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怎样为官从政的问题上，《论语》的论述颇多，首先表现在对为官者个人的要求上。
在孔子看来，为官者个人一是要有政治理想。为理想而做官是政治家;为做官而做官是政客。《论语》关于政治理念的论述，从大的方面说，是要整顿“礼崩乐坏”混乱局面，恢复上古时期特别是周朝的社会秩序。“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说，周朝的礼乐制度借鉴夏、商两代而创造，是何等的伟大啊!我主张遵循周朝的做法。所以，孔子希望：“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即假如有人用我，我将在东方恢复周文王、周武王时的礼治秩序。从小的方面说，是要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弟子子贡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充足粮食，充足军备，让百姓对政府产生信任就行了。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在粮食、军备和百姓的信任这三者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回答，先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己还要去掉一项，在粮食与百姓的信任二者之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回答，先去掉粮食。自古以来，是人都难免一死。但如果百姓对政府没有信任，国家也就无法存在了。
二是要端正行为。孔子反复强调为官者的行为要端正。在《子路第十三》篇就有两段话：第一段是“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孔子说，为官者自己行为端正，不用发布命令，也能办好事情;如果自己行为不端正，即使发布命令，老百姓也不会信从。第二段是“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说，如果为官者自己行为端正了，对于从政有什么困难呢。如果自己不能做到行为端正，又怎么能叫百姓行为端正呢?在《颜渊第十二》篇中，“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回答，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正。你带头端正自己，谁还敢不端正呢。
三是要身先士卒。“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弟子子路问如何治政理事。孔子回答，身先士卒，要老百姓做的事，自己首先去做，而且要不怕辛劳。子路请孔子多指教一些。孔子回答，为官者对工作要孜孜不倦、永不懈怠。
四是要谨言慎行。“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弟子子张向孔子学习谋取俸禄的方法。孔子说，为官者要多听，有怀疑的地方先予以保留，对其余的谨慎地说出，从而减少过失;多看，有疑惑的地方先予保留，对其余的谨慎地行动，从而减少后悔。言语少过失，行为少后悔，这就是做官的方法。谨言慎行，是孔子一贯的思想。孔子不仅要求为官者谨言慎行，而且要求每个人都要谨言慎行。他既多次说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即君子说话要谨慎迟钝，做事要勤奋敏捷;又多次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即满口讨人喜欢的花言巧语，满脸讨人喜欢的伪善神色，是很少有仁义道德的。
五是不贪功诿过。“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孔子说，鲁国大夫孟之反不夸耀自己。他在军队溃败时走在最后，掩护全军。将进城门时，便鞭打着所乘战车的马说，不是我敢走在最后，而是我的马不快些跑。通过孟之反掩护全军撤退却不夸耀自己功劳这一事例，孔子赞扬了为官者不贪功的美德，但对掩饰过错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弟子子夏说，小人犯了错误一定会掩饰。“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孔子说，犯了错误却不改正，这才是过错。同时，孔子还指出了改过的途径，多次强调：“过则勿惮改”，即有过失就不要怕改正。
六是不要听信小人。“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远也已矣。’”这段话的意思是，子张问怎样才能算明察。孔子回答，像水那样一点一点地浸润过来的谗言，像切肤之感那样迫切的诬告，在你这里行不通，那你就可以说是明察了;像水那样一点一点地浸润过来的谗言，像切肤之感那样迫切的诬告，在你这里行不通，那你就可以说是看得远了。因此，孔子希望为官者做一个“明”、“远”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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