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两千年来佛教所走过的路程，佛教所发生的影响，对中国是如此的深远，如此的广泛，而且今天还在继续发生作用。
如几千年来列祖列宗们所做的，中国人还是习惯见庙就拜。这种单对单与“神”沟通的方式秘而不宣。他们不会像基督教徒那样坦诚地向神父告解一切，也不会把自己登记在案，他们甚至不觉得自己或多或少地参与了宗教信仰。
在2000年的《世界价值观念问卷调查》里，只有13.7%的中国人承认有宗教信仰，远远低于77.7%的世界平均值。而直到2007年，一份由零点调查咨询公司发布的《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调查结果表明：85%的中国人有宗教信仰，或者从事着类似宗教的活动，并且信仰最多的是佛教。
佛：现代中国人的心灵饰品
佛教传入中国，除了对中国文学思想等有直接间接影响外，对社会风尚习惯，亦有潜移默化之功。最重要的是对人生观的改善，以及对孝道的扩展。
中国古之人，皆以人死如灯灭，孔子亦说：“未知生，焉知死”。佛教之传入中国，使人知生有所来，死有所往，几生死往还之权，皆操之于自己，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而祸福的招致，又往往系于人一念之间。所以说：“一念之善上天堂，一念之恶入地狱。”因为佛教认为人于日常生活中，一切行为，语言及意念，均可形成一种特殊的惯性，成为一种能招致未来果报之潜势力，亦即是主宰人生，支配宇宙的业力。
由于人的业力有善恶，故果报亦有好丑与苦乐。佛说：“假使百千，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又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既然人生的一切际遇，皆是自作自受，又何必为环境之困苦而悲哀，或因美好之际遇而傲人?但能把握现在，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痛改前非，努力向善，自然可以克服困苦，开创幸福。所以佛教的三世因果轮回之说，实含有警惕性及鼓励的作用，使人于因果定律下，生者忏悔积福，以保安康，亡者追荐超度，以济其灵，甚而国家帝皇权贵，亦每因国家不幸而自责无德，引为内咎，进而反躬自省：以禳炎疫。由是可知佛教因果律之深入人心，岂独影响中国人之人生观，抑亦可以治患于未然，而辅政教之不足。
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甚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孝道为本。佛教之传入，亦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佛教言孝，不仅侍奉供养，继其志，展其业，更要使其止恶行善，进而了生脱死，离苦得乐。
佛教孝道意义之深，而范围之广，不但要孝敬自己三世父母，使其正信，止恶行善，最后了生脱死，离苦得乐;甚至对于六道众生，亦应孝之敬之，然则，基于‘敬人者人恒敬之’的原则，佛教孝道之提倡，确可令社会充满孝敬与亲善，而人心之向善，前途之幸福，亦可指日而待。所以佛教之孝，不止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抑亦可以敦风化俗，有助于道德之发扬。
佛教是历史上一种文化思想革命的产品，而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的影向既深且巨。如果说：儒家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则佛学该是中国文化的心脏。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文化，则佛教之输入，竟使中国本位文化第一项变质，而成为本位文化之一，这是无可否认的事。所以，研究中国文化，首先要研究佛学;要复兴中国文化，首先要复兴佛教，欲想使中国文化传播于世界，更非先发扬光大佛教不可。
佛：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
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大量的互补因素，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种文化的相互补充，成为文化重构的重要动因和初步表现。
佛教具有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在人生的本质、人的认识能力、世界的本原本体、彼岸世界等问题上，对中国传统哲学作了相当精细的补充或予以某些启迪，推动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新的范畴、命题和方法。如时空概念，“《易》有太极，《老》言自然，《周易》首创‘乾坤’二卦，《淮南》始标‘宇宙’之名。从此时空概念渐趋明确。自佛学输入，名相分析日益繁富，”佛学输入了“世界”概念，“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时间起于刹那，空间别于极微，时间则通三世，空间则统十方，较之旧说，更为圆满。”佛教也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吸取了营养，如竺道生首唱“一阐提亦可成佛”，正是儒家“穷理尽性”思想启迪的结果。
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比较圆满的信仰方式。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并反映到佛教中来，佛教依照世俗宗法的继承关系，建立了一套法嗣制度和财产继承制度。任继愈在论禅宗时指出：“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使生产、生活中国化，把小农经济的机制运用于寺院经济生活。其传法世系，也力图与中国的封建宗法制相呼应，寺主是‘家长’，徒众是子弟，僧众之间维持着家庭、父子、叔侄、祖孙类似的传法世系”，“这也是受南北朝到隋唐以来中国封建门阀世系谱牒之学的影响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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