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8年开始，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在此之前，辽宁、江苏、北京等地已试行此政策多年。2009年，北京市三年前选聘的第一批大学生“村官”即将合同期满“卸任”，他们同时面临着下一步的出路问题。
特定意义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指的事件，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较之“老知青”，此番大学生下乡也是让知识服务乡村，同样面临城市的就业压力，且带有行政意味，我们因此把当下的大学生“村官”称为“新知青”。
两次“知青运动”当然无法类比，上一次是强制性色彩浓厚的政治动员，而这一波虽也有政策性激励，但一些大学生带着“改造乡村”的理想化情结自愿“上山下乡”，早已不是孤例。
无论是行政动员，还是个体自觉，我们对他们的关注都出于对中国问题的探讨：新一轮“知青下乡”有怎样的政经背景？80后“新知青”给中国农村带来什么真实变化？他们与中国农村的未来之路在哪里？
□本刊编辑部
□文/张鹭
为村里打了5眼机井，修了一条350米的水泥路与邻村相通。这是女大学生村支书刘荣华上任不到3个月交出的施政答卷。
今年3月25日，这个去年刚毕业的“80后”女大学生，全票当选为唐山市乐亭县大相各庄乡王潘各庄村的村支部书记。
一个年仅22岁的小女生，何以在短期内赢得村民和村干部的认同？刘荣华的上级、大相各庄乡党委书记郑洪涛说：“你不能只注意看得见的那点成绩，还有那些看不见的呢！”
树立威信
刘荣华当选之后才发现自己接手的是一个负资产的村：没有企业，上届村委修路把村里唯一能卖钱的树林给卖了，村里的集体机动地也租给了别人，目前还有20多万元的债务。
“快栽秧了，再不打井，又该打架了。”上任半个月，有村干部提醒刘荣华。在乐亭这个蔬菜大县，水和交通是农村发展的两大制约因素。具体到王潘村，用于灌溉的19眼机井有7眼经常不出水，村民只能排队浇地，但时间不等人，排在后面的人等别人都浇完地，节气也过了。每到栽秧季节，都是村里争吵打架的旺季。“因为缺水，很多人不敢种蔬菜，只能种玉米，靠天吃饭，而一亩地用来种玉米，收入顶多1000多元，如果种西红柿，少说也得5000元。”1985年曾担任村支书的史少胜说。
面对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刘荣华表现得很谨慎，“怕她们骗我，糊弄我是个小丫头。”刘荣华拉着大她5岁的村主任黄新勇到地里考察了一番，情况果然如此。算了一下，要解决灌溉问题，需要新打6眼机井。接下来的问题是，钱从哪来？
在王潘村当村支书前，刘荣华曾在乡里另一个村干过半年村主任助理，对于如何为村里争取资金和项目，她并不陌生。这个村的包村单位是市民政局，刘荣华与代表民政局与村子接触的干部反复沟通，为村里争取到了20万元的支援。能争取到这个数目，除了对口因素，刘荣华的个人努力也不可或缺，郑洪涛说，“在唐山地区，包村单位每年给村里的支援，不成文的‘行情’是10万。”
包村单位“承包”的时间是3年，自从上一任包村单位届满，王潘村还没有新的接替者。在刘荣华上任前，黄新勇为了打井的事，曾通过朋友去找过一些企业，“但你没项目没产业，人家不可能给你钱，你又不是希望工程。”刘荣华只能通过乡里引荐到县水利局和财政局，然后一趟趟地找上门去磨嘴皮子。她发动了从乡党委书记到一般干事在内的力量帮忙游说，直到两个单位合计3.5万元的打井款项汇到村里的账户上。用这笔钱，村里打了5眼机井。新井打出来后，浇一亩地的电费从200元降到了40元。
刘荣华的另一个政绩是修路。两个月前，如果从西边滦南县的高各庄村进入王潘村，两村间交界的土路是过往司机最头疼的。这条路是村里往外运输蔬菜的必经之路，“蔬菜怕颠，一颠就坏。”村主任黄新勇曾想自己垫钱把这段路修成水泥的，被刘荣华制止了。
“这条路属于村村通工程，乡里是有修路指标的。”根据这个判断，刘荣华向乡里递了材料争取了一段350米的修路指标，又找同样有修路需要的高各庄村筹了1万多块钱，加上村里收上来的电费作为预付款，把路修了。欠款等工程正式验收完，乡里给的修路款到账后再还上。
刘荣华说，当地干部更多的是困在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里考虑问题，“我的视野可能比他们开阔一些。”
而在村民们眼里，刘荣华的大学生身份显然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光环效应。史少胜的话代表了村民对她的普遍看法，“国家有支持大学生下乡的政策，县里乡里对大学生村官也很重视，有些钱我们去要可能够呛，刘书记出面就不一样了。”而村里干过20多年的老支书史井俊，更是把大学生刘荣华比作“金凤凰”，“落在哪哪跟着沾光”。
#p#副标题#e#调和乡村矛盾
得知刘荣华要参加王潘村的党支部竞选后，史少胜找到乡党委书记郑洪涛说，“乡里如果一定要派她来参选，至少我不参加选举。”
“他嘴上说是自己不参加选举，实际上的意思是，他这一派的党员都不参加啊。”郑洪涛对记者说。
王潘村的村支书选举，一直是困扰该乡的长期病灶。此前，由于派系矛盾该村已连续两届选不出村支书，今年换届选举之前选了两次也是无果而终。
