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广州出租车调价听证会于7月18日召开。17日，144位报名的市民以抓阄的方式现场产生了8名正式代表和6名旁听代表，有网友指出，在选出的乘客代表当中竟然有交通部门的退休科长。
随后有知名人士在微博爆出4名听证“专业户”的存在，“随机抽签次次‘被选中’”，引发网友热切关注，直呼“被代表”，网友感叹其运气简直可以买彩票。其中64岁的胡丽天7年里竟然一共参加过19次各类听证会，对涨价皆投赞成票，被质疑为听证“托儿”，更有人称其为成都听证会“最牛群众演员”。据了解，胡丽天在听证中先后支持过涨水价、涨的士价、涨停车费、摇号购车等等，并有名言：“人活着就是占用、消耗资源，所以政府收任何费都有理。”
实际上，听证“专业户”的新闻公众并非第一次听到，此前合肥曾经出现过职业听证人。可怕之处在于，他们犹如会说话的机器，被设置了固定程序，永远只会说“是”，而不会说“不”，这样的“代表”真的能够代表绝大部分消费者的利益?
听证会起源于英美，是一种把司法审判的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制度。这种制度能够代表民意，体现公平、公正，深受人民喜欢。中国与国际“接轨”，涨价必须先听证。
然而，目前听证会正在遭遇空前的公信力危机，这次听证专业户的集体“亮相”，突破了公众的承受尺度。追溯历史，中国引入价格听证制度，至今不过10余年时间。听证制度的设计初衷充满着善意与进步，通过听证代表的观点博弈，使政府决策趋向合理化。设立听证会制度，也是实现公众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等权利的一种方式。但是近年来，听证会越来越被诟病，不少百姓认为听证会就是走过场，听证代表就是内定，以至于参与热情锐减，东莞居民水价听证，征集听证会参加人，却无人买账就是例证。
听证会沦至人人炮轰甚至避而远之的局面，原因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制度无力。早在2002年12月1日，中国正式施行《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2008年12月1日，《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正式施行。但遗憾的是，这些规定并未得到有效践行，一些价格上涨根本就不举行听证，亦非新闻。
二是管理缺失。《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明确规定，定价听证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组织。按说价格主管部门应该不偏不倚，确保权力节制，维护公共利益，但是不少部门表现得十分暧昧，垄断企业一呼吁涨价，立马呼应，甚至鞍前马后为之效劳。在遴选听证代表时，特意挑选“听话”的、与垄断企业保持一致的代表。由于信息不透明，公众无法监管，往往听到“涨声”一片，但为时已晚。
要有效遏制听证专业户现象，就需改革现有制度。听证会不妨委托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组织，在信息披露上应确保最大程度的透明，程序如何设置，公众如何参与，代表如何遴选，现场如何博弈……都应阳光化，而不是秘密操作、选择性运行。令人欣慰的是，不少人大代表已经建言制定《听证法》，法律完善并能得到严格落实，听证乱象才会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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