国富人移民最主要的原因。$nextpage$

避税天堂

中国经济界风云人士移民,尤为青睐新加坡,“避税是主要原因”,澳星移民留学集团的副总经理孙亦军说。新加坡政府规定,只有在新加坡本土投资所获收益才需要缴税,本国公民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投资所获收益不需要缴税,这一点对于高资产人士吸引力极大。

以一位公司在美国上市的富豪为例,其抛售股票所赚取的投资收益,在中国或美国税收将近30%。移民新加坡,对于这样的高资产人士,尤其是在全球都有投资的人士来说,可获得的避税数字却能以“亿”来计,这相对于其花费1000多万投资于新加坡政府基金来取得永久性居民资格而言,实为九牛一毛。

另一条移民新加坡极其重要的理由是,新加坡对资产来源合法性的审查较为宽松。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要求提供资产来源说明以及纳税证明相比,这一条对国内许多富人群体来说,尤为体贴。因为许多富人拿钱投资容易,但要证明资产来源合法性,则“难如登天”。

对于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孙亦军认为,新加坡政府设置如此宽松的税收政策,首先是认定高资产人士移民新加坡,将使得新加坡对外经贸往来增加;另一方面,其存款大多也会选择留在新加坡。大部分选择新加坡移民的人士,其在新加坡居住的时间非常少,他们更多是将生活和工作的主战场放在国内。

瑞士著名滑雪胜地韦尔毕耶也成了富翁们的“避税天堂”。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大约3700名外国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选择在瑞士定居。瑞士各个州都有自己的税务政策,缴税比例也各不相同,瑞士州政府可以和外国移民签订特殊协议,大大降低外国移民的缴税额。结果,这些移民在瑞士所缴付的税款往往只是他们在其他国家缴税额的一小部分。

一直以来,由于在税收方面实施优惠政策,大批外国政商和娱乐文体界的名人纷纷移居瑞士,他们被戏称为“名人税务难民”。瑞士新任财政部长多利斯·洛伊特哈德批评税收政策偏向外国移民,歧视本国居民。但是,为了争取更多来自爱尔兰、卢森堡、东欧国家和英国的移民前来投资,瑞士政府目前还是倾向于保持优惠的税收政策。事实上,瑞士正面临来自英国的竞争,英国向海外亿万富豪提供的税收优惠政策已经吸引了不少瑞士本土富翁。

出境“洗钱术”

对于巨额财富的海外转移话题,富豪们向来避而不谈。在众多的财富海外转移过程中,透过地下钱庄“洗钱”出境是一种极为便捷的途径。地下钱庄是民间对从事地下非法金融业务的一类组织的俗称,是地下经济的一种表现形态。在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地的华人区称为“地下银行”,主要从事社区华人的汇款、收款业务,一些地下钱庄甚至发展成为网络化、专业化的地下银行系统。地下钱庄经济的繁荣,为中国富豪向海外转移资产提供了一条稳定的洗钱出境路径。

作为金融服务的非法中介机构,富豪们可以随时将规模不等的人民币资产交给地下钱庄并支付相关“手续费”(从万分之三到百分之几不等),而地下钱庄则可以通过境外合伙人将对应外汇打入富豪的境外账户。

对于转移财富而言,地下钱庄手续简单、快捷、资金周转快,而且能够逃避银行、税务、工商等部门的监管。通常情况下,富豪通过地下钱庄兑换或者转款,几分钟内就可完成一单。由于地下钱庄非法经营活动较为隐蔽,通过地下钱庄分批次洗钱出境的数量和资金吞吐量难以准确统计,从国内外破获的类似案件中可知,一个较大的地下钱庄每日资金流水可能多达上千万元。

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多数为岛国)近些年纷纷以法律手段制订并培育出一些特别宽松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一般称为离岸法区,用来隐秘操作转移财富,而所谓离岸公司就是泛指在离岸法区内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包括企业家、商人、高级管理人员、演员、作家等在内的富豪群体热衷于注册属于自己的离岸公司,这是因为所有的国际大银行都承认离岸公司,并愿意为其设立银行帐号及财务运作提供方便。而在运作的过程中,一方面这种离岸公司可以帮助富人群体减少纳税额度,另一方面,离岸公司不受外汇管制,这也可以使他们的海外投资、转移财富计划更为隐蔽和自由。

富豪群体通过离岸公司转移个人资产十分便捷,通常来说,在得到公司注册代理机构出具的证明后,离岸公司的设立手续一般可在24小时内完成。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一家离岸公司,最少只需要交纳300美元的费用,最多也不过1000美元,这对于身家动辄几亿甚至上百亿的富豪而言,实乃九牛一毛。英属维尔京群岛是世界上企业注册数量最多的三大离岸公司注册地之一。

有数据显示,全球注册的离岸公司有70多万家企业,其中50多万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而在这50多万家离岸企业中,有20多万家公司与中国有关。

中国缺乏保护财富机制

有权威机构统计中国富人移民潮的原因,如上所示:子女教育、保护财富、养老、税费负担……然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却不以为然,他说,表面理由很好找,但是这些理由下面有更深刻的根源。中产阶级作“退出”的选择,说明了这个群体对有关现存制度体系正在失去信任。

2011年6月,郑永年到浙江、广东考察,发现大量的企业家和财富向外移民,“这几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在中国越来越突出,”他忧虑,“大家都往外跑,量非常大,感觉非常吃惊。”历史上,移民的多数是社会的底层,是贫穷得生活不下去的社会群体,但这一波移民的主体则是上产、中产阶级。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本来就不大,随着中产群体选择“退出”,中国社会的底层群体必然扩大。

郑永年说,他观察到的正在投资移民的群体,大多数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发展的产物,90年代中期以后是这批投资移民发展最好的时候。现在大陆资本剩余,财富以投资方式走出去本是正常的,但问题是中国财富的流失远远超过正常水平,而且连人都走出去了。这个移民规模从世界经济史上看,也超过了正常现象。

实际上,中国现行税收制度还是有利于富人的。这些投资移民跑到国外以后,生存环境并不好,而且看不出其资产有发展和扩大,更多是纯粹消费。那么,就更要思考一个问题:既然不能像在中国国内赚钱那么多,为什么还要走?

郑永年认为,从浙江、广东接触到的信息来看,投资环境、政策环境和法制环境在恶化,并且刚好外国在打中国企业家这帮人的主意。金融危机后,美国、澳大利亚等需要资金和经济人才的注入,现在一些国家提高了投资移民门槛,说明中国的移民太多了,提高门槛以便让更优质的中国人进来。

而且,虽然有了《物权法》,但法治理念非常差,政治权力还是老大。财富一旦被地方官员盯上,再多的财富也是无力抵抗的。

如今,先行创造财富的群体出走,会造成负面效果。它带来了一种不安全信息,很容易传导到攒了点钱和正在攒钱的人们心里,从而打击他们继续踏实攒钱的积极性,使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动力枯竭。

郑永年说,和其他社会一样,知识和财富是中国社会最有能力发出“声音”的两个群体,一旦这两个群体先后选择“退出”,改革必然缺乏动力。所谓“发展是硬道理”,实际是在强调创造财富,但忽视了保护财富。欧洲经验也显示,创造财富,首先要尊重财富。

中国没有独立的企业家群体,历史上财富群体也没有真正条件成为一个独立阶层,而是依附于权力之上,它是依附体。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权力,它只能依靠别人来得到发展。这种格局下,一些企业和财富,一感到不安全,又抱不到大腿,或者抱大腿的成本太高,就跑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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