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80年中国启动“计划生育”时，曾有一封公开信，信中这样写到：“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30年过去了，这些曾经被认为“因为误解”或者“可以解决”的担心，正一一成为现实，而且日渐严重。
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纪宝成疾呼，应该从今年开始调整独生子女政策，凡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放开二胎，用三到五年时间全面实行这个政策。究竟应不应该开放二胎生育限制?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很纠结的事情，抛开生养两个孩子的艰辛之外，中国的人口压力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环境恶化资源短缺也是大家心知肚明的情况，当然，也有一些人非常期待这项政策的到来。
中国有望放开二胎政策
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透露，目前计生部门正在考虑放开二胎政策，可能在“十二五”末期放开。该委员会的另外一位副主任张黎则透露，国家将试点新的计划生育政策。
王玉庆表示，很多专家这项政策进行了研究，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人口红利也到了一定阶段，这一政策可以在城市逐步放开。他认为，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为二胎政策疾呼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纪宝成是第四次提出这个建议。
纪宝成表示，从2006年开始，中国青年劳动力就开始锐减。今后10年，28—40岁的劳动力将下降一半。目前中国老龄化社会已经提前到来，60岁以上老人在整个社会人口中的占比可能在12%左右。但过不了几年，这一比例将很快发展到30%。对中国的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产生负面影响。
纪宝成建议，应该从今年开始调整独生子女政策，凡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放开二胎，用3到5年时间，全面实行这个政策。放宽二胎政策的同时，不准生三胎的政策应该更加严格。提倡生1个，允许生2个，不许生3个。
支持派：
一胎政策弊端渐显
理由1、中国人口负增长，劳动力短缺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所预见的中国人口变化趋势是：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停止增长，届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10亿人左右的峰值，随后即开始逐渐下降。该中心称，到2013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达到72.1%的峰值，而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峰值将出现在2016年，届时将达到9.97亿。
鉴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增长量已开始下降，而“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非农产业的用工人数还将持续增加，中国的劳动力供需很快就将出现缺口。使用三个经济增长率设想值(10%的高增长率、9%的中等增长率以及8%的低增长率)以及两个就业弹性指标，我们可以勾画出六种劳动力供需局面(以工作年龄人口总数作为劳动力供需的基数)。高就业弹性相当于经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业人数就增长0.297%(这是1991至2003年期间的平均水平)，低就业弹性则相当于经济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业人数增长0.230%(较前者低半个标准差)。
自2004年以来，无论出现上述哪种劳动力供需局面，中国每年新增就业人口的净增长量都低于新增加的劳动力需求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将逐步扩大。尽管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部门将持续释放出多余的劳动力，但具体到不同的地区、行业和工种，劳动力短缺的现象预计仍将不时出现。所以开放二胎政策，刻不容缓。
理由2、低的出生率使人口结构不合理
据2009年数据显示：中国的老龄化比例已达8.3%，显著赶超世界平均水平7.5%。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有1.6亿，其中只有城市的4000多万享受社会养老，但养老金缺口已经很大;2030年后60岁以上老人将达到4亿，而年轻劳动力却不断减少，中国每年出生人口从1990年的2600万下降到2000年之后的1300万左右。养老将成为今后政府长期面临的第一大难题。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得以在比多数发达国家短得多的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计划生育使得中国的老龄化进程不仅是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也是转变速度最快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枯竭的中国，其人口变化的最大特点正是“未富先老”。
所谓人口红利，既来自人口绝对数的增长，也来自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城市化不仅将大量人口卷入新型的消费模式，也为工业和服务业带来大量廉价劳动力。中国人口变迁的特别之处在于，在其他国家，生育率下降晚于工业化和城市化，通常，随着妇女就业率提高、育儿模式变迁、儿童抚养和教育成本大幅上升，最终导致生育意愿下降。而在中国，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生育率在60年代末便开始快速下降，远远早于城市化进程，这导致了两个结果：对于以城市青壮年人群为主要对象的产业来说，人口下行期的影响多半被城市化所缓冲和抵消了;其次，由于2004年开始城市化速度急剧放慢，从那时起，人口下行期将与城市化下行期叠加在一起，其影响将是空前的。$nextpage$
