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巴菲特所言，由于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异，美国的慈善模式不适合中国。所谓“千金散尽还复来”，在现阶段的中国并不现实。
今年4月1日，胡润发布《2010胡润财富报告》称，国内亿万富豪达5.5万人，相比去年增长7.8%，其中，有1900位十亿富豪和140位百亿富豪。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中国慈善的整体捐赠情况并不令人乐观。数据显示，美国慈善捐助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位居第二位的英国这一比例为0.73%，而中国2009年全国总共收到捐赠约332亿元，占GDP的比例不到0.01%，不到美国的1/170;如果看人均，美国人均捐款额则是中国的7000多倍。
在巴菲特和盖茨聚会成为热点话题后，国内富豪明显分成几个阵营，以陈光标为首的富豪明确表示响应慈善，并承诺裸捐;部分富豪则表示持开放态度，边吃饭边探讨慈善。而绝大多数富豪则选择了沉默。SOHO首席执行官张欣在博客上说，只做捐款不是回馈社会的最佳方式。她说，中国还没有出台《慈善法》，也没有鼓励企业捐款的税收优惠政策。在中国财富才刚刚开始积累，慈善也才刚刚开始运行，简单的捐赠在今天的中国不是最好的慈善途径。
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与巴菲特、比尔盖茨所处的阶段不尽相同。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增长已达极限，已经过了资本积累的阶段，社会总财富已经积累到一定阶段后，富人捐赠进行重新的分配正当其时。而中国目前仍然处在财富积累的阶段，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还是得靠财富的自由积累。
事实上，慈善指向消费，而积累有赖于扩大生产，两者仍存在矛盾。慈善与积累的关系，在捐大钱的时候显得尤为突出。以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看，积累潜力巨大，财富必须变成要素，积累并投入再生产，因中国财富积累的时间不过30年，还远没有到千金散尽的时候。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认为，富豪首先是企业家，他们要做的事情，“第一是生产合格的产品，第二是对员工的仁慈，第三是考虑投资人的利益，第四是对环境有利，第五是合法纳税。在目前的社会阶段，做到这几条才是富人首先要考虑的事。只要尽到一个企业家的本分，不捐钱，不做慈善，也是一个让人尊重的企业家。”
中国这个不成熟的市场经济才发展了不到30年，创造财富的渠道并不通畅，并且时刻依附于政治。然而当企业家捐光财富后不再富有，对政治的依附也就自然解体。在中国，得不到政治的“关怀”，民营企业家和他的下一代是很难重新积累财富的。
有人总结中国人为何“富多仁少”的原因：欠保障、招骂名和缺激励。
如果片面强调裸捐的时候，没有一个充分保护私有财产、充分保护竞争的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动力就会枯竭，财富就会消失。这样只会坐吃山空，千金散尽回不来。另外一方面，一味强调裸捐，在目前的体制下财富就越发集中于政府而不是民间，必然扼杀整个社会的创造性。
解决社会事业的主力军依旧是国家财政，2010年国家财政总收入将达到8万亿元，但用于社会事业的建设比重并不大。并且国家财政还源源不断地向企业收税，所以其应该首先承担起这个责任。即使退一步说，企业主应该做的，首先也应是企业家，而不是慈善家。
在官办慈善的体制下，善款大多进入了官办慈善组织，甚至直接进入了地方财政。例如在7月份国务院五部委联合下发《青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赠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要求慈善组织募集的善款由青海省统筹安排用于恢复重建。
这意味着政府加入了对善款的竞争之中，善款实际上成了地方财政的一部分，变成财政转移支付。慈善捐款被收归国有，这不单替财政承担了本该承担的责任，也与善款的初衷背道而驰。也就是说，在现有制度下，捐赠人不仅无法实现自己的捐赠意图，更要遭受巨大的成本。本应是民间财富的再次分配，也就无法发挥其应有之功能。
一面是“巴比”两人“以身作则”，高调倡议富人应该积极投身慈善，慷慨捐赠家产，一呼百应，另一面是“巴比”中国行的慈善晚宴，部分中国富豪因担心会被“劝捐”而拒绝出席;一面是国人对富豪的捐与不捐各持己见，另一面是企业家陈光标公开致信“巴比”，高调宣称将在身后“裸捐”，引来无数评议。由始至终，这场关于财富与慈善的讨论，似乎以越来越大的热力带给人们更多话题。
然而，喧嚣过后，“巴比”访华所引发的关注和思考，似乎已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在其背后，是对于中国慈善行业发展的关注与反思。由“巴比”访华带来的“劝捐”事件，也许仅仅是这场慈善大讨论的开端。
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说：“慷慨并不是意味着多多的捐赠，而是明智的捐赠。”
“这是一个富人向善的标志事件。”民政部前司长、现任北师大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全民慈善，这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个时候“巴比”来华，将对中国慈善业产生更大的促动。不仅让富豪，也让公众意识到慈善应该成为一种习惯。他倡议不仅是富豪，普通百姓也应该每年每人尽量做出1%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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