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温哥华冬奥冠军周洋在赛后因感谢父母，未先感谢国家而被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批评后，中国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致谢内容和顺序便成了舆论者的重点把玩项目。
近日，29岁的武汉女子李娜在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战胜斯齐亚沃尼，成为网球大满贯134年历史中，首位获得单打冠军的亚洲选手。不过在赛后的颁奖仪式上，李娜简短的致谢词却未涉及任何国家方面。第一是给她钱花的赞助商，第二是她花钱雇来的团队。
然而，非议是荣耀的孪生兄弟。一个人一旦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附着在其身上的每一粒尘埃都会被无限放大。李娜也不例外，当她手捧奖杯将笑容铺洒在埃菲尔铁塔之下，万里之外的国内早已是人声鼎沸，无数的羡慕与赞美过后，各种争议也纷至沓来。
直率李娜狠批举国体制
近日，“网坛金花”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网球生涯，心直口快的李娜炮轰了中国现行体育制度，她说：“提到国家制定的条条框框规定，要让球员在场上场下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许多制度都需要进行修改，因为只有这样球员才会拥有足够的自由和权力，而不再被部门规定所束缚。”
李娜甚至还透露说，若不是在有关部门领导的压力之下，自己很有可能都不会选择从事网球运动。“在我小的时候，如果可以自由选择的话，我肯定不会选择网球。”在接受采访时李娜表示，“现在网球对于我来说，真正意义上的成为了职业，但是在这之前，我的父母，还有领导，他们都曾经给我施加过压力。”
不光是对网球，对于其他体育项目的运动员，李娜也表示应给予他们相应的权利和自由，对于这种“牢笼式”的管理模式，李娜认为在运动员的职业生涯中并不能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现在情况已经好了很多，在过去，从地方到国家的各级领导，他们会为你安排所有的事情，无论是训练、比赛，还是生活，而你所能做的就是服从，运动员们有权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
在这之前，另一位中国金花彭帅就曾为了获得更多的比赛奖金，不惜以退出国家队作为要挟，好在经过双方协商，如今新规定出台之后，球员已经能够在训练、比赛计划之外，获取更多的自由，其中就包括留有更大份额的比赛奖金。
“在过去，球员们都要随着省队、国家队去外地甚至是出国参加比赛，这样球员们就不得不把他们获得的比赛奖金交出一部分给教练员和部门的领导。”但这种培养模式自北京奥运会之后，却开始受到多方的质疑，因为在注重成绩的同时，球员们的福利却常常被人忽略。但积极的一面是这种状况如今已经有所好转，类似的强迫式管理模式在很多项目中已经被废止，其中就包括网球和篮球。
牢笼教育，待遇如“包身工”
中国有句古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可在中国体坛，越来越多亲如父子、情同母女的师徒们最终“反目成仇”，而曾经亲密无间的师徒之所以最终形同陌路，多是源于在徒弟取得成绩后利益分配上引发了矛盾。像中国网坛小将就曾为获得更多的比赛奖金而不惜以退出国家队作要挟。“以前的运动员一直生活在比较单调、封闭的环境中，他们从小就跟着教练南征北战，对于教练的话可谓言听计从。但现在不一样了，特别是新一代年轻的球员，他们接触面广，认知能力强，常常表现出很自我的那一面。虽然他们也拥有一颗感恩的心，但在利益面前他们会和教练分得很清楚。”一位省体院的基层教练在和记者聊天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的小孩太现实了，也太商业化了。他们在争取好成绩的同时，也更看重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
今年初，李玮峰领衔上演一幕中国足坛“自由人大逃亡”，这幕“好戏”再次引爆中国足球“不够职业”的旧话题。中国球员看上去风光无限，即使是在中国足球跌入低谷时仍开着跑车，住着豪宅，穿着名牌，可是，对绝大部分球员来说，他们的地位并没有那么高，有人甚至形容他们更像“包身工”。像长沙金德球员陈涛，合同期满后，俱乐部拿了一份非常低廉的合同要他签，若不签，等待他的便是“三停”命运。难怪，当陈涛今年终于恢复“自由”，身披申花战袍时说：“现在，我就像获得了重生！”陈涛身边的人也说，如果他今年没能转会，那他就只能选择退役了。类似陈涛这种经历的球员在中国足坛并不少见，“表面上看是职业球员，但实际上，从俱乐部的经营管理到商业运作，也包括球员的福利待遇，这些都很不规范。最主要的是，面对俱乐部种种‘霸王条款’现象，只有无条件接受，谁敢反抗就被‘封杀’，球员吃着青春饭，黄金年龄也就那么几年……”$nextpage$
