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十年前，那个让全世界为之瞩目的一天。
1997年7月1日零时，伴着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上空冉冉升起。这一刻，让很多中华儿女泪流满面。这是自豪的、骄傲的泪，是扬眉吐气的泪，是幸福和兴奋的泪。在政权交接的现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年已花甲的曾宪梓忍不住振臂高喊“祖国万岁！”相信这四个字喊出了所有中华儿女此刻的心声。为这一天的到来，中国已经期待太久太久了。
150年了，这颗被誉为“东方之珠”的耀眼明星，历经屈辱与悲愤，沧桑与磨难，终于回到了祖国母亲温暖的怀抱。
时间定格在1997年的那一刻。当这一刻来临时，相信很多人会忆起150多年前那段令人悲伤的往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香港回归十年，让我们把历史重新翻到一百多年前的那一页。
1839年至1841年，清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满清大臣琦善与英国海军的查理·义律谈判，迫于英军的淫威，琦善擅自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穿鼻草约》，将香港岛割让予英国。根据协议，义律于1841年1月20日登陆并占领了香港岛。但清政府认为琦善无权割地而拒绝承认《穿鼻草约》，并将琦善革职。而当英国政府收到《穿鼻草约》的消息后，亦对条约中没有提及开放通商而大为不满，于是改派璞鼎查(Henry Pottinger)为全权代表到中国。之后战事扩大，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节节溃败，英军很快兵抵南京城下。1842年8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正式将香港岛割让予英国。自此香港沦为英国殖民地。
1856年至1858年，清廷再败于英法联军，被逼在1860年签下《北京条约》，把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当时的清廷已经是日薄西山，在九龙半岛上的新边界只用矮矮的铁丝网分割，位置就在今天的界限街。
英国政府以香港的防卫需要更大纵深为理由，从1898年7月1日向清政府强租九龙界限以北，深圳河以南的新界。这些地方后来成为现在的新九龙、新界，以及邻近的两百多个离岛。租借期为九十九年，于1997年6月30日午夜12时届满。名义为租借，其实是当时国力衰微、处处被动挨打的清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苟且政策。
自香港被硬生生分割出去的那一天起，中华民族就从未忘记把它重新收回来。为了香港的回归，从中华民国到新中国，几代中华儿女，几多仁人志士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抗争。
北京政府时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外交实力而严重受挫。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可是，蒋介石政府两次坐失收复良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第一次为香港地区的回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国力的日趋强盛、香港新界租期的行将届满和国际形势出现有利的变化，到80年代初，收回香港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首次揭开了香港前途谈判之幕。双方在经过首次谈判后，表示将通过外交途径对香港前途的解决方法进行商谈。
自此历经七轮艰难的谈判，由于中国态度坚决，一次次挫败英国的各种企图，终于在1983年底，双方的谈判进入实质阶段。
1984年4月，英国外相贺维访问北京后抵达香港，他在港公开宣布英国放弃1997年之后对香港的主权，“要达成一份能使本港在1997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
1984年9月26日，中英双方终于在北京草签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香港的回归进入倒计时阶段。
香港回归10周年前夕，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回顾了与中国的谈判。“很遗憾没能延续租约，”撒切尔夫人表示，但这在当时根本没有谈判的余地。这是撒切尔夫人第一次公开谈及此事，也是她5年来首次接受媒体采访。撒切尔夫人还说，香港回归当天，她很伤心。这是“铁娘子”少有的几次“感情流露”之一。
尽管伤感，撒切尔夫人说，英国人不该对香港回归耿耿于怀，因为已经到了“中国人接手的时候了”。
香港稳健前行
在香港特首曾荫权的办公室里，至今还装裱着一份1995年6月出版的美国《财富》杂志。曾荫权说，那篇“THE DEATH OF HONGKONG”(香港之死)的封面文章，一直是鞭策他不断奋进的动力。
1995年香港回归前夕，美国权威杂志《财富》(《Fortune》)发表封面文章《The death of Hongkong》(《香港之死》)，预言回归将令香港“死亡”。
源于回归的悲观情绪也在一些民众中蔓延，曾一度让在港居住的许多人感到焦虑，八十年代未至九十年代初，在香港的外国人，甚至本港人也出现移民潮，一年内有四万人去了加拿大、澳洲等地。香港的回归真的那么可怕吗？
然而，历史并没有朝着这个预言发展，时隔十年之后，却以事实雄辩地向世人证明，香港比以往任何时候状态都好。对于当初这个不切实际的预测，作为《财富》的姊妹杂志，《时代》(《Time》)周刊在今年最新出版的一期杂志上，承认“《财富》曾差劣地、错误地预测香港回归中国会给它带来死亡。然而香港甚至比从前更有生命力。”《时代》周刊封面文章以“晴天有云(Sunshine with Clouds)”为题，并以二十五页的篇幅探讨回归十年香港的变化，称香港在回归中国十年后比从前更有活力，香港的未来与中国的未来紧密相连。
文章指出，香港在过去十年历尽风雨：金融风暴、禽流感、沙士……，却把问题一个又一个地克服过来。回归前恒生指数维持在15200点，如今已攀升到22000点左右的水平，楼价也稳步上扬，“作为兴旺中国的一部分，这几乎保证了香港可以永远繁荣。”
