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会联合会（前身为港九工会联合会，简称工联会），成立于1948年4月，现有会员逾30万人，是目前香港最大的爱国工会组织。工联会成立近60年来，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前近50年的时间是在港英殖民统治下度过的，港英政府基于其殖民统治的需要，对爱国工会长期实行打压甚至迫害的高压政策，工联会为谋求生存争取权益，与港英政府进行了不懈的抗争。香港回归祖国后，中央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特区政府的政权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包括基层劳工在内的广大港人，真正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主人。作为爱国工会组织，在“一国两制”的条件下，如何处理好支持特区政府施政与维护劳工权益的关系，这是新形势下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和总结。
一、香港工联会的成立背景及发展历程
香港工会运动的兴起。香港的工会运动于上世纪20年代兴起，并且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带有鲜明的反帝、反殖和深厚的爱国主义色彩。回顾20年代，香港工运发生过两大历史事件：一是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二是1925年至1926年的省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爆发时，全港25万工人和200多个行业工会，并无一个统一性的工人组织。随着斗争的发展，促使广大罢工工人对组建香港总工会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1926年4月15日，经过各工会组织协商，在广州召开了香港各工会团体联合大会，宣告成立香港总工会。同年10月，香港总工会总部由广州迁回香港。在港英政府看来，工会是“危险及有政治颠覆性的组织”，1927年5月，宣布总工会为非法团体并予以查封。由于港英政府采取严厉镇压的手段，在此后的近20年间，香港工运处于低潮时期。1939年港府劳工署长在回顾省港大罢工对本地工会长远影响时指出：“大罢工以后香港尚存的工会几乎沦为福利组织，照顾死者丧事多于为生者争取生活改善，1927年以来香港已无重大劳工纠纷。”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香港工会运动。自1941年12月起，香港被日本强占三年零八个月。英国重新占领香港后，为了防止美国联蒋扶日的政策对自己造成威胁，港英政府采取了一些怀柔政策，允许工会逐步恢复活动。1946年和1947年是香港有史以来工潮最多的两年，主要围绕要求改善生活待遇进行斗争。这个时期的罢工斗争，虽然劳方争取到一些利益，但也暴露了工运的弱点，突出表现在各自为战，焦点分散，未能形成合力和声势，有的罢工因得不到广泛的物质支持而不得不放弃。形势迫使各业进步工会产生联合起来的愿望，他们盼望能统一各行业工会的意志，为争取自身权益团结行动。而促成这种联合的，则是先前成立的“港九劳工子弟教育促进会”。1948年初，“港九劳工子弟教育促进会”的成员工会，联合向港英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成立港九工人统一组织“港九总工会”。港英政府对此存有戒心，他们担心各进步工会组成一个紧密型的统一组织以后，能领导、指挥、调动港九劳工统一行动，成为强有力的压力集团，对港英殖民统治不利。于是采取了历来对工会“分而治之”的政策，不同意成立“总工会”，只同意成立“工会联合会”，规定工联会与各属会之间没有直接领导关系，而且不让工联会在政府华民政务司登记，仅作为一般社会团体，在港府警务处登记，其活动受警方严密监视。香港工联会成立的历史条件和基础，决定了她的性质、宗旨和此后的发展方向。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香港广大工人群众爱国热情高涨。而港英政府出于其维护殖民统治的需要，为限制爱国工会的活动，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条例，并通过递解出境等手段，对爱国工会和人士进行政治迫害。有资料可查的，从1949年至1953年，被递解的工会负责人和会员共有99人，其中包括工联会副理事长麦耀全，九龙船坞劳工联合会主席麦河志，电车工会主席刘法、副主席欧阳少峰等。尽管如此，爱国工会并没有屈服，积极争取工会合法地位，带领工人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斗争。有人形容工联会成立头10年是“三多”时期，即港英立法及对爱国工会迫害多，工联会开展各项运动多，工人为争取权益斗争多。