“每到选举村支书，你这派有希望当选，我这派的人就不到，村里党员人数就那么多，有一派不到就凑不齐人数。”郑洪涛告诉记者。
今年2月，已经是党员，当时正在乡里另一个村当村主任助理的刘荣华听说了这个事情，主动请缨，申请参加这个村支部的选举。正为此事感到头疼的郑洪涛，决定用“公推直选”的方式，把刘荣华的党关系转到了王潘村，参加村党支部的选举。
在老支书史井俊的描述里，现任村党支部委员兼村委委员的史少胜是个搅局者。每届选举史少胜都要竞选，虽然很少能当选一把手，其派性力量却足以影响一把手的产生。在郑洪涛面前，史少胜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书记我也能当”。刘荣华确定要参选后，他的对策是，“你不是不从我们这里选吗？你来选了，我们也不到会，让你选不成。”村党支部的两次选举因此而流产。
刘荣华在成为王潘村支部的党员后，开始了她与村民的接触。“走访一些村民，看看村里需要什么。”作为老支书，史井俊也不时向村民打听这个大学生的情况，陆续听说她帮村民收大头菜，给村里的孤寡户留钱，“小姑娘家，心眼可好。”
结果，3月25日选举那天，村里在场的23名党员全票通过，刘荣华当选王潘村支书。“其实史少胜可能也在观望，他知道自己选不上，跟我说，那就让她试试吧”。郑洪涛分析这位搅局者当时的心态。
两个多月后，看到了大学生为村里办事的效率，史少胜开始接纳这位小书记。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段修路的视频上，刘荣华拿着高音喇叭在工地上不停地走来走去，叮嘱施工队，“厚度宽度都得保证好了，一定要保证质量”。而年纪比她大一倍多，个子高过她一个头的史少胜，跟在刘荣华急促的脚步后，亦步亦趋。
“王潘村有个残疾人，房子破得不能住人了，要盖新房，但县残联只能解决一部分资金，史少胜听说后居然主动借了他5000元，又发动一位村干部的亲戚借了他5000元。”这件事也改变了史少胜在郑洪涛心中的印象，“这要在过去，他当不上支书，只能是捣乱。”
村官生活
刘荣华的家在离王潘村50多华里的另外一个乡，母亲对于她当村官有点不以为然，“好不容易把她供出来，结果又回到农村了。”
做村官，对刘荣华来说，一半主动一半被动。2008年，刘荣华从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实习期间她曾在苏宁电器做过一段客服，“每天打电话搜集客户的反馈，再录入到电脑里，没什么挑战性。”
因为学的是电子信息工程，之后在网上给一些电子公司投过简历，顺便在6月份参加了河北省统一招聘大学生村官的考试，没达到河北省的录取线，但被唐山市录取了。她在村官培训课认识的一个女孩，因为找到了合适的工作，放弃了已经考上的村官资格。“说实话，如果就业形势不那么紧张，谁也不会主动想到回农村。”刘荣华说。
刘荣华以前在学校是学生会文艺部长，她的妆容还能在一张与女友的合照里看到：灰褐色、烫成波浪的长发，剪得整齐的刘海挡住了眉毛。村主任黄新勇在去年12月份去乡里开会，还见过这头长发，等到今年2月份她来村里，已经变短了。以前在学校的衣服也都不能穿，跟同伴去买衣服，颜色以白、灰、黑为主。
每天早上8点，她会准时骑着自己的女式弯梁摩托车来到3华里外的村址。农村的事情琐碎而繁忙，统计家畜，植树造林，说服村民参加新农合，计生宣传，任何一个上级单位的任务，到了农村基层都得由村干部来完成。
据史井俊的观察，刘荣华刚到村里时，和村民说话还有些胆怯。郑洪涛也觉得她有段时间有点沉不住气，“村里的自来水井老化该换了，需要20来万吧，她急得不行，拽着村主任往我这跑，村两委班子都来了，这是在向我施压啊！”郑洪涛至今感到好笑，“县委组织部牛部长下乡看望她时，曾对她说过，有困难找他去。结果她真的三天两头去找，牛部长也给逼急了，给我打电话说，让她别再来找了，组织部肯定帮忙，但组织部也没钱啊，帮个两三万还成，到哪去找那么多钱给她？”
郑洪涛说，其实这些钱乡里也能解决，“要集中全乡的力量树立一个典型很容易，但这里有个公平问题，对她太倾斜的话，其他村怎么办？”
刘荣华自己也不好意思老是向上面伸手，她心里也在盘算着发展一些产业。她琢磨，一到冬天，村里全是大白菜，能否加工成韩国泡菜？但转念一想，很多蔬菜大县都是这个路子，这样会不会很没有竞争力？她说，蔬菜包装也许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城里人生活节奏快，没空洗菜，我们洗干净包装好了，做成那种开袋就能下锅的。
记者采访时，刘荣华正在随县里组织的考察团访问江苏，参观包括华西村在内的富裕农村，“说实话，可借鉴的东西有限。”刘荣华希望能有更多与当地农民交流的机会，因为“真正值得学的是当地农民的意识”。此次江苏之行，她拍了很多照片，想用苏南地区农村的繁华“刺激”一下村里人，“虽然达不到这个水准，至少让他们看到差距，提高他们的意识，让他们把目光放长远一点，我以后的工作也好做。”
刚刚上任3个月的刘荣华还处在和各方的磨合中，至于3年后，她说：“我没想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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