如《时代》周刊所言，十年回归路，香港的天空并不平静，并且时有阴霾，甚至还一度陷入困境。可幸的是，港人凭借坚忍不拔的意志及狮子山下同舟共济的精神，顺利走过这跌宕起伏的十年。
回归之后的第二年，亚洲金融风暴登陆香港。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凶猛进攻。恒生指数一度跌至6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
在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后，2003年一场罕见的疫病又袭香港。这种名为非典型肺炎(SARS)的疫病，一度让全世界陷入恐慌，尚未从金融风暴阴影中走出的香港经济，更受到严重打击。疫病源头是一名曾入住酒店并在威尔斯亲王医院治疗的病人，他导致酒店内多名住客及医院内病人和员工感染SARS。其后疫病在社区广泛扩散，3月31日，有大量人员感染的牛头角淘大花园E座更被暂时封闭。4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对香港发出旅游警告，旅游业及相关行业遭受重创。4月12日，特区政府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深圳与国家主席胡锦涛会面，汇报香港抗击SARS的措施。
面对疫病威胁，港府沉着迎战，公布一连串紧急措施，包括订立相关法例、拨出专款帮助市民渡过难关、学校暂时停课、组建政务司司长为主席的“全城清洁策划小组”等等，董建华形容这是香港50年来最严重的传染病爆发事件。截至2003年5月28日，SARS共在香港造成1750人感染，其中299人死亡。但经过各方共同努力，疫情得到遏制，5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撤销对香港的旅游警告；6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把香港从SARS疫区除名。SARS疫病为不少香港家庭带来无法忘怀的创伤，亦使香港经济社会面临巨大困难。国家一直心系香港，6月2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临香港，他深入淘大花园等疫情发生社区为港人鼓舞打气，他深情告白，“我爱香港，我祝福香港，我想念香港”。
“香港精神就是，港人能够面对危机，勇于接受挑战，凭个人的力量改变环境。”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说。
回归十年来，香港遭遇的这些困境并没有使它一蹶不振，相反，香港从未停止过前进的步伐。
1998年7月6日，香港国际机场于香港回归周年之际投入使用。作为最年轻、也是亚洲唯一中选的建筑，香港国际机场被评为“20世纪全球十大建筑”之一。由美国1999建筑博览会评选出来的十大建筑，全部是“上一代人梦寐以求，但以当时的技术及科技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同时也标志着本世纪的科学成就。它们是：美国金门大桥、美国跨州高速公路、纽约帝国大厦、纽约世贸中心、拉斯维加斯胡佛水坝、英法海底隧道、悉尼歌剧院、巴拿马运河、埃及阿斯旺水坝，以及香港国际机场。
2004年，特首董建华在年度《施政报告》中指出，香港的经济前景乐观。统计显示当年香港经济大幅增长百分之八点六，失业率亦从高位回落，股票市场更打破1997年的纪录，全年成交额达39700亿港元，新股集资额亦跃居世界第三。
2005年9月13日，“香港迪斯尼乐园”正式开幕，迪斯尼乐园不仅以旅游业带动香港经济全面发展，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香港迪斯尼乐园的蓬勃人气，也使内地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受益，拉动了内地赴港旅游规模。香港旅游业对GDP的直接和间接贡献率超过12%。
2005年香港经济总量实现增长大约7%，2004、2005连续两年出现低通胀下的快速增长，香港经济进入亚洲金融风暴以来的最佳状态。2005年12月13日，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六届部长级会议18日在香港胜利闭幕。在各方都不看好的情况下，世贸香港会议经过６天的艰苦谈判，终于柳暗花明，峰回路转，通过香港宣言的修订文本。香港成功举办世贸会议，完成了多哈回合谈判的关键阶段，为全球自由贸易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赢得举世赞赏。
香港回归后，中央一直积极支持香港开展对外交往，这对香港巩固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地位，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特区基本法实施十周年座谈会”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说，回归后，在《基本法》的保障下，香港保留了她的国际特色、法治和各种自由，他举了几个例子：
他说，第一，我们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参加了超过190个不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组织，包括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及世界贸易组织等。我们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或中央人民政府和有关组织所允许的身份，参加了超过20个以国家为单位的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及国际劳工组织。第二，回归以来，我们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组织，签署了超过160份双边协议，包括资讯科技合作、海关合作、避免双重征税、卫生防疫等等。我们也在中央的授权及协助下，签订了超过90份在司法互助、民航运输、互免签证等方面的双边协定。第三，在2005年香港成功主办世界贸易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去年在香港举办的国际电讯展，是首次在日内瓦以外的地方举行，两次活动都证明香港具备举办国际大型会议的能力。更令人鼓舞的，是香港特区前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女士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这是香港，亦是国家的荣耀。