考虑城市化的因素，从1988年开始的那个下行段，其影响便尤为重大。从那年起，新生人口以平均每年48万的速度下降，年降幅约3个百分点，直到2004年后暂时趋稳。而正是从2004年起，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便以平均每年170万的速度下降，从2003年的顶峰2000万降至去年的1100万。有意思的是：2003年恰好是1987年出生的孩子初中毕业的年龄，许多农村孩子正是在这个年纪进城打工，现在，城市化的这一来源正在枯竭。然而城市化减速比这一年龄段人口减少还要快得多，眼下在农村，16至45岁这一青壮年潜在进城人群正在全面萎缩。
理由3、有利于子女养老“减负”
随着社会总收入的增加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年所作的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数量正在逐年下降，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05年的数字分别是4.41、3.96、3.44和3.13。
中国的人口结构也相应从早期年轻人口占主要地位的典型金字塔形转变为老年人口增加、中间年龄人口占主要地位的近乎橄榄形。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更趋向于老年人口多于青年人口的倒金字塔形。
在那些有一位65岁以上老人的家庭中，有16%的家庭是一位老人独居;而在有两位65岁以上老人的家庭中，有42%的家庭是一对老年夫妇单独生活。
相对来说，实行计划生育后出生的独生子女更容易出现被过度溺爱、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他们长大后赡养父母的意识可能会比较淡薄。
这些独生子女家庭也使父母一辈对传统上靠子女养老的期待有所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对“你老年之后是否希望靠子女赡养?”的问题，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不同回答。
受访者中，有70%的老年人回答“是”，而在35—54岁年龄组(他们均是独生子女的家长)中，回答“是”的比例只有63%。而且，越年轻的父母，作出肯定回答的比例越低。
理由4、一胎制度带来性别比例失调
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性别比不断攀升。由于人口有20多年的滞后性，出生性别比异常对目前的婚姻市场还没有太大的影响。
目前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24岁左右，男性在26岁左右，男性比女性大2岁左右。我们用22—26岁这五年年龄段代表女孩初婚人群，对应男性24—28岁年龄段。从图可见，2012年之前，中国婚姻市场基本正常，不存在严重的光棍问题，甚至女性还略多于男性(城市剩女现象的人口学基础)。但是从2012年开始，24—28岁男性人口将大幅超过22—26岁女性人口，到2030年男性人口超过女性人口30%以上 。
以25—55岁男性人口对应23—53岁女性人口，姑且定义超过的部分为“过剩男人”。目前“过剩男人”波动在1000万左右，对于这么一个大国来说是正常的，并且这些人很多是智力、体力有缺陷的人 ，经济能力比较弱，对自己的光棍身份比较认同，对社会危害性比较小。但是从2012年开始，“过剩男人”将快速增加，到2017年开始超过3000万，2022年开始接近4000万。这4000万青壮年光棍对社会稳定和家庭秩序的破坏作用可想而知。
比如2007年广东省徐闻县42岁光棍苏千小砍杀4学生;2010年3月23日，42岁光棍郑民生在福建省南平市南平实验小学杀死8人，重伤5人;2010年4月28日，广东雷州市33岁光棍陈康炳在小学内砍伤师生19人;2010年5月16日，20岁贺州男子疑因女友悔婚，血洗佛山一条街，“专挑年轻女孩儿砍”，先后6人被砍伤送往医院。$nextpage$
反对派：放开二胎风险不小
理由1、控制人口才能国富民强
虽然二胎政策呼声很高，但是提出“让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二胎”建议的委员、代表也不在少数。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表示：中国因为人口太多，导致人均国力不够，人均GDP只有3000多元人民币。“很多人都没有看到‘人均’这个概念。”
“咱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什么不能放弃?是因为人太多，需要提供劳动岗位。”程恩富认为，其实随着科技发展，很多劳动密集型工作已经可以被机械化代替，太多的人口让中国难以提高人力资源质量。
另一方面，程恩富表示，为了使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工较快成为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正式市民，所有城市均不宜推行市民两个独生子女结婚可生二胎的政策。
“想不想100年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接近发达国家?”面对反对的声音，程恩富总用这句话来反问对方。面对这个所有中国人的愿望，程恩富认为，控制人口是国富民强的重要一环。
理由2、放开二胎，经济崩溃
程恩富强调：“与(经济)资源节约增效型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改善型社会相匹配的应是‘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这‘三型社会’完整地体现了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从而为根本转变对内对外发展方式，缓减内外资源战、环境战、生态战、贸易战和移民战等奠定基础。”
因此，程恩富认为，应积极提倡“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尽快实施严格的“一胎化”政策，从而尽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力，全力提升民众的幸福感与幸福指数，进而尽快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众多问题。
为此，程恩富提议，所有城市均不宜推行市民两个独生子女结婚可生二胎的政策，要像1980年中央决定实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那样，广泛通过立法、政策、宣传、教育等配套措施，尽快大力推行“先控后减”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新政，积极构建“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
