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下半年，中国企业界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冲击着人们的神经。
先是9月份，中国最大的奶粉生产商河北三鹿集团爆出三聚氰胺丑闻，随后这种人们之前闻所未闻的化学物质像毒气一样蔓延，几乎所有的乳业巨头都卷入其中。随后，股票价格暴跌，乳品销量剧减，消费者信任度迅速下降。
这种全行业的堕落，或许是在中国落后的奶业基础上进行商业大跃进的必然，或许是法不责众的思维让他们心存侥幸；亦或许是即便爆出丑闻，中国消费者还是不得不消费牛奶。
三聚氰胺的腥味尚浓，11月19日，一条短信在全国广为传播——中国内地首富、国美电器主席黄光裕被北京警方强制带走。10天之后，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办向媒体首次证实，国美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光裕因涉嫌经济犯罪，正接受调查。涉嫌操纵股价、行贿以及偷税漏税据称是黄光裕被强制调查的主因。
就在这条短信开始流传的前3天，也就是从11月15日开始，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连续两天播出中国最大的网络搜索引擎公司百度通过人工干预在搜索结果中作假的丑闻。竞价排名是百度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大量虚假的广告链接因为付费高而排在搜索结果的首要位置上，因此有人轻信这些虚假广告而上当受骗。
这些猝不及防的事件不仅让卷入丑闻的公司不断出来道歉，而且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听觉和视觉。
一个人，在拥有了巨额财富，不再为生计而东奔西走之后，难道就不能像鸟儿爱惜自己的羽毛一样爱惜自己的声誉吗？一个企业，在具有了品牌影响力之后，难道就会为了更大的商业利益就把自己的声誉抛之脑后了吗？
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容易回答的问题，在中国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有一点却非常确定，即自1978年改革伊始，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异常流行的机会主义信仰一直没有绝迹，虽然这种信仰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法律法规不断健全，市场规则日渐清晰的30年终于逐步让位于对制度的信仰，对能力的信仰，但它却轻易不肯退出历史舞台。
从一种精神到另一种精神
信仰与商业之间看似不搭界，但是实际上这两个东西关系却是无比密切。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早就论证了中世纪末欧洲新教的崛起，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强大促进作用。
作为宗教改革的推行者，加尔文教派把俗世中的劳动看成是一种服务于上帝的荣耀的义务，一改过去传统天主教神学对世俗劳动的鄙视，进而使得赚取财富不再是一种罪恶，而在良心上反而有一种荣誉感，因为新教徒认为这是自己财富上成功恰恰是已被上帝预先选择获救的确证。
所以新教徒们勤勉工作杜绝享乐，在经济活动中工于算计，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经济成功进而积累财富，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和冒险家式的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截然不同。作为一种广泛风行的社会精神气质，它逐渐形成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成为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支撑。
不过宗教信仰对资本主义的促进最关键的还体现在社会道德的“终极约束”，因为新教认为对信仰的虔诚是被救赎的基础，这使得新教徒们在赚取金钱的过程中恪守着宗教上的规定，而具有金钱财富之后也还必须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这样才会被上帝所救赎。在一个强调竞争、优胜劣汰的社会中，理性的经济伦理——诚实、信任、责任心是很难自发建立起来的。而宗教在恰当时候出现，在数百年时间里的确帮助西方酝酿出了资本主义生活秩序。
后来美国的经济，实际上就是产生于新教伦理的新教资本主义经济。美国的建国者把基督教当作国家的立国之本，当作国民道德的基础。但是与欧洲人的虔诚不同，美国很多世俗化的人对宗教有着自己的解释。他们认为基督教其实讲的是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比如杰佛逊在发行删去了神迹的《圣经》的时候说：“在这个时候，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
“当新教的‘天职观’已不再跟最高的精神和文化价值相连，不再起因于经济的被迫无奈，人们就不再需要它作自己经济行为的正当性证明了。”在这种发展的最高峰——美国，对财富的追求完全脱去了宗教的外衣，剩下的只是现世的热情。即便在整个西方世界中，宗教的影响也确实在下降——牧师威望的下降、人们在世俗的而不是宗教的场合举行婚礼的比例、每年出版的宗教书籍的数目、在公共画廊里展出的宗教绘画与世俗绘画的比例都一年不如一年。
但西方最为“世俗化”的美国，依旧是宗教信仰者最多的国家。只不过很多美国人去教堂做礼拜，并不是像中世纪的欧洲人一样是去忏悔和寻求拯救，而是去寻求对美国的生活方式的集体认同。他们在自己的宗教中找到了彼此间的共性，在世俗化的信仰中为美国强调的个人主义、自立、勤奋和诚信的资本主义社会价值标准找到了理由。
信仰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甚至是当今以西方为主体的商业体系的建立，都有关键作用。它更像是从一种精神转换成了另一种精神，即便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从当初的“终极约束”已经变成了到现在的“文化传统”，但作用依旧不容忽视。