香港回归后，连续十年被美国及国际知名的研究机构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在基本法保障下，香港拥有亚洲区内任何城市难以匹敌的优势：全世界的公司企业、跨国集团，都能在香港自由经营，货物进出口自由，资金进出自由；低税率、税制简单、金融体系健全、法制环境理想、产权观念牢固。
不仅如此，香港特区的民主和法制更为健全、透明。香港特区政府政制事务局局长林瑞麟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回归后，香港在民主和选举制度上较回归前更开放、更透明。回归前，港督是由英国委任，香港人没有参与的份儿。而现在，行政长官是经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全部立法会议席也都由选举产生。”
两地“深度融合”
香港回归的十年，是“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成功实践的十年，是香港基本法全面实施的十年，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十年，更是香港与大陆的联系变得日益紧密的十年。
2003年6月，温家宝总理访问香港，主持仪式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CEPA内容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三个方面。在货物贸易方面，零关税优惠将使香港产品进入内地时，比海外产品在价格上更具竞争力。在服务贸易方面，内地所开放的18个行业，例如金融、电信、物流及专业服务等，都是香港具有优势的服务行业。在部分服务行业，例如视听、银行、建筑、分销、法律、物流及运输服务，CEPA给予的优惠大大超越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但CEPA作为国家主体和其单独关税区之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议，并不违反世贸组织的原则，而是在一个国家之内，允许香港特区的企业可以比其他世贸组织成员早2至5年进入内地开拓市场。这一安排是根据“一国两制”原则作出的。CEPA对香港的开放体现了“一国”的优势；而内地和香港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根据世贸的有关规则建立具有自由贸易性质的安排，实现优势互补，则是“两制”的很好体现。
2003年CEPA的签定既为当时遭受疫情重创的香港经济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亦对此后的香港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执行的实际情况，双方又在2004、2005及2006年6月签署了三个补充协议，不断增加新的相互开放的内容，有力地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2003年7月，中国政府开通“内地居民香港自由行”。7月28日，第一期港澳个人游对广东省4个指定城市的居民率先开始实施，并逐批开放自由行城市，内地游客源源不断地赴港旅游，为香港的旅游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计划在随后几年陆续扩大，如今内地游客已经成为拉动香港旅游相关产业的关键因素。
2006年,香港发展首次纳入国家规划，9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了《“十一五”与香港发展》经济高峰会，就香港如何提升多项优势和配合国家发展提出50项策略建议及207项建议具体行动。
回归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增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长足发展。更多内地龙头企业，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寿保险等到香港上市。截至今年4月底，香港股市总市值超过14万亿港元，全球排名第8，亚洲排名第2。香港去年全年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超过3千亿港元，超越了纽约，全球排名第2，仅次于伦敦。在港交所挂牌的上市公司，由1997年的600多间增加至2006年的1000多间。其中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占3成多，总市值高达6万7千亿港元，占香港股市总市值总额约5成，同时也充分显示香港股票市场为内地企业集资的能力。不少内地企业也借助香港多年来建立的国际经验，把其作为自己“走出去”的桥头堡。在香港设立地区总部及地区办事处的海外、内地及台湾公司有超过3800间，当中约270间是来自内地企业。
随着内地和香港的联系日益紧密，两地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随着CEPA的实行，香港与内地经贸关系提升到更高层次，加上开放旅游、开放购物，内地大量游客前来香港，使两地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而语言此时成为不小的障碍。
回归前，香港主要以“两文(中文、英文)两语(粤语、英语)”为主。那时，即使有部分市民能讲几句简单的普通话，也是发音不准，就像他们经常把“普通话”，念成粤语的“煲冬瓜”，总是贻笑大方。
“学好普通话，才能提升自己的竞争力。”这关乎香港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能否继续保持优势地位。香港“普通话推广基金会”创会人朱树豪太平绅士说。
