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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29.9亿人次的时代洪流

深度 2019-02-28 15:29:03 总第260期 放大 缩小

29.9亿人次,2019年春运,将再次改写纪录。与过去很多次春运一样,一票难求的境况、恶劣天气的影响、交通安全的举措等,都会成为一时的舆论焦点。而今年,因为铁路等各交通部门未雨绸缪和创新举措,也引发更有时代气息的讨论。然而,无论是赞赏、建议还是质疑,背后都有着同样的“潜问题”:春运的压力,还要持续多少年?

春运“春节客运”的简称,可谓当今世界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口迁徙。由无数普通人构成的这一迁徙行为,既是很多人生存状态的凸显,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写照。于个人,在追逐更广阔生存空间的同时,如何面对户籍等管理制度的羁绊、如何安放萦绕于怀的乡愁?于社会,在不断向前的滚滚车轮中,如何协调地区之间的差异、填补城乡之间的鸿沟、调整速度效率的关系?这些,都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春运有多长的历史

1953年就有“春节客运”之说,改革开放后,春运人流随着经济发展持续上升。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许多人因各种原因离开家乡,就有了春节前后人口的大规模流动。1953年2月,“春节客运”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消息中:“铁道部指示各局做好春节客运。”1957年,《人民日报》还发表题为《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的社论:“要把这么多的旅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过春节,节后再把他们运回工作岗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改革开放之后,“春运”二字在1981年3月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的标题上。当年,铁路春运两个月运客1.21亿人次。从此,春运成为春节期间的一个关键词,而春运的客流,也随着经济的发展持续走高。1994年,春运期间的全国客运量超过10亿人次;2006年客流量突破20亿;而今年,这个数字将近30亿。春运客流增长的“加速度”,也折射出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

国外是否也有“春运式迁徙”

或分时度假、或发展交通、或错峰出行,发达国家应对节日客流各有所长。

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节日和假期,也都会在不同时间形成集中的客流。据媒体报道,在美国,感恩节到圣诞节这段时期是家庭团聚的日子,也是交通最繁忙的一段时期。不过,一方面,很多人会选择把自己的年假放在这两个节日前后,在出行和回程日期上能够错开运输瓶颈。另一方面,美国的枢纽城市也比较多,客流不会过分集中在一两个城市。

法国职员每年有五到六周的自由休假时间。法国国内被分成三个地区,各地区休假时间不同,从而避免人群在同一时间内大规模流动,也能减少人们外出休假时遭遇无人服务的尴尬。

日本的返乡客流大致集中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和公历新年,乘坐火车是日本人的出行首选。日本铁路不仅技术成熟、运行稳定,而且车次极多,完全可以满足在各地工作和居住的旅客们回家团聚的往来需要,所以基本感觉不到因乘客多而产生的乘车压力。

是什么推动数亿人舟车劳顿

春运是中国几十年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集中反映,也体现出文化观念的碰撞。

春运与其说是一场因节日而来的人口迁徙,不如说是中国社会几十年来人口流动的爆发式体现。庞大的春运人流中,无论是“民工流”、“探亲流”还是“学生流”,都是为拓展生存空间、提高生活质量而在工作场所、临时居住地与原住地之间的钟摆型流动。而与这一钟摆相伴随的,还有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空间、社会地位上的流动。

春运人流在东部与西部、沿海与内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迁徙,同样也体现着中国在发展中的不均衡。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正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双重变革。无论是发展中的区域差距,还是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都使得资源更多地向先发地区倾斜,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规模化的人口迁徙。

从文化上看,春运也体现中国文化中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与融合:一方面,“家”作为社会关系的核心仍蕴含深厚意义,亲情、团圆等价值仍为人重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大潮中,追求个人价值的完成、个人利益的实现,也在某种程度上挑战着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

缓解春运压力需“系统性发育”

春运的紧张状况,不可能仅仅依靠交通运输的发展来缓解。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集中反映,春运也同样需要经济社会的“系统性发育”。

目前,造成很大一部分春运客流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大量的劳动力则来自四川、河南等人口大省。可以通过产业布局的调整,进一步促进中西部地区发展和崛起。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中西部承 接产业转移,将使劳动力迁徙的距离缩短、成本降低。

2011年,中国大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51.27%,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已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但现实中,较之快速推进的空间城市化,人的城市化仍相对滞后。从长远看,城市化的最终目的应是让更多农业人口在城市中稳定地居住下来,这也必然会减少目前存在于城乡之间的往返式规律性流动,进而缓解春运压力。

从社会管理的角度看,还需要在户籍制度、收入分配等方面不断进行调整,一方面降低入籍门槛和生活成本,减少“落差”带来的人口流动;另一方面,不断扩大中产阶级比重,形成橄榄型的稳定社会结构,减少社会阶层之间大规模的流动。

(编辑/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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