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势浩大的“巴比”慈善晚宴给中国富豪带来的不止是荣耀，更多的是压力。在这之中凸显的中美富豪在慈善这一敏感话题上的不同表现，令中国媒体和大众的批评言论接踵而来。有观点指出，这种批评如果再深入下去，将会形成整个社会对富人的责难和鄙视，有可能点燃社会的仇富情绪。
但是纵观中国历史，中国历来不缺乏慈善，在慈善事业上的发展可以说源远流长。
中国慈善史记
中国古代慈善救助是以政府为主体来承担的，民间慈善起辅助和补充作用。敬老爱幼、扶贫帮困是中国人民约定俗成的一种道德规范。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有儒家孔子和孟子倡导仁爱和仁术，墨子主张“兼爱”。
在宋代以前的民间慈善事业大多数是由寺院僧侣和佛教信徒从事。但是从宋代新儒学兴起后，这一状况有所改变，个人慈善活动零星出现，慢慢发展到普及。宋元时期朝廷推动的慈善救济事业。
同善会是最早的民间慈善组织。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杨东明组织父老在河南虞城创立第一个同善会组织，它随后在江南地区流行起来。
到了近代，中国的慈善发生了很大变化。受西方新的社会慈善福利观和公益思想影响，中国人认识到慈善不仅要救助贫困弱势群体，还要发展社会公共事业、改变社会环境，让全社会的人都受益。此外，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自然灾害和社会灾害频频发生，政府没有能力救灾，一些民间的有识之士便纷纷倾其家财，救人扶贫。这样，民间力量就替代缺位或不到位的政府，成了慈善救助的主体。
民间慈善兴起之后，各种各样的慈善团体先后涌现，改变了过去个体或家族办慈善的格局。1904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成立，1920年华洋义赈会成立，1922年世界红卍字会成立，这些慈善机构团体发展非常迅速，到了1930年，上海的慈善团体已有119个。
这个时期善款的来源更广泛，救助的方式和手段更先进，救助的范围也更广阔，慈善法规纷纷出台，慈善的民族性和文化精神也有浓厚的体现。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近代中国慈善的迅速发展。应该说，近代是中国慈善成长最好的时期。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40年里，中国基本没有出现过慈善事业和活动，慈善理念被淡化，慈善文化出现断层。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的成立可以看做中国现当代慈善事业复兴的起点。此后，中国慈善事业迅猛发展，各种慈善活动大量出现，民间慈善组织纷纷建立。
但是，这个时期中国的慈善事业依然以政府为主导，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问题也不少。一是筹款数量与方向不佳，在中华慈善总会成立的最初7年中，筹集到的总善款只有12亿元，其中中国大陆的捐款只占30%;二是中国慈善机构数量不多，到2004年，中国慈善公益组织只有395个，而且绝大多数是官办的，难以真正发挥作用;三是动员资源的能力不强，2003年，美国慈善捐款达6700多亿美元，占美国GDP的9%，而同年中国的慈善捐款只占GDP的0.1%。中国慈善事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与政府的缺位、错位是有很大关系的。
中国慈善的现实尴尬
“2010中国慈善排行榜”在北京发布。陈光标因其慈善影响力获得“首善”称号;黄如论以去年近10亿元的捐款成为慈善家捐赠排行榜第一名。成龙、李连杰等明星也登上“2010中国明星慈善榜”。
但是，慈善不能陷入“以数字论英雄”的陷阱，而这恰恰是当今社会中国式慈善遭到的尴尬。这不是说不应对“黄如论以近10亿元的捐款成为慈善家捐赠排行榜第一名”进行宣传和激励，而是说社会不能以捐赠数量的多少论英雄，不能忽视那些默默无闻的众多行动者。事实上，慈善的真正力量和主体不是富翁，不是公司，相反是普通公众，也即平民慈善晚宴所呼吁的“全民慈善”。
