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三峡移民最难，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人数高达上百万，而且淹没所涉及到的是20个城市、上千家企业、几十万亩农田、数千万平方米的房屋……这就意味着上百万人口赖以生存的资源没了;这就意味着三峡移民并不是简单的一次人口迁移，而是一场巨大的社会变迁。
三峡工程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的建设过程了，那么三峡的地质、环境、城市和乡村发生了什么样的变迁?今天，百万移民他们的生活又过得怎么样?
百万移民大迁移
沿长江三峡蜿蜒而建的农舍曾是独特一景。然而这样的景致，在十几年间已成为高峡平湖。
1992年4月，三峡工程建设获得通过，翌年8月，国务院颁布《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确定了移民安置、安置区及淹没区管理、移民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扶持措施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中国当代由政府主导的、最大规模的移民工程随之启动。
党中央、国务院也十分重视这一工作，根据三峡工程建设进度的要求和移民安置的整体安排，三峡移民分为一期移民和二期移民进行。其中，一期移民自1993年开始，整个移民任务完成得较为顺利，并确保了大江截流如期实施;二期移民工作则是从1998年起全面启动。
按照三峡工程175米正常蓄水位，水库淹没涉及湖北省和重庆市共20个市县，270多个乡镇、1600多家企业，以及3400多万平方米的房屋。湖北秭归、巴东和兴山县城，重庆万州的天成以及巫山、奉节、云阳、开县和丰都9个县城全淹全迁。
截止到2009年底，政府组织和自主外迁的移民共约113万人。其中，外迁安置的一部分移民落户到了广东、江西、上海、浙江等11个省市。
三峡人的不舍
113万三峡人，舍了从祖辈就开始攒下的沉甸甸的家，放了寄托无限情感和梦想的家，迁移到高处、远处。
不能回避，不想离开自己的家园，曾经是移民工作最初时的最大障碍。对于土生土长的人来说，家的含义，非常之重。于是，当三峡人从库区的低处出来、搬往外面的高处时，他们擦去了离乡的泪，指着正在建设的工程告诉小孩——那个，就是我们曾经的家。据悉，迁到绵竹的库区移民，年龄最大的85岁，最小的不到10个月。
而“迁得出，迁得稳，逐步能致富”，是国务院对三峡移民工作的要求，也使移民能看到新家的希望。
迁得出已经做到了，政府为移民建立一完备的法律手续，帮助了移民建立一个“新家”。重庆市移民局外迁办的副主任李善联将其概括为三证、两书、一表、一册、一协议。$nextpage$
三证是：迁入地户口准迁证、土地承包证、宅基地国土使用证;两书是：安置合同书与建房委托书;一表是：农村移民外迁安置申报审批表，由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盖章;一册是：农村外迁移民花名册，用于迁入地进行档案管理;一协议是：迁出县与迁入县签订安置协议，明确双方责、权、利。
此外，移民部门还为移民搞了司法公证，由公证处证明移民与迁出迁入地政府的移民手续完备、合法，具有法律效力，以避免将来有后遗症。
为此，三峡人舍弃了家园梦，而圆了国人的三峡梦。
抹不去的移民身份
以惠州为样板。2002年8月31日，宜昌始发专列，载着899名巫山县三峡库区移民，抵达他们人生的第二个故乡——惠州。
据悉，按照当时国务院的安排，广东省需要接收安置三峡库区外迁农村移民7000人，广东的肇庆、高要、佛山以及惠州四市，成为三峡移民的接收地。
899人被当地政府安排的大巴接回移民安置点。安置点以惠州市区为中心，分布在四周的13个镇街。其中，王德渊到了东北角的水口街道，姜华去了西南角的陈江街道，这两个点离城区最近，有公交车直达市区。王诗端则去了良井镇。
清早5点半，天刚蒙蒙亮，65岁的王德渊就下地了。他在街边的荒地里辟有一小块地，种点家用的瓜果蔬菜。王德渊种地并不是为了省钱，这个已经盖起6层楼房的移民村小组长，坚持这样“活动筋骨”1个小时。
差不多同一时间，20公里外的良井镇移民村，移民王诗端已钻进嘈杂的良井农贸市场。王诗端是去捡菜叶的，62岁的他要先给菜摊老板帮忙1个小时，末了，象征性地支付1块钱，拎走10余斤菜叶子，回家喂鸡喂鸭，贴补家用。
同在惠州，他们的生活境遇，却多有不同。经过多年的磨合，绝大部分三峡移民留守下来，但因安置地域不同，留守者的境遇也差异极大，有不少大移民仍没能适应当地的生活：“我们有本地户口，但我们还是外地人。”
