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提升人类对会技术进步普及度的重要方式，也是改变对世界认知的重要手段。教育的重要性对于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非常突出的：或传承历史文化强调民族认同，或普及科学知识推动现代化产业发展……在此过程中，教育的性质无疑是影响一个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教育性质是一个教育为谁服务，往哪个方向培养人才的问题。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经验看，坚持教育性质的导向对于社会的快速发展至关重要。
教育水平和普及能力直接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落实。这是教育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一个直接影响因素。当一个国家迫切希望通过工业化促进发展时，不仅需要的是外资，更需要的是庞大的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产业工人和管理团队，而后者不仅关系到项目的本土化能力提升，也是外资是否愿意投资的基础条件。如果这一条件匮乏，国际产业合作将不得不提升投资方的生产经营成本，甚至严重影响项目的运营。近年来的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已经面临很多相关的问题。从中国发展经验看，一些国家在人才方面的匮乏凸显了政府对教育性质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在实现跨越式发展方向上，一句“二十一世纪最贵的是人才”影视台词确实是对人才重要的形象描述。在当前新的技术革命正带来人类新一轮大发展背景下，人才的重要性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从中国的发展经验看，该领域的发展也是极具国际交流价值的。
现代教育的本质是促进社会整体进步。首先，教育是人类摆脱愚昧落后的最有效手段。从物种演化看，规避风险，提升应对环境能力是促进物种演化的一个重要动力。人类之所以超越其他物种在短短的几千年发展中快速进步，其根本原因是能够更好地通过教育传承、推进对未知世界的认知并积极改进社会的发展。客观上，不同民族的特定历史时期，也存在教育传承“开历史倒车”的现象。人类社会初期，“知识”掌握在极少数的人手里，这部分人通常扮演着与未知世界“神灵”的沟通者。随着人类的进步和不同地区发展经验交流的扩大，知识早已不是垄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财富。其次，从国家发展层面看，能多大规模和成效学习新知识促进社会整体进步，会体现在国家教育水平上。如果一个政府或国家不能有效动员足够资源提升国家民众的发展能力，则意味着对现代化的发展缺少足够的准备和支持。因此，从教育与国家快速现代化发展关系看，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水平处于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进步，应将教育作为国家和政府全力主导和优先发展的领域。
教育的性质关系到提升发展能力和快速弥补发展差距。当前很多国家在发展中强调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但实际在国际合作中，要真正提升自主发展能力，必然要体现在自身人才队伍的发展和提高。从近代中国仁人志士探索救国救民的经验看，无论是学技术的“从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学体制的“立宪”“资产阶级共和”都没能改变中国自主发展能力长期受制于他国的残酷现实。世界史上，出现多次所谓的“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冲突。一定时期，“文明”未必能够抵挡“野蛮”的进攻；特定视角，一国的“文明程度”未必代表着行为的“文明”。国家之所以落后受制于他国，很大程度上就是教育的落后。正如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所指“少年强则国强”。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快速提升自主发展能力首先要从教育着手。教育的内容既在于传承，更在于观念革新和明确科学的发展方向。站在今天看，如果身处发达国家的大量民众仍坚持近代“宗教改革”前的信仰度，我们就不需要讨论现代化的问题，也就没有现代化的问题，更不需要强调“文艺复兴”的历史价值。
教育的性质和方向是中国共产党高度关注的问题。作为社会进步标准，尽管世界各国都关注教育问题，但略作比较就会发现同中国发展教育关注教育性质的差异。从新民主主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一直在教育政策中强调教育为谁服务，培养什么样人才的关于教育性质的定位，并将这种理念长期贯穿到党和社会发展事业的方方面面。从国际合作看，这不是要和谁竞争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自身发展的根本。什么样的人才队伍决定了什么样的发展成效。习近平曾就中国的教育指出，“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我们的教育是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党和人民需要培养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正是党和国家将人民教育为人民作为教育的出发点，这种教育性质决定了中国在积贫积弱的年代能够极大地重视和普及教育，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有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中国对教育的投入也由此被形象地描述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接班人。
摆脱愚昧和批判地继承创新历史文化是新中国现代化教育的重要方向。作为曾落后于世界科学发展进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长期面临着如何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关于摆脱愚昧，中国共产党人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作了很好的诠释。正如国际歌所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当人类面临灾难的时候，当人类缺衣少食的时候，我们很难想到将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神仙”身上。同样，一个不作为的政府，势必会导致生灵涂炭国破家亡。中国近现代史表明，中国现代化探索的一个重要起点就是文化和教育。其中包括新文化启蒙运动，实现普通大众教育普及的“扫盲运动”和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等时期。正如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在认识方面高度肯定16世纪文艺复兴这一被称为“扫盲运动”，而中国伟大复兴的开始也离不开“新文化运动”。
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教育在中国确立坚持。在落后封建文化影响下发展现代化就意味着在教育、文化方面进行彻底的改变，正所谓“不破不立”。从此角度看，我们也能辐射理解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对待旧有文化的举措。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949年12月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新中国教育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从此，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方向一直在中国得到坚持。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教育必须要有明确的方向性。这是中国的发展经验。之所以称为发展中国家，意味着在发展进程中并不是先进的。这种不先进并不是仅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表象。也意味着对发展能力的落后，是对现代化的技术、管理知识掌握的落后。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历史传承和现代化的需要这个问题是备受关注的。当人们讲或者相信“上帝造人”的同时，是否接受诸如“基因科学”对人类健康医疗方面的进步。客观上，历史代表着过去，是记忆也是起点。但是，对此问题的理解绝不应夸大到影响现代化发展。就中国文明史看，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就在于很多时代都积极推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教育的方向性就是要明确科学导向，明确人类自然、社会科学的进步，把握人类发展的规律。
教科书的编写应该作为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政治任务。公共基础教育因覆盖面广，对一个国家深远的领域，这就涉及到教科书的编写。当代国际关系的热点中，常会出现关于歪曲历史修改教科书的“闹剧”和争议。传承与进步是民族国家发展现代化教育面临的两个绕不开的议题。一定意义讲，历史教育是文化教育也是价值教育。但从发展的眼光看，看待历史要辩证客观，这是教育培养现代化发展思维的出发点。因此，国家要推动现代化的发展就应该将教科书的编写作为一项重要政治工作。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就教科书的编写提出了非常鲜明的观点：教科书的编写一定要成为国家的政治关注，教科书的编写应该由能很好地使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具有做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的革命家来做。毛泽东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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