以美国为例，在美国所有慈善捐款中，约有85%的捐款来自普通百姓，约有10%的捐款来自公司企业，另有5%来自大型基金会。以1992年为例，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他们的捐款比例则为2.2%;而收入在1万美元以下的家庭，他们捐出收入的5.2%。这是因为低收入的人更接近社会底层，更了解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需求。因此在褒扬黄如论捐赠行为的同时，我们更应关注那些普通公众的慈善行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普通公众的选择决定着中国慈善事业的明天。
时下社会中，还存在着另一种尴尬——“善人难当”。2004年印度洋海啸发生后，网易掌门人丁磊个人为灾区捐了1000万元。为此，他曾犹豫了一天，令他担心的是，万一别人问起，如果真心想做好事，为何不用化名?捐1000万元是为了出风头还是斗气?为什么捐给外国，而不捐给受灾的中国人?以后国内遭遇灾情，你会捐多少……丁磊的疑虑恰恰反映出中国慈善捐赠的社会环境。同时，慈善事业还面临手续烦琐等制度陷阱，这些都难以促使大众慈善意识的勃发。
中国亿万富豪总数中，涉足房地产、能源和IT三个行业的50%，其中涉足房地产行业的富豪几乎占总人数的1/3。中国富豪对慈善的举动取决于其创富模式。在慈善隶属于政府事务的情况下，强捐劝捐是常见现象。富豪也自然将慈善捐赠看成是某种形式的投资，以稳固财富的产生流程。纯粹的慈善心，在这一过程中很难生长出来。
慈善一旦带有生意的性质，就难免变质。中国慈善圈中存在一些丑陋的现象，可用三个词来概括：作秀、抵赖、诈捐。慈善成为大的名利秀场，频频发生许空头支票的慈善行为。香港人成龙因许诺捐献票房分红援建北川中学的款项仍未到位，并辩称分红要等两三年，被舆论认为博名声诈捐。比尔·盖茨不会遇到的诈捐，却是国人经常见诸报端的真实事例。
富豪的慈善生意多数属于公关性质，对中国慈善的贡献份额很小。从成龙这类慈善中可以得出结论，富人明星从来都不是慈善的中流砥柱。汶川地震有逾600亿元民间善款，玉树地震的募捐也超百亿元，普通大众用淳朴的善良支撑起中国的慈善大业，他们才是慈善事业的顶梁柱。中国富豪没有资格与外国富豪比善款数量。
中国富豪们的忧虑
中国慈善史源远流长，向来不缺乏慈善之人和慈善之心，但是面对“巴比”的慈善晚宴时，中国富豪们纷纷“退散”，如巴菲特所言，面对慈善捐款， “我觉得在中国听到更多的担忧是害怕被误解，害怕会影响自己的声誉等等;在美国，富豪们主要担忧隐私问题。”巴菲特的话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富豪在面对慈善捐款时的深深的忧虑。
一虑：该不该捐?
曹德旺，福耀玻璃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中国的玻璃大王。曹德旺不仅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更出名的是他的慈善事业，他是胡润富豪榜中连续5年上慈善榜的16位慈善家之一。
2010年4月20日，曹德旺让儿子在中央电视台的玉树赈灾晚会上，高高举起“曹德旺、曹晖捐款1亿元”的牌子，创造了中国慈善史上个人捐款数额的新纪录。紧接着，他不断打破自己创下的纪录：5月下旬，向西南五省区旱灾地区捐赠2亿元，用于帮助受灾群众;向福州市捐赠4亿元，用于修建图书馆;向老家福清市捐赠3亿元，用于公益事业。仅仅两个月，他的捐款数额达到10亿元，且全部为其个人财产。
曹德旺曾在2009年2月宣布捐赠其所持福耀集团70%股权给慈善基金会，后被证实为60%，这一几乎裸捐的行为瞬间引起了人们的猜疑。后来一年多时间过去了，这些股份并没有如约被捐出去，这不禁让人们发出疑问：这会不会又是一场慈善秀?其实，以捐赠股权的形式组建慈善基金会，在国内还没有先例。曹德旺的申请被送到了北京，由民政部、国税总局、证监会、财政部等多个部委协同审批，其间遇到了很多困难。
在近一年的僵持之后，基金会还未能顺利成立，曹德旺最终作出了妥协。他最新的计划是，先拿出2000万注册河仁基金会，然后把股票过户给基金会。
这不禁让曹德旺感叹：“现在中国的慈善事业，准入门槛太高，而监管门槛又太低。国家应该通过立法，成立专业机构，对捐款人和基金会都进行严格地监管。”
一向低调的曹德旺也被迫开门迎接一拨一拨闻风而来的记者。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抱怨说：“不捐说你吝啬，捐了也不行，社会上对做好事的人要求太完美了，心也太急了。”
二虑：应该捐多少?