进入60、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先进科技和现代化生产经营管理方法的传入，加上香港自身的优势，推动了香港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外贸易、交通运输、金融、建筑、旅游等行业快速发展，并在远东乃至世界市场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香港经济的发展，并没有令基层劳工的生活得到相应改善。被称为60年代三大新兴工业的塑胶花、电子和假发，其工人的工作条件恶劣，生活待遇极低，劳动所得仅够糊口。当年胶花工人有句顺口溜：“一班（8小时）唔够皮（不够维持生活），两班（16小时）捱唔起，最好三个骨（即做12小时）”。尽管工人拼命干活，但有些无良的老板为了榨取更大的利润，出尽法宝盘剥工人，劳资矛盾日益加深。1967年4月，九龙新蒲岗香港人造胶花厂工人，因不满资方减少奖金和津贴，与资方交涉不果，随后资方又以生意退缩为藉口，开除了92名工人。工人反对资方无理除人，要求与资方对话，后来由于警方采取武力镇压，令事态不断扩大，最终导致51人死亡，200多人受伤，5000多人被捕入狱，一宗本来只涉及劳资双方的纠纷，最终酿成震惊中外的“香港六七暴动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印证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道理。此后港英政府被迫推动为谋求延续其殖民统治的改革，以怀柔改良做法取代高压统治的政策，并注意劳资关系的改善。
进入后过渡期的香港工会运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开展谈判，香港进入后过渡期。港英政府开始实施非殖民地化政策，如废除用来管束工会的严苛法例，以及鼓励市民参与政治等。在工会参政方面，港英政府不得不承认香港工联会占有绝对优势。为了削弱工联会的影响力，采取鼓励不同工会竞争的方式。在此情况下，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的第三工会的势力有了一定的成长。这些工会多数是透过宗教背景或形式衍生出来的社会团体，然后在国际性组织支持下，自行组成工会或工会联合会。第三工会势力出现后，清楚地表明了反对中国政府的立场，故被称之为右翼工会。1990年8月，香港职工会联盟（简称“职工盟”）成立，该联盟毫不讳言地声称，成立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对付工联会，与工联会争夺香港工运的领导权。并宣称每年得到西方社会近百万港元的经费支持，要在中国大陆发展独立工会运动，将自己打造成“民主至上”和“街头战士”的形象，和“支联会”等团体搅 在一起，通过街头抗争的方式，不断向中国政府施压。随着“九七”的临近，香港工会组织和劳工问题加速政治化和过激化，爱国工会与右翼工会争夺香港工会领导权的斗争日益激烈。
综上所述，香港回归之前，港英政府对工会长期实行打压政策，以保障其管治不会受到工会力量的冲击。以工联会为代表的香港爱国工会组织，站在与港英政府对抗的立场上，为谋求生存和争取劳工权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凭着强大的群众基础不断发展壮大，从而成为香港社会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二、香港回归后工联会与政府构建新型关系
工联会提出“八字方针”。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对香港150多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香港迎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崭新时代，港人真正成为香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工会与政府的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原先的港英政府是工会的斗争对象，现在的特区政府成为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调整爱国工运的路向，处理好与特区政府的关系，这是亟待回答的问题。1997年11月2日，工联会召开第30届会员代表大会，郑耀棠理事长在会上作了题为《迈进香港新纪元 拓展工运新路向》的工作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处理与特区政府关系的“八字方针”，即“支持、合作、批评、监督”。
这一方针的提出，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分析判断：
一是特区政府政权的性质。香港作为国家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由中央任命。香港虽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有别于一般概念的资本主义，因为治港者是以爱国者为主体，而且包括劳工阶层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均有参与的权利。特区政府作为自己的政府，爱国工会理所当然应予以支持。所谓“支持、合作”，就是全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与特区政府携手合作共同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二是香港社会的基本矛盾。香港虽然回归，但毕竟实行的是仍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劳资矛盾，因而劳工基层群众的利益，也就存在被忽视或损害的可能性。当出现这种情况时，以争取和维护劳工基层群众利益为己任的工会团体，有责任提出批评和意见。因此，在“支持、合作”的同时，亦需要有“批评、监督”，目的是帮助和促使政府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劳工基层的诉求，令其施政更符合民意和基层，是支持特区政府的另一方面的体现。