终极目标与永恒动力
中国自古以来有四个传统的阶层，按社会地位的顺序排列为：士、农、工、商。商人们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从来没有获得过较高的社会地位，连他们想炫耀一下自己财富的要求都要加以限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这句名言更是体现了主流社会的反商业价值观。
中国是在农业文明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社会，所以社会道德自然是农业文明的道德，而农业文明道德的奉行者们对于利用商业方式追求财产、追求物质满足，甚至是对于各种 “商业社会的规范”，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乃至敌视。实际上，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看待第一批个体户多少也是这样的眼光。
其根源或许如《大学》里所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如果大家都去追逐财富，团结就没有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实在可怕。某种程度上，如果说传统天主教是欧洲农业社会道德的集中体现，儒家思想就是中国农业社会道德的集中体现，他们在这一点上有着强烈的共性。而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就如同中世纪末的宗教改革一样，正在彻底颠覆传统中国社会的思维模式。
30年前，人们提出再不发展经济就要“被开除球籍”，而人们也似乎意识到要发展经济似乎就得容忍商业阶层的崛起和“资本主义的可恶之处”。这个看起来两难的局面是中国社会的价值体系持续了很多年的痛苦挣扎。而这种无法摆脱的精神分裂也造就了30年发展中的无数困扰。
传统社会道德体系透过“士农工商”的分层和对“商业阶层”的贬抑，直接的结论就是“无商不奸、无奸不商”。而人们耳熟能详的《资本论》对资本人格化的描述正好与中国传统社会价值相吻合，于是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将商业行为等同于不道德行为。
但是在必须改革开放求发展的大前提下，这样的认识不是被瞬间扭转，而是相反将“不道德”地“从商”看作是可以理解的必然。于是当整个社会经济摆脱“公有制”的束缚之后，释放出来的不只是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还伴随着不道德行为的泛滥。
刘斯奋曾经这样说过：“中国文化是一种现世文化，没有恒定的全民宗教信仰，没有安定灵魂的彼岸世界，没有一套由上帝掌握着的先验天条，只有由现世哲人构筑的一套道德操守和价值观念，一旦时移世宜，社会形态发生剧变，就会随同发生坍塌，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
直到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直到2008年的“毒奶粉、毒牛奶事件”，我们在商业界还依旧可以看到这个思想的影子。显然，30年的工商业的飞速发展并没有彻底完成2000多年来的社会道德体系的转变。很多人担心的是，由于“终极约束”的缺失而造成了物质与精神的不同步发展，必然反过来会打碎好不容易积攒下的“坛坛罐罐”。而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在一些企业——比如三鹿集团身上得到了微观上的验证。
过去几年来，“商业道德”问题、“企业社会责任”开始被越来越多地提出，而马克斯·韦伯的名字在被冷落了几十年后又悄悄地出现在了很多学术著作之中。其实，马克斯·韦伯的意义不一定是非要给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教信仰之间建立血脉联系，而是他对宗教改革这种社会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巨变的研究和发现，对中国如何建立新的、可以成为“思潮”的社会价值标准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经济发展需要内心价值认定的驱动，其稳定也是需要道德底线来维持，一个社会的心态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可忽视。如何在中国这样的现世文化建立“向善”的主流价值观，这是整个社会都必须思考和努力解决的问题。
而对中国工商界和企业的领袖们来说，作为改革开放30年的拓荒者、探索者和获益者，他们的商业信仰和个人信仰在未来中国的发展中已经变得如此重要。他们作为精英和主流人群树立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永恒的动力是什么，必将深刻影响这个社会走向。
“拼命地赚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捐钱”这是企业家精神当年在欧洲新教徒身上的体现，今天也在很多伟大的企业家身上闪耀着，哪怕他们已经不是因为要等待上帝的救赎，而是出于自己对世界的责任和理想。而这，也恰恰是对保持“创业精神”这一现代企业诉求的真正解答。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企业家们其实不一定非要去信仰某种宗教才能焕发企业家精神。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成就恰恰是抛弃了一批缺乏信仰的商人，也塑造了一批对社会抱有责任的企业家，他们并不跳跃的但是可持续的成长，并不炫目但是发自内心的良知，是这个社会最需要颂扬的价值观。
引用《马太福音》中的一句圣言：“你们是世上的盐”。盐看似平凡，但是食之有味，还能洁物、防腐。《圣经》想以此教诲人应该肩负怎样的使命：人到世上来就是要美化、净化所在的世界，要让这个世界免于匮乏也免于腐败，不断给予世人更满足、也更健康的生活。
对于伟大的企业家来说，这是他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天职。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