除经济关系外，港人喜欢“煲冬瓜”其实也有对祖国文化认同的因素。香港“国民教育中心”及一些青年机构，经常在假期举办一些活动营，组织学生们前往内地参观、交流，报名者如不懂普通话，便很难获得机会。
现时，打开香港报章，常常见到补习普通话的培训班，有社会机构开设的，也有大学语言培训中心业余时间开办的。前来培训的人员多以中青年人士为主。在一些旅行社、商店等服务行业，甚至一些跨国公司，会“煲冬瓜”已成为职场竞争的一大优势。在政府、纪律部队和公共服务机构里，如警务、入境、海关、旅游、金融等，也鼓励所属机构人士，学讲普通话。
“全城庆回归，齐齐‘煲冬瓜’”。朱树豪日前借香港当下庆回归的热潮，举行全港十八区普通话大赛，以增强港人学习普通话的乐趣。其中首项活动就是“斗讲斗唱普通话”，历时四个月，分学校与社区两个组别，着实热闹了一阵子。
明天佳境可期
香港特首曾荫权在“香港经济峰会2007”午餐会上提醒说，不要以为香港的亚洲金融中心地位很稳固，它正受到来自新加坡、悉尼、首尔及上海、北京的挑战，不可掉以轻心。
从面积仅有1100平方公里的一个小小的转口商埠，发展到今天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及重要的国际金融、航运与商贸中心，香港经过了几代人的艰苦创业，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经济奇迹。在经历了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的经济竞争力有所削弱，曾经一度低迷，房价和股价大量缩水，金融体制受到了考验。2003年初，董建华在《香港家书》中承认：“现在是香港经济最严峻的时候，香港这种困境，是过去几十年没有见过的。”香港亚洲第一大港曾一度被新加坡超越。
但作为亚洲经济的领头羊，香港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金融交易体系，拥有先行者的优势。2005年10月28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美国纽约访问时表示，现在无论是在国际金融，还是在商业、贸易方面，香港已成为一个动力澎湃的涡轮，透过CEPA及泛珠三角合作协议，香港已成为和经济腾飞的中国内地做生意的最佳平台，对整个亚太区域具有强劲的辐射作用。在200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香港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由2004年的第6名跃升至第2名，重现巨大竞争优势。
除了香港自身有着一股坚强韧劲，内地也逐渐成为香港经济的强大后盾。当前，京港、沪港、粤港合作、香港与泛珠三角合作“马力”十足，而最近中央政策面亦有不少利好消息传来，包括QDII“开闸”、酝酿CEPA补充协议等，随着内地经济高速发展，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扩大人民币业务，香港金融业将持续受益，香港背靠祖国，跑马内地，拓展之旅佳境可期。
而近年来，香港和深圳的深港一体化合作颇为引人注目。深圳大学教授、深圳市城市化研究会会长魏达志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深港一体化基础上，香港这座国际都会完全可以发挥作为全球华人经济首都的作用，担当中国经济全球化先锋的角色，ＣＥＰＡ给香港带来的进一步发展，将给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提供良好的条件。”
虽然一河之隔，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窗口的经济特区深圳，和香港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在城市发展上，深圳几年前就确立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定位是：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核心，把深圳建设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性的国际化经济贸易中心城市。为实现这一目标，深圳力图形成国际化高技术产品制造中心、区域化金融投资中心、国际化物流贸易中心、国际文化旅游中心四个特征。而这个目标，更多的则是以香港作为样本。
温家宝总理说，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和开放的经济体系，是世界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律制度，有着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广泛的国际市场联系，拥有一大批熟悉国际经济规则的人才，香港的这些优势使他无可替代地成为内地经济的榜样。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陈佐洱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香港作为内地对外贸易的主要窗口、最大的外来投资来源地、引进先进管理知识和技术的主要渠道、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以及海峡两岸经贸往来最主要的转口港，对国家的改革开放与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内地是香港的广阔腹地和稳固靠山，是香港金融业重要的资金提供者，是香港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旅游市场。天时地利人和，这种互利互惠的合作必定要持续发展下去。
十年之后，香港与内地的“深度融合之旅”经济向好、但未完成转型的香港要与内地经济有更深度的融合之举。香港在服务业发展、制造业转型升级(深化制造业分工体系、促进制造业梯次转移)、以及促进内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都会有更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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