举国体制优劣纷争四起
有人将李娜树立成反举国体制的斗士，有评论说：“我们从这场商业赛事那里，仿佛听到了貌似铁板一块的体制坚冰丝丝裂变的声音。”
近年来，关于中国体育制度的争辩一直不绝于耳，有人是举国体制金牌主义的忠实拥趸，也有人高举反对大旗呼吁体育的市场化变革。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体制之争愈演愈烈，直接导致了去年亚运会期间的一场全民大讨论。
6年前李娜“炮轰举国体制”，认为“国家队有很多体制不是很好，如果可以将队员的成绩与奖金挂钩，应该会更好一些”，网管中心主任孙晋芳则称其“思想觉悟低、责任感使命感差”。现今有媒体评论：“十运会上，正是这位直爽的武汉姑娘发出了对举国体制的公开质疑，继而毅然在2008年奥运会后决定单飞，远离体制，靠自己的汗水与坚韧赢得了今天的大满贯。”
更有人翻出了历史，29年前的胡娜“叛逃”，又如浮现在眼前的光影。
李娜的成功，让某些生活在体制内的运动员开始自省，体操奥运冠军陈一冰就在个人微博上连续发问：“我们被称为举国体制的产物，是不是该解散了呢？我们没法跟职业化的比……要是中国的F1、网球、足球等等这些项目都强了，像乒乓球、羽毛球、体操、举重等等这些举国产物项目还有必要存在吗？那我们还用参加奥运会吗？还用我们刻苦训练吗？其实我真的特别羡慕职业化！每年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比赛！目的也很明确！输了再提高自己！赢了有高额奖金！完全为了自己！”
而在同时，也有人借助李娜在“单飞”之前的体制内背景，大肆渲染举国体制的优越性，人民网发表评论：“虽然举国培养存在一些问题，但在目前，它仍然是在全民中推广普及体育运动的主力，是为具有运动天赋的苗子插上腾飞翅膀的重要平台。李娜、姚明、刘翔、张怡宁、郭晶晶，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运动员皆成长于体制……”
争辩一时难分胜负，但没有人能够篡改李娜“先吃皇粮再改小灶”的事实。目前掌管中国网球运动的是当年的老女排孙晋芳，她出身于举国体制下的奥运争光项目而今却掌控着职业网球的发展步伐。李娜夺冠之后，孙晋芳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仍与体制有关，她的答案很讨巧：靠举国体制培养，然后在职业氛围中挣钱。
体制之辩的一大衍生物，便是如何衡量法网冠军的价值。孙甜甜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双金牌得主之一，李娜夺冠之后，孙甜甜不时接到各路记者采访的电话，第一个问题就往往会让她难以招架，“李娜的法网冠军与你的奥运金牌哪一个分量更重？”孙甜甜哭笑不得：“我觉得它们同样重要。”
但在类似的问题上，国家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却不小心栽了个跟头。6月初，李永波在李娜的故乡武汉出席了一项活动，接受采访时表示：“李娜毕竟还不是奥运冠军，大满贯只是一项比赛而已，也不算世界锦标赛。虽然网球是一项在欧美高度职业化的传统项目，李娜取得了突破，但她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在奥运会的舞台上实现自己的价值。”此言一出，立刻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抨击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李永波朋友透露，他本人受到了舆论的重大压力。第二天，李永波就将个人微博装上了“灭火器”，连续发文表示采访自己的记者断章取义导致表达失准。
体制之争尚需理性思考
李娜的夺冠被认为可比肩姚明。其实，姚明同样不是奥运冠军。从运动成绩上说，他甚至还不如李娜，因为他最多只能在亚洲范围内夺冠。但姚明一个人的价值可能更堪比整个中国奥运代表团。原因何在？答案就是体育职业化。
李娜的成功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比如中国体育的培养方式除了沿用固有的举国体制外，还可以融合世界共享的元素——职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与国际接轨，也与普世价值接轨，与人性接轨——看看李娜的赛后发言吧！她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谈笑风生，而不必像其他队员那样，永远必须先把国家放在最前头。
