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会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澄清自己，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声明是没有用的，唯一的途径，是来自第三方的严肃调查。更关键的是，红十字会必须透明公开，接受公众的监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张鸣表示，在他看来，郭美美事件让人很有想象空间，其背后是主导中国慈善事业的红十字会。
“红十字会不能自己站出来说自己没问题，那是没用的，这样干巴巴撇清自己的声明，无异于火上浇油，没有任何作用，也没有信服力。你凭什么自证清白?别人凭什么相信你?”张鸣说，郭美美事件表明，中国红十字会显然还没学会如何危机公关，“如果它一直用这种权力机关的脸孔去面对公众，它也必然会丧失公信力。而一旦公信力没有了，它的生命也就结束了。”他认为，中国红十字会显然已经走到一个必须进行改革的关口。
大道未开，小道已乱
中国法律规定，民间个人、公司或社团要从事公募性公益慈善事业，必须挂靠在红十字会下面作为二级专项基金，且没有独立账户和法人资格，资金使用受到红会的严格控制。真正有心做慈善的民间力量，则需要突破重重政策限制，到红总会去求情“拜衙门”，才能打通此道。这一制度安排被业内专家戏称为“只许皇恩浩荡，不许民间行善”。
在其他国家，民间公益慈善的门槛远没有中国这么高。在很多国家，个人或家庭就可以发起注册一个基金会去募捐、行善，其信用完全依赖于它履行对捐款人承诺的程度。“在中国，大道未开，所以小道就乱了。”王振耀说。
垄断了公募牌照的中红会，一方面没有动力去主动募款，因为旗下二级基金所募款项都托管于其账户之上;另一方面也没有动力去有效率地使用善款，或使善款保值增值，因为它没有竞争压力。这在中红会旗下红基会的逐年年报上也得到体现，其善款的投资收益连年为零;且账上的净资产总额已经由2007年的约1.5亿元，沉积至2009年的约7.7亿元。
红会掌握了大量政府资源，又垄断公益慈善牌照，给权力寻租创造了可能。一些商人打着公益慈善的幌子与红会合作，实际是看重红会背靠的大树。郭美美事件中，天略集团前员工即爆料说，天略慈善捐赠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政府的支持，与政府系统搭上关系。一位不愿具名的某基金会人士透露说，个别红总会的人下到地方，“就跟发改委官员似的待遇”。
改革开放后，为规范公益慈善事业，中国引入国际上的现代基金会管理机制。1994年，中国红会直属基金——红十字基金会在民政部注册登记成立，但红十字总会原有的公募资格和公募牌照资源，由于体制原因并没有被同时取消。中国有了红十字会和红十字基金会两个具有独立公募资格的组织，这在全世界各国红十字会中也属罕见。而且，国务院直接领导的红十字会比红基会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其直属分会和直属基金的设立只需由中国红十字总会审批生效，无需基金会主管机构民政部批准。
历史遗留的监管空白地带，为红会公募牌照资源的自我繁殖和滥用留下了操作空间。眼下令中国红会身陷“郭美美”漩涡之中的根源，正在于此——围绕在商业系统红十字会和红会直属专项基金周边的关联公司，可以通过种种曲径通幽的创新性运作，将本应用于公益慈善事业的公募资格进行商业变现。
对于此次中红会风波的成因，一位业内人士分析其必然性：从公益组织管理来说，首先是对捐赠人负责，公益组织是受托于捐赠人而存在的。所以，捐赠人代表一定要进入核心层，任命信得过的管理者，监督管理层的运行。“今天中国许多公办慈善组织的最大问题，是负责人的任免与捐赠人无关。钱由捐赠人捐，任免由政府部门领导决定，组织负责人首先只对政府部门负责，而政府部门不可能了解捐赠人最内在的具体期望。”
红十字会的症结
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资深志愿者，林源(化名)自2005年开始投身红十字运动，对整个红十字会的运作机制非常清楚，同时也因为红十字会经历了太多伤心事。5年前，林源参与在红基会下面创立了小天使专项基金。
“红十字会最大的问题是不作为，而不是作为太多了，”林源说，“机制问题，很多事开展不了”。按照中编办核定的，中国红十字总会一共80多人，所谓参照公务员管理，就是按照公务员待遇定岗定编。红十字会处级以下的正式工作人员，全部要经过全国公务员考试。“你们能指望就这点公务员做多少事?”
