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上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4.1178亿人，比10年前普查时净增7206万人。这一数据打破了此前媒体关于中国人口已低于14亿的推测，证明2020年中国人口还在缓慢正增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正增长已是“强弩之末”，预计将在三四年内终结，进入负增长通道。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前后达到14.2亿左右的峰值，进入快速下降通道。
与此相关，最新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8.70%，比2010年占比上升了5.44个百分点。随着老龄化加速，年轻人占比减少，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养老金支付危机；因劳动力短缺，成本上升，中国经济竞争力堪忧。中国全面放开生育已没有悬念，只取决于决策者的决断；同时，中国亟待推进更全面、彻底的制度性改革，解决现存的经济社会矛盾。否则，中国迈向现代化强国的路途会更为艰难。
对中国而言，人口负增长是个标志性事件。首先，中国在人口负增长后，不需很久，将告别“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称号。南亚邻国印度将替代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其次，中国担心40多年的“人口爆炸”，引信早已拆除，完全无需担忧。而此前中国生育政策制订部门对中国人口峰值将达“16亿”或“15亿”的预测被证明是一种误导。
应该看到，中国人口将负增长，并非新事。在人口学家看来，中国“负增长惯性”已累积多年，所谓“人口爆炸”带来的资源、环境危机论早已过时。早在2004年，中国一批有远见、有责任感的专业学者已向中国高层上书，应尽快放开生育。但是，囿于种种原因，中国真正“全面放开二胎”是在2016年。这比学界建议的时点已晚了12年。面对迫在眉睫的人口负增长，中国将不得不全面放开生育，甚至转而鼓励生育。
一种常见的误解是，中国人口太多了；若减少一半，中国岂不能更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显然是缺乏人口学常识所致。首先，美国富强显然并非靠减少人口规模。其次，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一样，有其自己的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生育政策并非“水龙头”，关了就不生，打开就大量生。当一国生育率大幅降低后，意味着人们的生育意愿根本改变，即使鼓励生育也没什么用。俄罗斯、日本、韩国均是前车之鉴。
理想状态下，一对夫妇终其一生养育2.1个孩子，人口学界称之为2.1的“总和生育率”，即一国人口进入“世代更替水平”，将动态稳定。中国总和生育率1992年已低于2.1，10年前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仅有1.18，而2020年中国育龄女性的总和生育率为1.3，人口增长早已呈现代际减少趋势，人口学家称其为“超低生育率陷阱”。近年来，中国每年平均净增400多万人，仅仅是一种生育惯性。而总人口一旦启动负增长，就不会回头。这时再去调整人口和生育政策，就太迟了，也很难奏效。
人口学家认为，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普遍的城乡流动，女性受教育年龄的提高，都在抑制生育。也就是说，过去主管部门宣传的计生政策让中国“少生4亿人”，其实是夸大的说法。有人口学者做过测算，如果“少生4亿人”真的存在并归因的话，严苛的生育控制至多让中国少生1亿人，而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则是主要贡献者。
现在需要反思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主管生育政策的部门总是倾向于高估中国的生育率？总是在制定国家中长期规划时，大幅高估中国人口峰值的规模？如果说，这仅仅是对中国人口统计、分析、预测不够科学，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众所周知，人口学界向来就有不同的声音。但高估人口峰值和生育率的学者得到了更多官方支持和背书。或许，中国曾经过于庞大的计生官员队伍是阻力之一，但恐怕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人口学家指出，此次普查后，以前多年的人口数据将面临调整。比如，最新人口普查公报显示，过去10年，中国人口增长7200万，年均增长0.53%。但国家统计局2019年度统计公报显示，当年总人口为14.0005亿。2020年11月1日“七普”总人口14.1178亿，比2019年多出1173万人。如果上述2019年总人口数准确，那么2020年人口增长率就是突升了。显然，一年不会净增1100多万人。这意味着，此前各年人口数累计均低估或少报了。
人口负增长是一连串问题。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养老金支付将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当前养老保险体系是高度碎片化的。就政府主导的养老保险而言，针对农村居民是一种低缴费、广覆盖的“新农保”，目前月均养老金也就100元左右。尽管有中央财政的补贴，但这更像一种财政补助，而非养老金。作为主体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在东北和中西部一些省份，事实上已入不敷出，如果没有中央财政每年的社保补贴，养老金亏空规模会很大。再者，尽管数年前中国把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纳入养老保险，并建立了年金制度，但由于退休公务人员超过1000万人，该制度未来也将面临收支平衡的挑战。这意味着，中国推迟退休的决策将加快推进，中国人将不得不适应65岁退休，而女性将告别50岁或55岁退休。
人口负增长，意味着更少的年轻人、更多的老年人，意味着年轻人将面临更大的养老负担、医疗负担，意味着更高的生活和服务成本。近年来，我们正在经历农民工工资的快速提升，保姆、小时工价格的大幅上涨。这无疑是劳动力减少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已首次报告绝对减少。据国家统计局4月30日公布，2020年中国农民工总量2.856亿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事实上，中国劳动人口的绝对减少，早在2012年就发生了，并持续至今，8年间共计减少4300万人。
更少的新生人口，意味着18年后更少的劳动力。中国是个巨型开放经济体，制造业高度发达。在劳动力需求确定时，更少的劳动力，意味着更高的工资，对制造业而言，就是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出口放缓，竞争力下降，中国经济也会失速。当然，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一些程序性、标准化劳动可能会被机器人取代，但就目前看，在可见的将来，很多服务行业，很难被机器人取代。最好的人工智能也无法替代人的个性化劳动。
当然，老龄化也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更多新的需求，但这并不可唾手而得。中国告别传统“人口红利”后，亟需的是制度性改革红利。这对中国决策者构成了压力，也是推动深层改革的契机。
比如，推进包容性的城市化政策，让更多农民工孩子在大城市高考；更有弹性的选举制度，让3.758亿流动人口就地行使民主权利，对居住地政策有更多发言权；更为开放的土地和住房政策，让农民享有土地财产权利，让年轻人能在大城市、城市群住上农民土地上开发的房屋，并确保与“大产权房”一视同仁。诸如此类，可做的事情很多，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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