“支持、合作”必须旗帜鲜明。比如，2003年上半年，非典型肺炎肆虐，社会上弥漫着不安情绪，对政府的批评、指责之声不绝。工联会认为，非典疫症突如其来，政府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在此关键时刻，工联会坚定地支持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联同香港广东社团总会等七个团体，发起“齐健体 抗肺炎 促消费 振经济 全市抗炎大行动”，得到1000多个团体支持参与。工联会还组织2000多名义工在全港140多个地点，为慰问抗炎医护人员筹款，共筹得180多万元。该会各地区服务处向医护人员、前线工作人员、相关工友和街坊，赠送抗炎药包；慰问医护人员，向他们表示敬意；积极参与清洁香港活动及其它抗炎活动，和政府一起共渡时艰，为战胜“非典”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批评、监督”应当理性公正。比如，2002年，在经济持续下滑和政府财政赤字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政府为减轻财赤压力，决定改革公务员体制，缩减公务员编制，同时立法减薪。此事引起公务员的极大不满，导致包括部分纪律部队人员在内的数万公务员上街游行抗议。工联会认为，尽管政府有关公务员体制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没有订立有效机制和按过去程序运作，亦不重视与各大公务员工会的沟通协调，便仓卒宣布立法减薪，造成公务员情绪化的对抗，令政府的形象受损。为此，工联会对政府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团结本地高级公务员工会等团体，不赞成政府的立法减薪，劳工界议员也在立法会内投下反对票，使政府的立法减薪法例未获通过。工联会的上述举动，得到了公务员工会以及多数公务员的认同，避免了政府与公务员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为后来政府弥补及改善与公务员的关系，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三、在支持政府施政与维护劳工权益之间寻求平衡
香港回归后，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下滑，通缩持续，政府财赤一度高达700亿，企业倒闭及破产风炽烈，裁员减薪减福利延长工时情况普遍，20多万工人失业，失业率创下20年来新高。自2004年以来，随着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支持香港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特别是自由行和CEPA（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签订，加快了香港经济发展步伐，楼市股市畅旺，失业人数下降，职工薪酬待遇有所改善。但是，一些深层次的经济社会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经济发展结构失衡，建造业和饮食业等行业失业和开工不足比率依然高企；中低层雇员收入持续下降，贫富悬殊问题继续恶化，外判、自雇、兼职等新的雇佣模式日渐普遍，受雇者的职业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长工时、低工资、工作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日益严重。失业及低收入工人领取综援个案急升，对相关的就业支援服务需要增加。根据政府的统计，2005年每月收入少于5000元的就业人口共有543,100人，因失业而申领综援个案为41,436宗，2004年至2005年度，失业及低收入综援开支共37亿元，与2000年至2001年的19亿元比较，升幅高达94%。工人的职业生活已经不是纯粹的劳工问题，往往成为重大的社会和政治议题，
工联会作为爱国社团，与特区政府都致力于成功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伟大事业，这个共同目标不仅符合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亦是构成两者关系的基础。因此，工联会理应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但在实践过程中，特区政府实施的一些政策和措施，也有可能忽略劳工利益，具体执行脱离实际，对劳工造成影响。因此，工联会又必须站在工会立场，对政府的施政提出批评监督，力求在支持政府施政与维护劳工权益之间取得平衡。
