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公众对于贪官的量刑过轻以及是否免除死刑问题，反响极大。《法制日报》报道说，中国“一把手”犯案比例超过50%。为什么中国贪官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而且一茬比一茬“旺盛”?通过对古今中外惩治腐败的法律研究，编者发现中国历史上和国外都“治贪严于治盗”，中国现行法律对于那些贪官大人们，太“仁慈”了!
与盗窃犯的量刑相比
根据中国《刑法》，对贪污受贿罪的量刑要比盗窃罪轻得多。其实，贪污受贿和盗窃是同一性质的犯罪，在国外就用一个罪名——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同样性质的犯罪，对贪污受贿罪网开一面，过分偏袒，这不但是立法的不公，也让贪官胆子大了起来，因为“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的成本和风险变小，一旦有了机会，就跃跃欲试。
《刑法》第264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如下：
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00—2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5000—2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1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三)盗窃数额特别巨大，法定刑在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及无期徒刑的量刑标准：
60000元以上不满78000元的，处有期徒刑10年至11年;78000元以上不满96000元的，处有期徒刑11年至12年;96000元以上不满114000元的，处有期徒刑12年至13年;114000元以上不满132000元的，处有期徒刑13年至14年;132000元以上不满150000元的，处有期徒刑14年至15年;150000元以上的处无期徒刑。
这就是说，盗窃500元就构成犯罪，盗窃3万元以上就可能被判处死刑。以对盗窃犯的如此量刑，如果比照对于贪官的量刑，中国的法律对他们真是“太仁慈”了。
中国《刑法》对贪污受贿罪的规定：个人贪污受贿数额不满5000元，情节较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个人贪污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简单地说，贪污受贿5000元才视为犯罪，10万元以上才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从《刑法》规定的最低实刑上看，百姓盗窃500元就可能被判处3年的徒刑，官员贪污受贿要5000元才有被判处2年徒刑的可能;百姓盗窃3万元就有被判处死刑的可能，官员贪污受贿10万以上才有被判处死刑的可能。也就是说，官盗5000元才违法，民窃500元就要坐牢。这只是立法上的不公，在司法实践中，贪污受贿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的也很少有被判处死刑的，连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大法官也承认：“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涉案(贪污受贿)金额为几万元的案件，并没有被移送到法院。”由此可见，中国不但在立法上偏袒贪官，在司法实践中，更是对贪官大发慈悲。$nextpage$
从实例来看，2010年中国的反腐风暴依然在继续，伴随部分省部级官员相继落马的同时，也有12名省部级贪官相继领取一审有罪判决。根据公开资料，在这12人当中，既有央企高管，也有地方党政领导;既有政法系统高官，还不乏人大、政协要员。在各自的判决中，12名获刑的高官均犯有“受贿”罪;9人被判处“死缓”，3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比如，建国以来首名落马的省级纪委书记王华元，他因为在企业经营、职务升迁、案件处理、逃避抓捕等事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款物折合人民币共计771万余元，最后被判处死缓。如果按王华元的贪额，那么就能判处51个盗窃犯的无期徒刑。而在这12名贪官中，王华元的贪额还不是最高的。最高者竟达数千万元，但也没有领取死刑，如何相比?
盗窃犯与贪官为何具有可比性?其实道理很简单，他们其实就是在利用手中的权力，盗窃国家的钱财。而且这样的人都是坐在党和国家给的位子上明抢暗夺，他们比《刑法》中规定的盗窃犯更恶劣，更应处以重刑。
所以，如果不能对贪官的量刑，像对一般盗窃犯那样明确界定，并以“从重、从严”的角度定制法律，还是如此“仁慈”，那么反腐败要取得决定性胜利，谈何容易?如果按盗窃犯判刑类比，500元以上就得判，15万就得判无期，那得有多少贪官该缩手?