1993年中国红十字会才正式从国家卫生系统独立出来，由于其特殊地位和社会功能，同年中国出台的《红十字法》给予了红十字会半官方的身份。半官方的另一面就是半民间，但是因为中国的特殊国情，这个另一半始终黯淡不已。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的时候，美国红十字会的救援组织第一个赶到现场，最后一个离开，对救灾起到了关键作用，效率比美国政府都高，最后布什总统亲自去美国红十字会表示感谢，”林源说：“而中国汶川地震发生后最紧急的阶段，是红十字总会向财政部紧急拨款5亿，因为它自己缺乏大型救援项目的执行能力和配合渠道。”
名义上，中国红十字总会是所有这些分会的领导，但事实上，各级红十字会的人力调配和经费保障都和总会没有关系，它们是同级政府序列里的边缘部门，例如：2860个县级红会就有70%依旧附属于卫生系统，是卫生局的1个办公室而已。
“我们下去调研，很多县级红十字会仅仅是公章意义上的存在罢了。”林源告诉记者。这种管理的失序和混乱很普遍，有时下级红会调整了领导班子，总会并不知情，以商业系统红十字会为例，中国红十字总会事实上很难管辖，只有在商红会需要总会的时候，它才向总会报送函件，它日常具体的业务总会是很难知道的。$nextpage$
事实上，中国红十字总会秘书长王汝鹏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反复提到要加强理顺中国红十字会的管理机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直以来，理顺管理体制都是红会从卫生部分离出来后历任领导班子的前置性工作任务。
管理机制不能理顺，长期隶属于卫生部系统导致身份的问题，这些都是造成了今天外界对红十字会非难和责备的原因。但是这并不是中国红十字会可以推脱责任的原因，事实上这次事件是中国红十字会长期问题积累的结果。
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
郭美美事件使中国红十字会系统的体制沉疴走到了风暴眼。“郭美美只是一个导火索，反映了民众对于对中国红十字会长期以来的官僚化和不透明的愤怒。”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表示，他宣称，“红十字会的钱，是爱心钱，贪腐一分钱都不原谅;一日不改革，一日不公开，一日不捐款。”
并且，在他看来，中国红十字会对于商红会的清理与整顿的表态，显得被动且滞后，“长期以来，中国红十字会可以批准行业协会，但是，一旦红十字会批准成立了一个行业协会，“你就有责任，你就该对它进行监管。现在你批准了商红会成立，你为何又管不到?这就是推卸责任。”
官办慈善模式下，其资金运作不透明长期被诟病。今年6月27日，国家审计署公告称，红总会本级及所属单位预算执行中的问题金额219.71万元;其他方面的问题金额420.33万元。
在北京恩玖非营利组织发展研究中心创始理事长、公益泰斗商玉生看来，红十字会最重要的也最应该做的工作是，告诉捐赠者他们所捐赠善款的流向，“你的这个钱既然是从大众来的，你就应该向大众有个交代，即使是政府拨款，政府也要审计，何况是老百姓的善款，更不能随便用。其实这个事情要做起来，非常简单，就是要进行信息公开透明，接受任何捐款人的监督。复杂在于它乱，有人想吃这碗饭，有人靠它发财，有人借着黑匣子来浑水摸鱼，一些图谋私利之人想开些口子。”
而一个公益机构与商业机构的捆绑，在慈善领域也是必须尽量避免的，“即便像一个基金会，要想成立企业机构，也是不能随便成立的，难道公私不分了?它一方面是公益机构，一方面又进行商业活动?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一些非常严格的界限。”商玉生表示。
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法》的规定，红十字会经费的主要来源包括：红十字会会员缴纳的会费，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捐赠的款物，动产和不动产的收入与“人民政府的拨款”。据各省关于《红十字会法》的实施办法，凡县级及以上红十字会，其行政运行费用均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
国家审计署的公告称，“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国家审计署负责监督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财务，各地红十字会的财务也都由同一级的审计部门进行审计，对于境外捐赠的款物还要接受国际红十字组织的监督、审计。而据《红十字会法》，红十字会经费的来源和使用情况每年要向红十字会理事会报告，同时接受人民政府的检查监督。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对此表示，由此规定可见，红十字会的财务监督与普通基金会组织完全不同，但中国红十字会是人道援助机构，同时应该接受社会道德约束和民众监督。
在商红会与红总会的财务关系上，也有相关规定，根据《中国红十字会会费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省级红十字会应将收缴会费的30%逐级缴纳上一级红十字会，70%留本级红十字会。全国性行业建立的行业红十字会，比照省级红十字会的比例和做法，向总会缴纳会费。
于建嵘说，至少目前有3件事是中国红十字会可以做到的，“第一，对它批准的所有行业协会进行清理;第二，对于其所有进行利益输出、利用红十字会牟利的人进行处理，将他们驱逐出红十字会;第三，公布红十字会的所有捐款的信息。”归根到底，“中国红十字会还是要获得老百姓的认同。”
在5月底的无锡，一场中华慈善百人论坛引起关注，这场有多位慈善公益人士参与的论坛，达成的共识是，“以透明度提升公信力”，并提倡，“公益行业建立自律联盟，完善自律机制”。“公益透明化并不是告诉捐款人，我不用你的钱发工资，而是告诉每个捐款人你的钱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在那次论坛上，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如此表示。
中国红十字会新闻发言人王汝鹏介绍，红十字会研发的公开透明的捐款管理信息网络平台7月上线，首先公布青海玉树捐款的来源、去向等所有信息，供公众查询，此后陆续将捐款信息放上平台。
如何使公众捐助的钱物保值增值、最终公众的捐赠去向哪里，这些是慈善组织的核心工作。要使公众对慈善组织信任，就必须对这些核心工作进行程序化规范，并且让这些工作在阳光下进行。正如美国卡耐基基金会前主席卢塞尔说的那样，“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
慈善组织需要通过各种媒体定期向有关部门和公众详细公开其经费收支情况，实行财务的规范、公开和透明管理。只有当公众看到或了解到自己捐献的钱物最终用在帮扶困难群众的身上，慈善组织才会得到公众的信任，从而进一步得到公众的支持。为了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要努力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使公众信任慈善组织，能够放心地把钱物交给慈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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