支持政府施政不能盲目唱赞歌。由于香港实行“一国两制”，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特区政府在施政过程中，必然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提出的各项政策措施，不可能做到“一贯正确”，失误也是难以避免的。作为代表劳工界利益的工联会，在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大原则之下，应当采取“是其是，非其非”的态度。如果事事与政府“保持一致”，盲目地为政府唱赞歌，不敢理直气壮地为劳工阶层争取权益，将会丧失工联会赖以生存发展的群众基础。这些年来，工联会对特区政府提出的治港政策措施，正确的予以肯定和支持，不正确的提出批评和建议，敦促政府加以改进。为促使政府在纾缓民困、增加就业方面做得更好，工联会通过多种途径，向特区政府表达工人的诉求和建议。如提出应制订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策略、扶助中小企业、发展环保再造业、推动本土经济、纾缓工人困难、扩大就业及保障本地工人就业、订立“最低工资”及“最高工时”等政策，不少得到特区政府的重视，其中关于就业优先的经济发展策略建议被政府接纳后，采取切实措施纾缓工人失业。2007年上半年，香港工人的失业率已由2003年高峰时7.5 %下降至4.3%，就业不足率亦降至2.2%，特别是较低技术工人的失业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参与社会事务为劳工争取话事权。由于历史环境等多种因素，香港工会在为工人争取权益时，往往偏重于关心本行业甚至本工种、本职级工人的职业和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工人需求的多元化，基层群众关心的已不仅仅是其职业生活，而是涵盖至社会保障、社区环境、生活质素和权利义务等更广的层面。可以说，所有社会政治、经济和民生都属于劳工权益的范畴。特别是回归后，随着香港议会政治的发展，劳工议题日益政治化，如果工会不争取参与，就不能将广大劳工的声音带进议会，雇员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照顾。为此，工联会积极推荐人选参加立法会选举，在立法会内争得3个议席。这些议员特别重视做好有关劳工法案的审议工作，提出维护劳工权益的议案。此外，工联会还通过参加行政会议、劳工顾问委员会、策略发展委员会、安老事务委员会、雇员再培训局、医院管理局和法律改革委员会等政府法定机构和咨询组织，向特区政府反映劳工基层的要求，在关注社会整体发展和劳工权益，协助工会排解劳资纠纷和促进会务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充分体现了参政为劳工的目标。
维护劳工权益倾心尽力。维护劳工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能，保持社会繁荣稳定是包括劳工基层在内的广大市民的共同愿望。工联会经过多年的实践体会到，只有积极领导雇员维护合法权益，才能够保持社会稳定，两者是矛盾的统一。比如，在处理电讯盈科大裁员事件中，工联会既坚持通过协调谈判解决纠纷，同时不排除必要时采取工业行动，如果为了社会稳定而不积极领导工人起来争取自己应有的权益，就会被右翼工会组织和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煽动群众搞过激的社会行动，最终损害工人权益，影响社会稳定。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至2006年的6年间，工联会与各属会一共处理劳资纠纷4100多宗，涉及人数75943人，追讨金额高达72亿6千7百多万元。其中，汽车、民航和公共系统等工会，重点抓好加薪专项权益斗争。特别是汽车工会，率领四间巴士分会，共同为会员提出加薪要求，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成功为17000多名巴士员工争取到2%加薪，赢得会员的赞赏。此外，工联会还通过开办业余进修中心、就业辅导中心、工人医疗所等，为会员和市民提供多种多样的职业培训、技能提升、业余进修、医疗服务等，从而不断增强工会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回顾工联会成立近60年的历史进程，既面对过港英政府的压制，也经受过困难和挫折，之所以能屹立不倒，不断发展壮大，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始终把工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与广大基层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为争取和维护他们的权益不遗余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工会工作唯有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在大力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同时，更加积极主动地维护和争取劳工群众的利益，因应社会的变化和劳工群众不同时期的需要，及时制订和推行代表劳工基层利益的政策和措施，这样他们与劳工群众的利益就能紧密相连，就会得到劳工群众的支持而永葆强大的生命力，为“一国两制的伟大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香港紫荆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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