与封建王朝的法律相比
死刑差不多与中国人的历史等长，中国关于死刑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夏书》，里面提出三种罪要判处死刑：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昏”指抢劫，“贼”指杀人，“墨”就是贪墨之罪。所以，中国最早的死刑对象包括了贪官。
在魏国的《发经》中，对贪污受贿的处罚就提升到了死刑的地步，并在数额上有了具体规定，“24两以下不处死刑。”
魏晋南北朝时，反贪的法律一度非常严酷，“律枉法十匹，义赃(不枉法受禄)二十匹大辞(死刑)”。到北魏太和八年，定赃一匹，枉法无论多少皆死。
而在唐早期，10两银子为贪官处死的标准，唐太宗曾经为7钱银子、相当于100多元人民币杀人。
宋元在历法上都袭承唐律，但是宋代优遇大臣。宋朝初年，赃满五贯、按粮价折算不到1000元人民币处死。而到宋朝第三代真宗赵恒手里，流放海岛代替了死刑。六七十年后，流放时脸上不再刺字，也不再杖责。到后来，流放都取消了，只给行政处分。元朝时对受财枉法罪干脆取消了死刑。相对而言，宋元两朝后期贪污都比较严重。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大概是接受了宋元灭亡的教训，开始整顿吏治，重新恢复了死刑。官吏赃至60两以上“斩首示众”，受赃不足百贯“凌迟示众”。朱元璋甚至还专门设立了整治公侯的《铁律》，“永嘉侯”和“祖壳侯”都曾因贪腐被召回北京，“鞭毙朝堂”。
清代更是重写了明代的历史。顺治三年和雍正三年分别颁布了两个《大清律集解附例》，严肃官吏。
封建王朝的法律不仅严肃贪官，更是在官员和百姓的量刑上突出对官员的严苛。纵观旧中国腐朽的封建王朝的法律，也是把盗窃和贪污受贿作为一个罪名，但对监守自盗(贪污)的量刑要比一般盗窃严厉得多，在《唐律》、《明律》和《清律》中，都规定监守自盗(贪污)量刑严于百姓的盗窃。《唐律》规定，监守自盗(贪污)比普通百姓的盗窃加两个量刑等级。《清律》规定，普通百姓盗窃50两笞80，监守自盗(贪污)一两以下均笞80;百姓盗窃80两被绞死，而监守自盗40两就杀无赦。
同种性质的犯罪，清朝对官员的量刑是普通百姓的50倍，也就是说，普通百姓盗窃50元被判处80年徒刑，官员贪污1元就要被判处80年徒刑。在死刑的适用上，清朝法律规定，普通百姓盗窃80元被判处死刑，官员贪污40元就要被判处死刑。
通过与旧中国腐朽的封建王朝的法律对比，可见中国现行的各种法律，都似乎给贪官特别的关照。
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
国外一般把盗窃罪和贪污受贿罪合并成一个罪名——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并且财产来源不明罪照此罪量刑。在国外，官员犯此罪所受到的惩罚也要比百姓严厉得多。
在法国，犯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同一涉案数额，对公务员的量刑要比对普通百姓高出40%到1倍，对司法人员的量刑要高出2.3—3倍。譬如说，普通百姓偷盗5000元被判处2年徒刑，那公务员贪污受贿5000元就要被判处4年徒刑，从事司法工作的公职人员贪污受贿5000元就要被判处8年的徒刑，道理很简单，这是知法犯法，明知故犯。也就是说，同样性质的犯罪，对公务员的量刑要比普通百姓翻一番，对司法人员的量刑在公务员的基础上再翻一番。
在德国，犯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对公务员的量刑要比普通百姓高出一倍。
在加拿大，犯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对公务员的量刑要比普通百姓高出0.4倍。
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犯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对公务员的量刑也普遍高于普通百姓。
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对贪官的刑罚显得过分宽容，中国对“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更是奇轻，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外国刑法一般把“财产来源不明”按“非法占有公私财产罪”论处，因为不能说明其来源，肯定就是“非法占有公私财产”，不是偷，就是抢，要么是贪污所来，要么是受贿所得。
与外国相比，中国对公务员的日常管理最宽容放任
外国除了用重典严惩贪官外，还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制约、监督公务员的言行和财产状况，防止其堕落到腐败的深渊，相比之下，中国缺乏这方面的立法。早在1989年就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制定《财产申报法》的立法建议，1994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但这个法律至今尚未出台，其原因显而易见。虽然发过《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和《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但也只流于形式，没真正施行起来。到目前为止，中国庞大的公务员系统竟没有任何廉政法规，所有公务员处于自由放任状态，缺乏日常监督与规戒，这是腐败愈演愈烈的另一个原因。$nextpage$
