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增大、逐步返回农村，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亿万农民工的主力。由于第二代农民工所成长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第一代农民工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对城市有了一份新的期待却也遭遇着与父辈一样的尴尬。
不愿再“打道回农村”
“经人介绍，我父亲和我表哥在2000年就来到北京打工，当时丰台区一家单位正盖家属楼，我表哥给包工队开铲车，我父亲看大门。他们干完那个活儿后没找到其他工作，就回老家继续务农了。”
已经来北京4年的河南籍农民工张艺告诉记者，“我可不想像他们一样还回家种地，再说，我也不会干农活。”
张艺今年22岁，初中毕业后无所事事，在亲戚的介绍下来北京打工。刚开始在北京某医院的药剂室当临时工，每天就是打杂、搬药，现在到了药房做临时工。“当时每个月800元左右，管住，能洗澡，还能在医院食堂吃饭，挺好的。干了3年多，也没积攒下多少积蓄，但却知道了不少有关药的知识，学到了好多东西。类似我这样的情况，有好多人在积累了经验后出去单干，做医药代表和销售工作，大都没有再回乡务农。我也想等积累的差不多后再出去单干。”张艺满怀期望地说。
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民工来说，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并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大多初、高中毕业后就离开校园来到城市务工，基本上断绝了与土地的关系。在城里工作几年，他们一般不愿意回农村务农。
农村、城市两头没着落
春节刚过，20岁的武娟就开始收拾行囊，准备返城务工。武娟家在中国西北的甘肃会宁县翟所乡张城堡村，这里山大沟深，气候干旱，是中国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
武娟初中毕业后上了技校，一年半前开始在深圳一家手机液晶显示屏生产企业务工。现在的她染了头发，穿着时髦，完全没有农村姑娘的感觉。“在城市，我找不到家的感觉，所以回来过年。”回家不到半个多月的武娟说，“但在农村也待不住，毕竟城市的条件要好得多，也习惯了城里上班、下班、逛街的生活，回家倒感觉不适应了。”
武娟所面临的尴尬，也是中国许多贫困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尴尬：农村不想留，城市难安家，小城镇就业门路窄。
新生代农民工更重视技艺，多有一定文化程度，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多数将务工视为赖以生存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不是作为农业收入的补充，并强烈希望藉此在城镇安家落户。
“对我来说，留在农村已不现实。”甘肃会宁县太平店镇太平店村农民工张海强说，“我不会种地，也没种过地，什么时候该种什么都不知道。”
27岁的张海强初中毕业即在城市务工，至今已有十年。现在在家乡邻近的银川市一家建筑公司开车。不久前，张海强结婚了，这让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然而，张海强要在大中城市安家也不那么容易。他说：“我月工资不过1500元，其中400元还要用于租房，虽然银川的房价在中国的大城市中算低的，但我还是买不起房。”
新生代农民工遭遇的尴尬，也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新难题。
期望获城市工人待遇
2009年10月17日，在北京和中堂足道外馆斜街店，来自东北的农民工张萍、赵辉告诉记者，他们2006年曾经签过一年合同，后来就没有续签，或许是因为干这行的流动性比较大的缘故。这里的员工没有底薪，排号上钟，纯粹是靠提成，一个月也就1000元左右。
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因身份差异而造成的工作待遇差异，不仅体现在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十分明显，平均劳动时间大大高于城市工人，更主要是体现在社会保障方面。记者了解到，这家足道馆的营业时间从上午11点到凌晨1点半，员工大都没有签合同，没有任何保险。当记者问及未来的职业期望时，张萍希望“如果有底薪，如果还能像城里人一样有各种保险就好了。”赵辉则表示，“希望每天工作时间能和城市工人一样，不超过10小时，周末能休息。”
最关心子女教育问题
浙江籍务工人员王师傅夫妻俩在北京朝阳区开了一家杭州小笼包子店，他们的女儿也跟着他们一起在这边，现在朝阳区光华路小学上学。记者曾多次看到小女孩在10平方米的店铺里趴在餐桌上学习功课，而旁边就不断有顾客用餐。“孩子每年的学费倒是不贵，但跟着我们老在店里也挺辛苦的，这也没办法。”王师傅感叹道，“希望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将来能有个好工作。”
一项统计显示，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对子女的期望都非常高，绝大多数人对子女的期望都是大学学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三者合计达89.1%，其中希望子女将来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高达38.8%。有关专家指出，这是新生代农民工复杂心理的表现，反映了他们对当今社会的深刻认识，对知识教育的尊重。
目前，我国大多数地方的农民工由于没有当地的户口，他们的子女大多被排除在当地教育政策体制之外。
农民工“市民化”还有多远？
过去，由于企业对农民工“用而不养”，致使大部分农民工无法获得培训机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从事低水平重复劳动，在被透支了体力之后，又因文化水平不高、技能不高，无法与年轻人竞争，到40岁左右被企业嫌弃，无奈之中只好告别城市。
相比之下，像张艺、赵辉这样的80后进城务工者，受教育程度更高、维权意识也更强、职业预期更注重个人价值实现，对福利待遇、用工环境、企业提供的个人发展空间等有更多的考虑，在应聘时也是“货比三家”。这也造成了企业在招工时出现“冰火两重天”的现象。
由于当前城乡二元户籍分割，农民工总体上仍无法融入当地社会，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全国一盘棋的社保动态管理体系无法建立。目前，我国浙江、广东等一些省份都在推广用“居住证”代替“暂住证”的制度。这些地方的务工者持“暂住证”几乎无法享受公共服务，而“居住证”则像绿卡，务工者可以享受在就业地的各种服务。这对亿万农民工所期望的“市民化”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开端。
而近年来，中国的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政府为农民工进城打破了许多政策方面的障碍，同时在技术培训等方面提供资金帮助。今年，政府更是在“一号文件”中又明确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尽管现实中仍有诸多难题待解决。
不过，成为“城市人”的目标或许已经不是遥不可及了。许多贫困地区新生代农民工正在朝着这一目标努力，其中学习技艺成为他们首选的一条途径，有的通过政府资助进入技校学习技艺，有的边工作边学习技艺。
会宁县翟所乡张城堡村的张鹏初中毕业后到西宁打工，在结识一位三星级酒店的厨师后拜其为师学习厨艺。“回村务农可能性已很小，要在城市立足，就得有身过硬的本领。”20岁的张鹏对未来看得很清楚，他说，“像我师父这样，一个月收入五六千元，在西宁这样的西北城市买套房还是有希望的。”
也有一些农民工选择创业，为在城市或城镇安家打基础。甘肃定西市安定区西巩驿镇营坊村的董宏在外务工已有多年，主要搞家庭装修，年收入已达到五六万元，这比许多城市人的收入还高。
近年，家乡甘肃定西市的房地产业兴起，让董宏看到了机会，他希望在家乡继续承包家庭装修的同时，开一间商店销售相关建材。而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提出把支持农民建房作为扩大内需的重大举措，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建材下乡，这更是给了董宏更多信心推进自己的事业。
“我们现在虽然还在城市‘漂’着，不过，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我们在城市扎根的日子不会太远。”董宏信心十足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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