当然，亦有少数人在当地飞速发展的“开发经济”中受惠，土地上建起厂房，移民村盖起高楼，厂租房租每月源源不断;而另一部分人，则田地抛荒，为生计发愁。唯一没有变化的，是大家抹不去的三峡移民身份。
房与地的纠纷
实际上，此前一年，外迁的移民就到过安置点，有的还是考察过多个点后，权衡利弊才签订协议。
那时候，王德渊和老乡们在惠州的移民生活，是在热闹、喜庆中开始的，当晚，13个镇街的主要领导都参加了欢迎宴。姜华所在的陈江镇，摆了整整10桌，镇委书记带着妻儿来给村民接风。移民村的安置房内，灶上用的连菜板、菜刀都有，姜华说，“就差开火过日子了”。
但也有小插曲，第一天夜里，潼湖镇的移民村，小偷在窗户外，勾出村民的裤子，偷走了里面的手机。更大的问题，是在移民拿到入户的钥匙之后发现的。
王德渊至今记得，钥匙交给村民，进屋后，看见门窗的结合处有裂缝，“宽的地方能塞进去一节烟蒂”，当场就有村民心酸地哭了。按照《广东省安置三峡库区外迁农村移民实施方案》，三峡外迁移民人均拥有20平方米的住所，采用混合结构、二层基础、铝合金窗、外墙贴马赛克。
天亮后，细心的村民发现，有的安置房基础下沉。一打听，惠州13个移民点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安置房质量问题成了移民们刚到惠州前两年的头等大事。
2004年，CCTV《焦点访谈》以“安居房变成豆腐渣”为题曝光此事，负主要责任的原惠阳区移民办主任、区三峡移民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何光胡，后因受贿38万元获刑13年。事后，当地政府很快拿出了修缮方案。
另一个焦点问题就是安置土地，各个移民点对此也展开了各自的努力。同样根据《广东省安置三峡库区外迁农村移民实施方案》，王德渊和他的移民老乡，每人拥有9分耕地。
据多个移民点的村民相互印证可知，考察签订移民协议时，接收点都指定过一块“让人满意”的耕地，但移居到当地后，政府都会借“没有征到这块地”等理由，重新划一块土地给移民村。
以潼湖镇移民村为例，人们为了一块地还和政府还闹过纠纷。最后以村民的胜利告终——每人划了5分地，潼湖镇移民村小组一共71人，剩下的近30亩耕地，政府给了1万平方米的工业用地，71人平分，但招商很困难，没有人租用。$nextpage$
摩擦
在移民安置点中，几乎无一例外曾发生过移民怒砸菜贩秤杆的事情。
2009年9月3日，移民惠州的第三天，红花岭小组一个村民去陈江菜市场买了5斤猪肉，回家复称发现，竟然少了1斤6两。村民回到市场评理，老板不承认，该村民一怒之下砸掉了卖肉的秤和案板。派出所现场调解之后，农贸市场竖起了“假一赔十”的牌子。
水口、良井等镇街也相继发生类似小冲突，最终都得以化解。后来，菜贩们知道是三峡移民，就再也不敢“短秤”。
三峡移民和当地村民的关系也很微妙。在他们看来，感觉当地人“比较排外”。王诗端家的斜对面，是一家惠州本地人开的麻将馆。3个本地人“三缺一”的话，也不愿意跟移民一桌的。
这种微妙的关系同样存在于小孩子之间。45岁的刘庆念，老家在巫山县巫峡镇秀峰街，在良井移民村靠帮别人开车为生。刘庆念说，儿子14岁，在良井宏基小学读5年级，回家常诉说同学叫骂他“北佬”，并经常遭到当地同学的欺负，打骂，觉得很委屈。
一位移民表示，他们全家都怀念故乡的生活，那里不但种地够吃，还有猪、羊、鸡可以饲养，还种着果树园，“现在我的小孩要吃水果都没有，收入有限，小孩总吵着要回老家去。”
“返流”严重
危房、土地问题，加上排外，让人无法安居乐业，用留守村民乔光辉的话说，“移民找不到生活”。于是，各地移民村出现大量移民“返流”。
2003年，良井14号房的刘长康一家4口，移民惠州不到一年，就率先离开惠州，回巫山去搞养殖业。紧接着，小组村民纷纷加入回乡队伍，到2004年上半年，23户中返流17户。甚至有两户卖掉了安置房和宅基地，一套2人的房子，卖了4.3万，一套3人的房子，卖了8万。
良井成了惠州13个移民点中返流最严重的镇。在王诗端看来，返流者有相似的特点，比如有比较殷实的积蓄，老家还有房子。
现在，良井镇移民村剩下6户留守，那些离开的人偶尔也会到良井来，不过，他们不把这当作“回家”，只是来看现状变了没有。其余移民点中，更多的移民还是选择了留守。
返乡后生活窘困
三峡“返流”人口有多少，目前尚无统计。但据调查，“返流”绝非个别现象。伴随着“返流”的增多，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就出现了。如因户口关系，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子女教育、医疗保险、养老保险问题等一系列现实而棘手的难题。