为保障“一胎化”的尽快施行，程恩富建议：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变罚为奖”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无胎高保、女胎中保、男胎基保(低保)、超胎不保”，即对于不生育的家庭实行高保，生一个女孩的家庭实行中保，生一个男孩的家庭实行低保或基保(社会普遍的基本或基础保障)，违纪超生的家庭不保，变处罚为奖励。
同时，国家一方面要把严格计划生育所节约的各种经费及时投入到老龄人口工作及生活改善等方面;另一方面要借鉴日本等发达国家经验，随着人的寿命提高而适当提高退休年龄，消除让劳动人口提前退休而又实际形成三分之一退休者再就业的不良局面。
“此外，国家应对包括兵役逝世或伤残在内的非正常人生夭折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不同情况，给予高低不一的家庭补贴或保障，以激励人们从事高风险的工作，并高水准地解决其家庭生活的后顾之忧。”程恩富补充说。
理由3、自主生育，社会乱套
“现在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发表意见要求国家放开计生政策，人口学界几乎一致认为要放开，但是我发现他们的理由站不住。”
程恩富告诉记者，反对独生子女政策的人主要持有的观点共有10种，其中9种观点都是“毫无道理”的，他都能彻底反驳。只有一种观点有20%—30%的道理，就是“独子性格说”。
“独生子女会孤单，会养成自私的性格”，面对这种观点，程恩富表示，现在说“80后”、“90后”自私，生活得孤单，与现在的社会环境、居住环境、网络侵入生活关系都非常密切。
“我是上海人，小时候放学后都会与伙伴们一起做作业。我兄弟姐妹四个，但我从不和兄弟姐妹玩，而是在里弄里和同龄的小朋友玩。另一方面，网络、网络游戏使得‘宅男’、‘宅女’出现了。大家不再愿意与活生生的人交流。”
举出一连串因素后，程恩富两手一摊，认为独生子女孤单、自私的问题“是多种因素形成，绝不是少了一个兄弟姐妹。”“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多了个兄弟姐妹，说不定只会再多一个‘宅男’、‘宅女’。”$nextpage$
理由4、生得起，养不起
面对高昂的育儿成本，放开生二胎之后，大家就真的敢生了吗?不少市民认为，生二胎并不能真正解决家庭问题。“如今生儿生女都一样，倒不如生一个‘优’着养。”
在某企业上班的市民张丽华说：“我妈妈当年生我的费用大约100元左右，可现在涨了五六十倍了。”张丽华今年生孩子花了5000多元，孩子3个月后请保姆帮忙白天管，一个月1100元，加上给孩子买奶粉、尿不湿和衣服等开支，夫妻俩的收入一大半花在了孩子身上。
“都说生不起，其实是养不起。”在某企业任职的张先生和太太是典型的“单独”夫妇，6年前两人结婚，育有一个5岁的儿子。5年为父的经历，让张先生深刻体会到育儿的巨大压力。
“主要是后期的教育成本太高，现在就算符合条件允许生二胎，有人还是不会生的，除非把提倡生二胎的根本问题先解决，比如借鉴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等。”张先生晒出养孩子时期的家庭开支：孩子5个月大时请住家保姆每月支付工资1100元、还贷3000元、家庭开销1500元、养车1000元，还有孩子的奶粉、尿不湿加吃穿也要2000元。还要考虑生病了、父母养老等问题。他说：“就算我们符合生第二胎的条件，也不准备生了。”
采访中，不少双独夫妻明确表示不愿生二胎。家住梧桐街道东兴社区的市民小孙夫妇是双独夫妻，现在有个半岁大的儿子，她决定不再生了。她给记者算了笔账，家里月收入5000元左右，除去2000多元房贷、孩子奶粉钱800元左右、其他生活上的花费也要1000多元，每月生活费就剩下1000多元，日子过得太紧张了。
编者结语：
可持续发展不能只控制人口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之后会引起生育率大幅反弹，又不利于人口平稳发展。其实社会越发达，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编者在《大国空巢》中比较了各国社会发展水平与生育率的关系，发现随着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生育率直线下降。
1965年起，中国台湾省开始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的政策。随着经济的起飞，生育率从1963年的5.47‰不断下降，1984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1989年，台湾家庭计划的口号转变为“一个嫌太少，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虽然政策改变，但是生育率却并没有回升。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曾提倡“两个就够了”。生育率从1963年的5.01‰急剧下降到1977年的1.82‰。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到广泛指责，政府对这个政策进行了认真检讨，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变却并没有导致生育率的回升，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的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7‰左右，现在尽管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生育率却降低到1.1‰左右。
朝鲜、越南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中华文化圈国家，社会发展水平比中国落后。朝鲜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但是现在生育率低于2.0‰了。越南于1988年开始实行允许生二胎的计划生育，生育率从1989年的3.8‰下降到1999年的2.3‰。越南2007年的HDI只相当于中国1999年的水平，现在生育率只有1.8‰。
湖北省长阳、五峰两县地处老、少、边、穷山区，自前几年经省人大批准在全县实行普遍允许生育二孩的生育政策以来，既没有出现出生堆积，也没有出现生育反弹，2007年这两县生育率分别只有0.88‰、0.90‰。
可见，放开二胎不足以恢复人口持续发展能力。韩国1962年、中国台湾1965年、新加坡仅提倡二胎，但现在后悔莫及。因此，中国不能将放开二胎作为人口政策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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