王石，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现任公司董事长。王石因在2008年汶川地震期间发表“慈善不应该成为负担”的言论而身陷舆论漩涡，遭到网友的质疑和炮轰，许多网友认为王石在其心里的形象“一落千丈”。
汶川地震三天后，万科集团捐赠了200万元，王石在其博客《毕竟，生命是第一位的》中表达了自己对捐款以及慈善事业的理解。他说：“200万元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而不应成为负担。万科对集团内部慈善的募捐活动中有条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使慈善成为负担。”
公众开始围攻王石以及万科。万科的股价从5月15日至5月20日跌幅多达12%。王石“内忧外患”，既被外界质疑和不理解，又被内部员工不认同，无奈之下只好道歉。后来，王石及旗下万科不得不以更多的赈灾之举以求从舆论漩涡中脱身。其中包括支出1亿元以内参与四川地震灾区的临时安置、灾后恢复与重建工作。
三虑：怎么捐?
陈光标，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他既不是“中国首富”，也不是“江苏首富”，甚至连“南京首富”都算不上，但他却是“中国首善”，被授予“中国红十字勋章”。截至2009年6月3日，10年来陈光标向慈善事业捐款捐物累计突破8.1亿。2010年9月他在其公司网站上刊出了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一封信，称死后全捐50余亿人民币财产。
身在舆论的中心，陈光标一直摆脱不了外界对于他“是真慈善还是假慈善，捐款金额是否有水分，捐款的资金来自哪里，用到何处”的种种质疑，他的慈善行为，尤其是其“裸捐宣言”不止一次被质疑为作秀，然而他并未退却。
2010年1月22日，在中国工商银行江苏分行大厅，百元大钞以十万元扎成一捆、垒成13行犹如“钱山”、四名“金盾护卫”荷枪实弹保卫，陈光标说：眼前这笔现金，是从中国127名企业家和个人那里组织来的捐款，他们共组织了4316万元现金，想在春节前把这笔钱装入八万个红包，送到新疆、西藏、云南、贵州等地区特困户手中。
以往都是以个人捐赠突出公众视线的陈光标，这回却没有“独善其身”，首次大规模发动中国企业家、个人捐款。陈光标说，这次捐的最多的是中萌世纪厦门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朋，捐600万元，捐的最少的是南京一位孤寡老人，十几块钱。他自己捐了200万元。
已累计捐赠10亿元、成中国捐赠数额最大企业家的陈光标，向媒体通报公司运营状况：去年，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公司营业收入近百亿元，利润4.1亿元，捐出2.92亿元、超利润额的7成。他还通报了去年公司超500万元的捐赠明细，“请大家给我一点掌声，慈善需要掌声，而且我的捐款肯定全部到位，媒体可以监督”。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后，陈光标立即率领抢险突击队奔赴灾区，成为自发抗灾抵达地震灾区的首支民间队伍，为“中国首善”的称号加上新的注解。在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捐赠了650万元，向灾区捐赠1.3万台收音机、2000余顶帐篷的同时，身在抗灾一线的陈光标还随身携带25万元现金和200万元支票，沿途百元百元地捐给受灾群众。在他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将钱用在了刀刃上，之后陈光标的慈善行为也多是采取面对面的直接捐赠。
中国富豪们的慈善伦理
这几年，从汶川到玉树再到舟曲的重大捐款活动中，向来不缺少中国富豪的身影，但中国富豪的慈善伦理与外国富豪显然不一样。
从文化背景来看，盖茨和巴菲特遵循的是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西方慈善理念;而中国富豪的慈善理念虽然有西方富豪慈善的影子，但又掺杂了大量本国特色，既有传统文化影响的痕迹，又有时代背景下的历史局限。
中国富豪在左右腾挪中已经建立了一套自身的慈善伦理，其前提是：中国富豪的身份。他们的身份与国外企业家的身份有着显著不同，每一个能够上福布斯排行榜的人都戴着“民营”企业家的帽子，这一身份决定了中国富豪的慈善伦理，这种慈善伦理脱胎于他们经营企业的大伦理。中国民营企业家面临着两条难以越过的河流：不能回避又如履薄冰的政商关系以及甚嚣尘上的原罪论。面对政商关系，民营企业家最明智的态度是选择积极合作，充当国有资本的附属和补充;而原罪论则来自于上世纪末国企改革时未了的公案，杂糅着当下民间对于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不满的集体情绪。
正是面对这两重压力，中国富人阶层具有先天的藏富倾向，因为他们对个人的财富有着天然的不安全感。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取得政治的庇护，这样的不安全感才能稍稍缓解。中国富豪的慈善伦理往往将政治正确与社会效应联合起来，传统文化和现实国情造就了中国富豪的慈善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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