37岁的郭宝云就是移民“返流”中的一个，移民前，他几乎没怎么离开过位于宜昌市秭归县郭家坝镇的家，后来因三峡大坝建设，他2004年被迁往了江西省龙南县，可2007年，因始终无法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他又回到了郭家坝。
“我以前的家就在那里，不过是在水下100米左右。”郭宝云所指的地方早已被升高的水位淹没，取而代之的是缓缓流动的长江水。现在他在郭家坝镇新集镇开了个摩托车销售店，不过对他来说，这里已变得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他在这里已生活了30多年，陌生的是他的户口已被划入江西龙南县，如今他是不折不扣的外地人，必须每年办“暂住证”。
在秭归县迁入外省的3万名三峡移民中，郭宝云透露，仅与他同批迁往龙南的60多户200余名“三峡移民”中，目前已有20余户与他一样选择了返乡。$nextpage$
返乡后才发现，生活各方面并非如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户口的关系他们已成了“外地人”，必须办理外来人口暂住证。与之相应的，他们因为户口关系无法享受当地的医疗保险，不能参加社保，无疑增加了他们生活的负担和今后保障的不确定性。
郭宝云说，2008年他们第二个孩子诞生时，不得不跑回江西给孩子上户口。他们的烦恼同样会带给下一代，孩子的社保、医保，以及教育问题，就连以后孩子高考也必须赶往江西。
三峡附近生态遭破坏
与工程治理相比，生态移民、退耕还林、避让搬迁才是库区生态好转的根本途径，但是，相较于工程治理上动辄数十亿的投入，可谓微不足道，并不足以让库区百姓能够放弃原有的生存方式而得以活下去。库区生态和地质的破坏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10多年前的三峡百万移民，真正移民到库区以外的不足20万，超过90%的移民事实上都是“原地后靠”，从被淹没的低地搬迁到海拔更高的半山腰。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三峡移民仅仅是应急性移民，保障了三峡蓄水不被淹没，但是，到更高的山坡上开垦农田、建设城镇和村庄，却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和对地质结构的破坏。对于原本就已经因为过度开垦而生态结构脆弱的库区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王里奥对三峡库区的环境容量、消落带治理、水污染防治做过多年的研究。“农业开垦的污染和破坏才是三峡库区生态的最大威胁，这一点有些出乎最初专家们对库区环境问题的预料。”
王里奥说，最好的生态建设模式是不去扰动大自然，三峡库区阳光充沛，雨量充沛，完全具有良好的生态自修复能力，只要没有人的扰动，库区就可以形成新的生态系统的平衡。
生态移民还将持续
2007年9月，重庆市通过《渝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规划从2007年到2020年，渝东北地区将向重庆主城区和万州区累计转移230万人。
此前，为配合三峡大坝修建，已有140万居民移居他乡。如今，因担心水库内水源会受到污染，以及山体滑坡对周围数百万居民造成威胁，政府计划将230居民从重庆段迁出，移民人数是当初修建三峡大坝时移民数量的2倍。
这再次让人们看到了被称为中国工程建筑史上伟大成就的三峡大坝所带来的意外后果。
在重庆云阳多个乡镇，由于沿海地区大量的工厂倒闭，赋闲在家的青壮年劳动力比过往的年份成倍增加。在过去的30年里，几乎所有的库区劳动力都有在外打工的经历，但真正留在外边的人却少之又少。他们这个群体在自己故乡生存尚且困难，在外边的大城市更加不可能，而搬迁到政府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着的中心城镇，同样找不到生计。
此外，库区民陈天泽迫切希望搬迁，原因很简单：没活干，除了每个月50块钱移民生活补助，没有收入。再加上田地全部被淹，已经好几年几乎无地可种。
但是，一些农民不愿搬迁的。“这几年来，种粮的补贴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工也不好打了，农民们更加不愿意退掉土地出来。”当地一位农民说，因此，政府动员工作也越来越难做了，即使搬迁到城镇里住，几乎没有一户农民愿意把土地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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