其他人、其他项目也能采用这种模式吗？事实上，李娜得益于两种体系：长久在体制内的专业运动体系接受培训，无需过早面对生活和职业压力，并且得到一定的国际比赛机会；逐渐成熟之后，在能够自立的基础上“单飞”成功，即举国体制培养基础，“单飞”激发活力。
而且，项目不同，面临的情况亦不同。这里有职业化和非职业化两种类型。职业化项目，因为回报高，全世界都参与，所以竞争激烈，投入巨大。以网球为例，据统计，只有世界排名前50位的球手才具备养活自己的能力，目前中国只有李娜、郑洁、彭帅三人。显然，其他人如果脱离了举国体制的培养，将会怎么样？也许他们会从底层一步步成长直至成功，但这种可能性应该极低。足球、篮球等团体项目更是如此。
再看非职业化项目。乒乓球、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等项目之所以无法实现职业化，因为它们没有太高的观赏性，也就没有太多的市场价值。这些非职业化项目恰恰是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这是和网球等全世界职业化程度最高的赛事的不同之处。非职业化项目一旦失去国家投入，必然出现资金匮乏、水平下降。
举国体制一直是一柄双刃剑，对于一些运动员来说，它是缚住他们高飞的翅膀。而对于一些赛事和运动而言，举国体制已经成为了重要的保护伞。举国体制下的球员们只要专心训练比赛，而不需像很多外国球员那样担心住宿，订飞机票，没钱请教练等事情，加上还有背后的国家力量作为保证。而且多年来通过举国体制，中国在奥运亚运领奖台上功勋卓著，很多运动员也适应了这样“家长制”的培养和管理，加上职业体育在中国尚未发展起来，中国体育的“国家队”模式还会继续存在。
中国体育如何走得更远？
举国体制下的金牌总数并不能让这个国家的民众拥有强健的体魄，体制原本应该做的事情是为每个人铺垫好基础，而不是从每个人手中拿走资源集中培养冠军，中国13亿的健康远比51个奥运冠军重要。
在中国，完全脱离举国体制的职业体育培养模式，显然还“势单力薄”，甚至充满了风险。丁俊晖的父亲为了培养儿子，曾经举家过起漂泊动荡的贫寒生活，好在丁俊晖后来成功了。如果不成功呢？巨额的奖金、巨大的明星光环……职业体育成功的影响力令人羡慕，但是，成功背后的艰辛付出同样值得关注。
北京奥运会51金，广州亚运会199金……中国体育在竞技体育领域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但是，国人对中国体育的“胃口”并没有满足，因为我们还不是“世界体育强国”。确实，面对体育产业和体育消费只占国民经济的很小比重，面对在世界上影响巨大的职业体育领域只有姚明、李娜和丁俊晖这样区区几位世界级明星的现实，面对体育锻炼人数徘徊不前和青少年体质健康令人堪忧的窘境，竞技体育一枝独秀的中国体育不应该沾沾自喜。
中国体育需要新的发展，需要新的突破。这种发展和突破，不是要否定举国体制模式，不是否定竞技体育的成绩，而是要在全民健身、竞技体育和职业体育这三个方面统筹均衡，全面发展。三者的关系中，基础无疑是全民健身，只有全民族的身体健康才能为竞技体育和职业体育的输出人才创造条件。举国体制下的中国体育能够创造竞技体育的辉煌，相信也同样能带来全民健身的飞跃。竞技体育和职业体育则是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两个同样重要的方面，过去我们过分依赖竞技体育，今后我们的举国体制还要为职业体育的发展提供更强大的支持。
链接：
李娜语录集锦
“你们这些领导和教练让我出成绩，不就是要升官发财、分房子吗？”
——2002年李娜退隐。
“国家队有很多体制不是很好，如果可以将队员的成绩和奖金挂钩，应该会更好一些。”
——2005年全运会后，炮轰国家网管中心。
“中国传统的体育制度往往是僵硬和专制，虽然在这种制度下实现了许多奇迹，如在北京奥运会上夺得很多金牌，但这种僵化的制度有效地阻碍了一些非常专业的运动，如网球和篮球等项目。”
——李娜。
“Shut up！”
——奥运会女单半决赛中，李娜对观众这样吼道。后来接受采访，李娜回应：“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已经压抑很久了。”
“我觉得可能中国人太没有自信了，所以从来没有相信过自己可以做到，但是今天一旦有人做到，他们就会觉得，原来她可以做到，所以我也可以做到。”
——夺得法网冠军后接受采访。
“不要说我为国争光，我是为自己。”
——2011年澳网决赛之前接受记者采访。
“我从小就是体制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只不过后来可以选择自己的团队，走自己的职业化之路，但体制培养是我的起点。”
——夺得法网冠军后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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