美国1978年颁布的《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规定，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立法、司法和行政公职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自己的家庭财产，上任后还须按月申报，材料对公众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提供虚假信息就是犯罪，可判处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和5年监禁。公务员利用其公务身份参与经济活动要被判处1万美元以下的处罚和2年以下的监禁。美国有关公务员的法律还规定，公务员接受的礼品其市场价格不得高于20美元，一年内从一种渠道所接受的馈赠不得超过50美元;禁止向上级赠送礼品或向比自己工资低的雇员索要礼物;对外国政府及其代理人赠送的价值100美元以上的礼品，必须在60天内交公，违反此规定者，法院应判处按违法所接受物品的估价金额并另加5000美元的罚金上缴国库。在美国，还有公务员访客登记制度，总统也不例外，供人民监督官员的活动，一旦发现了有腐败行为，立即查处。美国2009年破获的一起腐败大案震惊全国，中国人肯定以为涉案金额至少要几十亿。这个震惊全国的腐败大案的涉案人卡马拉诺市长仅收了25000美元的贿赂，约合17万人民币，这在中国简直就是“毛毛雨”，恐怕单位内部就处理了。
新加坡的《公务员纪律条例》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公众人士的礼物和款待，因公务接受的礼品必须如实报告，价值超过50新元必须交公，否则就以贪污受贿罪论处，面临5—7年的牢狱之灾，还要将入职以来每月薪金的40%比例积累下来的全部公积金和养老金上缴国库。政府每年发给每个公务员一个日记本，公务员必须每天记录公私活动情况，由监督部门审查，若有隐瞒作假，即予处罚。
法国的《公职总法典》规定，禁止公务员兼任其他有利可图的工作。不管是什么级别的公务员，都要定期公布自己的家庭财产。2007年5月，希拉克结束12年的总统任职后，按规定公布自己的家庭财产报告，接受司法部门和公众的审查。希拉克卸任总统时家庭财产包括乡村别墅、过户给女儿的小公寓以及艺术品、首饰、标致汽车，还有7万欧元的存款，总价值约为100万欧元。
瑞典早在1766年就颁布了公职人员必须如实公布家庭财产的法律，任何公民都有权查阅任何公务员的家庭财产明细，一旦某位官员的账户上出现了不明进项或不正常消费，百姓可以随时举报。
日本1992年通过的《资产公开法》也规定了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和公开查询制度，任何职务的公职人员收受赠与(包括金钱、物品及其他招待等)或基于职务关系得到劳务报酬，无论数额多少，均应在规定期限内报告上级。
芬兰法律规定，公务员接受超过规定标准的礼品、宴请、旅游或荣誉头衔均视为受贿，处以罚款和4年监禁，并且终生不得担任公职。芬兰公务员吃请格外小心，喝杯啤酒可以，要是喝杯法国红酒就有可能受到受贿调查。中国驻芬兰大使馆曾在某个新年给芬兰某部门送去一瓶茅台酒、一瓶红酒和一筒茶叶，吓得芬兰官员赶紧用自己的薪金买下这些礼物。
丹麦的廉政法规更加严厉，对公务员旅差费有严格的限制。如果出差在一天以内，则按小时补贴，在有公共汽车的地方不得乘出租车。为了体现公务员的平等性，除首相(副首相)、大臣和议会主席外，任何级别的公务员住房、乘车、乘船都用一个标准，乘飞机只能坐经济舱。
德国公务员廉政法规定，政府公职人员必须将15欧元以上的礼品与酬劳上交，禁止收受现金。
韩国1981年颁布了《公职人员伦理法》，对公务员财产的申报与公开、收受礼品的申报、以及限制退职公职人员就业等作了详尽的规定。
俄罗斯2008年12月出台的《反腐败法》规定，各种类型的公务员必须进行财产申报，他们配偶和子女的财产也必须一同申报，申报资料必须在媒体上公开，供人民监督。
从国外公务员廉政法规看，他们把公务员的一切活动置于公众监督之下，特别是家庭财产申报制度，不允许公务员有隐匿帐号，定期向公众公布收入和消费明细，任何公民可以查询任何公务员的财产状况，任何人可以举报任何公务员的隐瞒造假行为，这对公务员起到了有力的监督作用。由于国外公务员廉政法规比较细化，清楚地规定了腐败和廉洁之间的界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毫不含糊。譬如，在美国收礼超过20美元(约135人民币)就是犯罪，就面临罚款或坐牢;在芬兰，吃请超过标准就按受贿罪论处。在中国，官员一顿饭，百姓十年粮，签个字就由人民买单了;官员收两瓶“茅台”，两条“中华”也许被认为是“礼尚往来”，这要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就要被判刑入狱。社会主义中国过分宠惯官员，不但刑罚宽容，平时几乎没有任何监督和制约，与外国相比，中国对所有公务员最宽容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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