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深圳将举办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是深圳建立特区30多年来首次举办的世界性活动。为确保大运会安全，深圳警方开展“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此举引来各方争议。
深圳警方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刚刚结束的“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中，累计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受到震慑离开深圳，这使深圳在这段时间里的抢劫警情下降了16.4%，抢夺警情下降了13%。在深圳警方的通报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即“治安高危人员”。这是一个在中国的法律文本中找不到清晰定义的概念，它存在于中国管理城市治安的机关的“红头文件”里，时隐时现。
4月11日至7月31日，深圳还将开展“大运安保严管严治严打冲刺十大行动”，重点仍是排查清理治安高危人员。还有多少公民将被装入“治安高危人员”的筐中，尚未为可知。从“行动”、“战果”等军事用语来看，“治安高危人员”已然被视为城市的“敌人”。“炮火一响法无声”，战争不相信眼泪，更不相信法律。被当地警方以“行动”指代的“清危”，也有让法律哑火之嫌。
“清危”所涉嫌的违法，首先是有罪推定。所谓“高危人员”，据称是指“在深圳对社会治安秩序和公共安全有现存或潜在危害的人群”。这一解释颇为抽象，因为在理论上，每个人都有潜在危害。之所以我们选择法治，正是基于对人性恶的假设。从“潜在危害”上看，所有官员(当然也包括所有的深圳官员)，都是“腐败高危人员”。制度之所以不将所有“腐败高危人员”清理出深圳，是因为制度必须约束具有“潜在危害”的官员不能腐败。
同理，对待“治安低危人员”或“治安高危人员”，正确的选择是通过有效的社会管理，让他们不想危害、不敢危害、不能危害。一旦发生了现实的危害，那就应及时出动，依法处置;如果发现还只是潜在的危险(而非危害)，那就积极防范、严加监管。刑法上虽然也有“危险犯”的制度设计，但这类“危险犯”有其明确的范围。“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警方必须谨守法律的边界。
“清危”所涉嫌的违法，还在于自我授权。在抽象的概念之外，深圳也将“高危人员”细化为几大类，这样无疑方便了执法。但问题在于，谁赋予了地方执法者以“高危人员”的辨识和判断权?比如这一类：“在应当就业的年龄无正当职业、昼伏夜出、群众举报有现实危险的。”何谓“正当职业”，何谓“现实危险”，最终判断权都在执法者手里。“昼伏夜出”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一个多元化社会里应该得到宽容，除非警方有证据证明“昼伏夜出”的确有作奸犯科的行为。
同样，其他“高危人员”只有被执法者主观认定的“危险”，而无违法犯罪事实。既然没有违法犯罪事实，这些被人为定义的“高危人员”仍应作为普通公民来看待，他们和普通公民一样享有完整的宪法权利。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明文授权即禁止。这是依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尊重公民并不违法的选择，应成为城市管理的底线。
我们有必要建立这样的社会共识：对违法犯罪应当严厉打击，对潜在的危险应当严加监管。但画出几道框框就将数以万计的公民“清出”某个城市，这就是懒政思维在作怪，更是对法律尊严的亵渎。事实证明，“高度危险”的权力只要不受监管，就会相当危险。其实，加强交流促进友谊正是国际性赛事的宗旨，任何运动会都不会赞同以其之名，行城市排斥外来人员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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