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大学生带着理想化情结自愿“上山下乡”，在“一村一个大学生”的政策洪流下，略显孤独。
村里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了，跟村民们张罗专业合作社的，是大学生王德斌。这是河北省顺平县柴各庄，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最初村民把王德斌当成“北京来的人”。两年过去了，合作社蹒跚着起步，他们也逐渐明白，王德斌和他们一样“无权无钱”。
这个下乡的年轻人多少带有些理想化色彩，大学期间组织社团支农活动，毕业即加入一个叫“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民间NGO，开展农村人才计划。他自诩有着晏阳初、梁漱溟的志向，“愿意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八十年前晏阳初骑着毛驴进村，城市知识分子掀起乡村改造运动。他们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愚、穷、弱、私”四端，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医治之。
王德斌出生于南方农村，相较“医治”，他更愿意称之为“自治”。两年前，这位有着“农民儿子”情怀的大学生，热忱饱满地回到农村；两年后，他更为明白的是，村民仍是指望着“有权有钱”的人去改善他们的状况。
“北京来的人”
王德斌到柴各庄，村民并不意外。一些村民看过“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带去的一张报纸，上面刊登了王德斌毕业前夕写的一封家书。他在信中写道：
“万事开头难，就算没有美好的前景，我们也应该去做。想想为什么占绝大比例的人口却不能过着便利轻松的生活，为什么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劳作却抵不上别人几个月的工作，为什么别人可以拿退休金，而我们却在60岁后还要脸朝黄土背朝天；为什么别人有这个保险，那个保险，而我们生病却不能及时医治；为什么大多人都把眼睛投向远方，而不顾生我养我的地方？”
王德斌在华中农业大学的专业是农村区域管理。“我来自农村，所学与农相关，有责任也有条件回到农村，让农民过上有自信、有尊严的生活。”
这封家书，建立了他与村民间的信任。
早在2003年，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就对台鱼乡，包括柴各庄、小水村、史家沟等在内的周边六个村进行调研，先后有两名大学生驻村了解当地情况，组织发展当地合作社。村民并不清楚何谓NGO，知道他们从北京来搞乡村建设，称他们为“乡建中心的人”。
乡建中心的前期工作是组建老年协会、文艺队。2004年，各类文化组织相继转型为合作社。
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当地已运行了2到3年的六个合作社终于可以改变“黑户”的身份。法律施行的第二天，小水村的葛大爷就找到工商局，但随后的注册跑了两个月，葛大爷明白，合作社缺个“明白人”。
“理论说得火热，实际上农民自己并不明白合作社。”王德斌到顺平县要办两件事，一是让村民搞明白合作社的事，二是搞明白农民如何合作的事。
8月29日，王德斌第一次来到顺平县，协助周边六个合作社的运作。葛大爷到村口迎接，第二天又送他到五里外的柴各庄，转些天是史家沟、东五里岗、南委村。
10月，王德斌返回顺平县城，先后到银行、税务、技监等部门咨询。“后续工作像无底洞，领到营业执照之后还要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逾期一个月罚款。农民不可能知道，也没有任何机构履行告知义务。”他说。
王德斌就跟着村民跑手续，但这个“北京来的人”并没有尚方宝剑。六个合作社为技监局“逾期罚款1000元”磨了整整七个月嘴皮子。最终免罚款办下组织机构代码证，又在税务上卡了壳。
如此多番折腾，王德斌有些心凉，也越发明白办事不易。他劝村民，“别着急，先做事”。他也在顺平县安顿下来，他的“安顿”，就是流动着住在村民家里，家当是一包衣服，一箱书。
王德斌频繁往返于各村，参加六个合作社的大小会。合作社有自己的理事长，而这个年轻人更像是拿主意的“领导”。他入股柴各庄“闻名柿子专业合作社”，成了社员。“闻名”是顺平第一个在工商部门注册成功的合作社，社员有48户。
村民们看得很清楚，一个大学生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王德斌眼里，农民最盼望的还是扶贫款，“没有钱也确实不能办事”。王德斌就对他们说，“不能情绪化，把能办的事情先办了。”
王德斌开始着手眼前能办的事。
小打小闹的理想
农资站销售点的土墙上，贴着一幅大字，“为理想而奋斗”。作者是合作社的会计老靳，他有些拘谨，不像他的字显得有力量。
问到理想是什么，他说就是合作社。而对于这个理想，村民们没有更多构想。
这是一片极为干旱的土地，处太行山东麓，地势崎岖，经济作物以果树种植为主，品种主要是桃树、柿子树。柴各庄的四口机井被上届村委班子承包给了外村人，灌溉用水靠购买，一小时60元左右。干旱直接影响了果品的口味和质量，也限制了粮食作物的种植。
与干旱的环境相比，王德斌面临的是更为复杂的心态和农村组织生态。
柴各庄有村民1400人，计300户，到2009年6月加入“闻名”合作社的有69户。柴各庄曾在2004年成立了两个协会，一个老年协会，一个文艺协会。2006年转型合并为合作社时，文艺协会退出。
“当时选举理事，没有选上他们的人，他们就要走。” 闻名合作社现任理事长于宝银，王德斌称她为于阿姨，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我们合作社现在也拉起了自编自演的文艺队，可不比他们差，宣传效果也好。”
