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产业化，转眼走过10年。大学城，就是这场“产业化运动”中最为典型的产品。而随着上海财经大学独立学院因经营不善而停办，全国首座大学城10年负债逾20亿等新闻的相继爆出，我们可以清楚的预见：经过十年大跃进后，中国教育如今已经进入了收缩期，而曾经轰轰烈烈的大学城也成为了这场“产业化运动”最为可怜的牺牲品。
其实，“大学城”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现象，在英美等一些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颇为常见。事实上，大学城也确实是率先在英美等一些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出现。在国外，著名的大学城有英国的牛津大
学城、剑桥大学城，美国的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大学城，日本的筑波大学城等。这些大学城很多是历史自然形成的，它们一方面吸引各国各地的学者和学生，另一方面又因为没有围墙，与所在地区的发展互相融合，成为大学、居民、企业混合的城镇。
而在我国，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大学城遍地开花的最重要动力却是扩招——贷款——再扩招，这同时也是中国教育产业化运转的有效链条。从2000年8月，中国首个大学城—廊坊东方大学城拉开序幕开始，上海松江、北京昌平等大学城相继拔地而起，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规划建设的大学城达50多座，涉及21个省市。在这个过程中，大学负债，已不是新闻。民间保守估计，中国大学目前债务约为2500亿；而稍微冒进一点——如果算得上的话——则是在4000亿到5000亿元之间。然而，面对若隐若现的危机，高校是否有还账能力，又到底有多大的还账能力呢？
十年前，大学城是一门中国特色的时髦生意，在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思路下成为拉动城市经济的“新项目”；十年后，疯狂建设的“产业”需求曲线掉头直下，至今三年里高考生已减少100万，大学城的“烂尾楼”已成为地方政府的烫手山芋。
正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曾经轰轰烈烈的大学城，是如何走到今天的困境？在教育界一直存在争议的大学城发展模式，能否一路走好？与国外著名的大学城相比，中国的大学城建设是集中了教育还是禁锢了教育呢？而真正的考验是，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依然搅在一起的高校“产业”里，竞争的失败者们能否退出？谁来为他们的巨额债务埋单？在轰然倒塌的“大学城”背后，中式“教育产业化”又有哪些诟病？
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大楼之谓，大师之谓也”。人才而不是校舍，才是学校的灵魂所在。无论以何种形式办学，教育的思路也应始终回到“育人”之上。大学城不应该是一座像城一样的大学，而应该是一座充满大学氛围的城，明确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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