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连续两位药监局长(原浙江药监局长黄萌和原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张敬礼)落马，而2010年，国家药监局更是爆发继郑筱萸案后的“第二次地震”，案发缘于医药企业的举报。因涉嫌受贿，国家药监局正处级调研员卫良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而该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孔繁忠、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病毒二室原副主任祁自柏、血液制品室原副主任白坚石等4人也先后被批准逮捕。
郑筱萸时代，医药监管失效的现状使得整个医药市场混乱不堪，郑案发生后，药监局系统自上而下地查处了一大批干部，其整治力度之强，被外界称为“药监风暴”。此后，国家药监局推出了一系列改革，药监系统亦被喻为“进入‘后郑筱萸时代’，阳光化的开始”。然而，药监腐败案不断重发，说明权力寻租的问题仍然非常严重。频频发生的疫苗事件让人感到其背后的行政监管执法仍然“轻飘飘”，屡禁不绝的事故暗含着执法不力的可能。
药监局频繁曝出腐败案，昭示了哪些体制痼疾?行政权腐败如何才能除根?药监系统的权力如何实现有效的制约与监督，如何保障药品安全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难以绕开的话题。
郑筱萸案后，有关人士在总结经验教训，指出权力的过度集中是重要的问题——“郑筱萸时代是中国药监系统集权的巅峰时期。当时郑提出‘地标转国标’，即地方可批准的药品批号必须上升到国家药监局批准。之外就是GMP认证，即药厂的整个企业标准认证，使得制药企业的软、硬件投入达到2000万，发证单位仍是药监局，这两个方式使得国家药监局权力更加集中。”在权力集中的同时“审批权力配置不科学、制约不合理、运行不公开、监督不到位”。
一方面权力过度集中，另一方面应该行使的监管职权未能有效履行。这样的权力运行生态背后，牵连着权力行使者的“利益”：有利可图的权力不妨尽量扩充，无利可图的权力不妨极力逃避，在“趋利避害”的权力运作模式下，平时大量的监管执法被刻意忽略，而将社会公共治理的任务悉数推至有利可图的权力范围。于是，一边是频繁失序的恶性治理现状，一边则是频繁发生的恶性腐败案件，犹如相互交织的毒蛇，不断吞噬着政府公信力，残害着百姓利益。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3年内，1个部门连续发生两起比较大的腐败窝案，而且是在关系百姓生命安全的监管部门，这说明，腐败具有深刻的体制根源。要根治腐败，必须强化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推进制度反腐。
在竹立家看来，目前中国的腐败呈现3个特点：一把手犯罪现象大幅增加;窝案现象严重;买官卖官现象突出。腐败的根源在于制度漏洞，必须从制度体系、结构等方面遏制腐败的蔓延。同时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并落到实处。
目前，公共权力处于不透明的状态，也缺乏有效的公众社会的监督平台。竹立家指出，目前整个体制内有检察院、反贪局、纪委等监督机构，但体制外的监督平台如舆论监督等还不稳定，不够有力。
网络监督虽然能对公权力有一定制约，但仍是非规范性的平台。在竹立家看来，政府网站本可以成为政府与百姓互动的平台，但目前许多政府网站变成告示栏，并未公开政府活动、政策过程。
竹立家认为，中国目前已初步形成反腐败的制度体系，但关键性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比如中国缺乏一个“阳光法案”。所谓“阳光法案”，一般包括政治献金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游说法、利益冲突回避法、资讯自由法、行政程序法等。
掌握公共权力的人公开财产，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是国际通则，可以使官员不敢腐败，不想腐败，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反腐制度。然而在中国，这一制度至今仍因重重阻力而难以出台。中国虽然也设立了反贪局，但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安排，主要还是党政官员腐败事发后的被动处理。而一些国际公认的监督机构，如廉政公署，则是主动出击，官员财产申报不实就构成犯罪。
同时，已有的法律法规未能落实到位，制度间不协调、漏洞多;对腐败或行政过失的惩处不到位，官员贪污被揭发的概率比较低，对恶性案件判处较轻，未形成有效的威慑力，这都降低了腐败的成本，使腐败多发频发。
竹立家指出，要根治腐败，最根本的还是要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首先用民主的办法，选好用好“一把手”，确保党代表和人民代表真正由选举产生，层层选举，制约和监督“一把手”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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