“双方已经有些矛盾，以前的文艺协会继续在村子的另一边活动。”王德斌夹在中间为难，“想让村民都组织起来办事太难，他们自己都说，那是人民公社时候的事情了。”
柴各庄没有村长，两次选举都没有人票数过半。2009年初，村支书组织村里一部分人注册了另一个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就是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经济互助组织，王德斌想，只要这69户村民认同合作社是自己的组织，他们投票选理事，开会议事就开了好头。王德斌为合作社描绘了发展蓝图，于阿姨为合作社提供场地，花费3000元加盖了两间房屋。
但实际上，这个柿子专业合作社还名不符实，“柿子产、供、销一体化，逻辑上没有什么问题，但就是做不起来。”
合作社开会讨论，统产统销需要生产标准化，69户人家的柿子树遍布山坡，王德斌还拿不出生产计划；村民说，“这坡上产的是水柿子，做成柿子干不划算。”
能立竿见影的是农资统购。“农资是每户的必需品，统购统销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有一定的销售量，利润也可观。”
王德斌分析，分散的小农市场交易成本非常高。农户组织到一定规模与厂家直接联系，省去中间环节，生产成本能降低一半。“乡建中心有成功案例，大家一算账，也都同意跟着做。”
2008年3月，由柴各庄、小水、史家沟三个专业合作社组建的农资服务部开始运作，从进货、分货到定价销售、收回款基本由王德斌安排。
“第一年的尝试效果不错，尽管我们在分货和管理上还有一些争吵，4个月的农忙时间利润近万元。”由于利润会按比例分还到社员手中，第二年社员积极性高涨，农资站的一切事项也都交由王德斌管理。
因为涉及行政许可经营，工商税务部门还是会来找“麻烦”，王德斌不管他们，“他们要按红头收钱，我们也按红头办事。他们罚款，不交就是。”
这一年，合作社开展了文艺表演、农资统购统销、无公害柿子种植试验、合作社骨干外出培训学习的活动。
在村民看来，这些事不来大钱，还是“小打小闹”。合作社注册运行两年后，他们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论最多的仍旧是扶贫款的“贪污问题”。于宝银希望“政府派来的大学生村官快点来，最好能做村长，不能做村长，至少也能监督扶贫款”。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拓宽农村干部来源，推进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
相比大学生村官，王德斌显得“没权没钱”，往后的角色也会更加尴尬。他的下一步计划是组建技术服务队，联合附近的农业大学，为柿子产业化做准备。这仍旧是一件见效慢、见钱慢的事。但王德斌坚持认为，一件事不坚持五年以上，看不到成效。
“我之前想告诉农民如何做，现在认为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生活，唯一坚持的是他们能有一些最基本的权利。”在王德斌看来，最基本的权利就是能为自己说话，为自己谋利。“如何为自己谋利，并不需要人教，只要放开让他们自己去做。”
然而直到2009年初，六个合作社才相继跑完所有注册手续。
改造与被改造
也是2009年初，又有四名大学生到了顺平县。柴各庄两户村民给了他们几间房。乡建中心提出付房租，村民说，一年给个200块吧。
这五个人组成团队，细化合作社的工作，他们的目标是让农民学会打理属于自己的企业。
张可毕业于太原理工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对几个合作社的财务做了梳理，成为了六个合作社的“总会计”。“合作社有完整的组织机构，运转良好，尤其是财务记录，每月一次财务通报。”张可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柴各庄的当天，正是农资站的结账日。于宝银负责每日的流水账，张可建立了现金流、应收、应付账本，教村民如何记账。
这些大学生试图改造农村的同时，也被农村的现实渐次影响。
包括王德斌在内，他们曾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的学员。2004年起，人才项目每年挑选三十到五十名大学生，进行为期一年的理论与实践培训。
有人无法接受农村现实，中途离场，也有人加入乡建中心，留在农村。至2009年初已有30名学员留下，分布在全国70多个村工作。
乡建中心在小水村办了农场。他们与当地一家农户合伙，计划养羊、养鸡开发农户承包的荒山，吸引更多大学生到农村创业。
徐英全今年20岁，培训后期在农场负责放羊，直到7月培训结束，9月回到学校。
“我说服了父母，休学一年，提早看看这个社会。”这一年，徐英全参加了中心的理论培训课程、到深圳的玩具厂装零件、纺织厂剪线头；在小水村，她体验村民的生活、王德斌们的生活。这一年，也将影响徐英全毕业时的抉择。
“或许我们是看到真实世界的一群人，”王德斌说，“农村凋敝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实，但我心不死。”
乡建中心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办公室在北京市海淀区温泉村，院子的地种着蔬菜，天上飞着鸽子。
办公室的志愿者招募，针对女生有两个固定面试问题，一是怕不怕狗，二是怕不怕农村的厕所。
“据我所知，愿意长期留在农村的大学生很少。”王德斌很理解，尽管他热爱农村，但同样是，“看得还不够清楚，不知路还有多长”。
这个年轻人会在黑夜里哭泣，他是家中长子，他说自己不孝。一次跟村民喝酒，王德斌醉得不省人事。村里的王大爷哭了，他为这孩子的前程担忧。
而王德斌仍旧坚持去做。
柴各庄柿子坡上的雪莲果种植试验失败了，他无法评估一次孤立试验的成效和意义。他站在柿子坡上看天空和夕阳，景色美好，也让人感到空旷无形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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