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一些人称为“杀猪榜”的《胡润百富榜》上，在过去10年间，共有1330名企业家上榜，发生变故的有48名，其中所谓的“问题富豪”有19名，占上榜总数的1.4％。
2002年末，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曾感慨地表示：“曾经跟我同台领奖的著名企业家们，现在大部分都已销声匿迹了。”作为企业界的“常青树”，柳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群体中硕果仅存的几位标志性人物之一。在并不漫长的中国当代企业史上，不少曾经雄心勃勃地誓言要成为中国的微软、中国的IBM、中国的GE、中国的松下、中国的索尼、中国的麦当劳、中国的可口可乐、中国的八佰伴的企业家都纷纷倒下了，而一些尚活跃于舞台的明星企业家亦遭遇“偶像的黄昏”。有人因此戏称中国的企业家像螃蟹，一红就死。鉴于“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现实，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干脆表示，可以颁奖给文化娱乐人物，却不愿意颁奖给企业家，因为“不想轻易给任何企业家背书”。
作为“剩者为王”的马拉松而非百米冲刺，商业更需要“韧的战斗”。中国从来就不乏“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明星企业，惟独缺乏基业长青的百年老店！与比尔·盖茨连续12年蝉联全球首富的纪录相比，不断刷新的中国首富既是活力的象征，也隐含着脆弱。
成功的企业家都是相似的，失败的企业家各有各的败因，反之亦然。他们或陷入产权纠纷的泥淖，或卷入政商关系的旋涡，或“死”于盲目并购的陷阱，或困于家族管理的弊病……除了其自身素质的缺陷、社会氛围的浮躁外，由于金融及资本市场体系改革滞后而遭遇融资瓶颈是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资金链的断裂则是其共同特征。身处巨型国企与跨国公司夹缝中的民营企业大多身处边缘的低端行业，过度竞争又导致产业周期极为短暂，一些无明确战略的企业往往选择跟着“热点”走的无边界扩张。然而，正如有识之士所指出的，企业家能力和企业组织形式决定了企业的内部边界，而制度环境等则决定了企业的外部边界。一些企业家却偏偏不愿正视眼下的现实“约束条件”，怀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整个地球”的雄心，试图“超常规”“跨越式”“做大做强”，结果反而折戟沉沙。
心理学大师荣格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倾向、偏见和心理疾病”，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决定着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没有人能逃脱这条无意识的河流。段永基曾坦言：“中国的现代企业很难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建成——我们都是过渡性人物。”什么样的市场，造就什么样的企业家。“转轨＋新兴”市场的成长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企业家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盛田昭夫曾说过，“我们日本商人必须是两栖动物，必须在水中和陆地上生存。”在今天的中国企业界，同样可以轻易发现《杰克·韦尔奇自传》与《曾国藩家书》、《胡雪岩》的同步流行。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随着商业生态与社会环境的改善，那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局面终将成为过去，中国企业家将有望真正“走出混沌”，创造阳光下的财富，享受“健康丰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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