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力，是维护秩序的坚实根基；秩序，是文明共生的根本前提。当一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盛大阅兵，以磅礴之势展现在世界面前，它所诠释的，正是这一深刻的东方治理哲学。这不仅是钢铁长城的威武展示，更是一个伟大国家迈向复兴、重塑世界秩序决心的时代宣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激荡风云中，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稳定、公正的新秩序。而地缘格局的深刻演变，正为东方思想的再次腾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机。
何为“地缘”：从地理到秩序的结构性力量
“地缘”一词，在传统认知中常与山川、海洋、疆域等物理概念紧密相连。然而，在21世纪的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中，其内涵已发生深刻演变。“地缘”不再是静止的地理画布，而是地理条件、国家战略、全球供需与文明互动之间一种高度动态的耦合关系。在现实世界中，地理格局通过交通航道、能源走廊、产业链路与信息枢纽，被强大的政治意志与高效的制度能力，系统性地转译为可执行的规则与可维系的秩序。其传导链条清晰可见：自然地理是基础，它决定了港湾、运河、口岸、要冲等关键通道与战略节点的位置；国家治理是核心，它决定了这些通道的安全性、可预期性，以及能否持续提供稳定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国际秩序是框架，它决定了跨国协作的法律基础、利益的分配模式与风险的共担机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正处于深刻调整期。”这一重大判断，已成为全球有识之士的共识重心。在这样宏大的结构性背景下，“地缘”的意义已然超越了地图上的物理方位，升华为一个国家与区域如何在时代变局中，系统性地重构“路线——规则——秩序”的宏大工程。
全球秩序表层的动荡与冲突，究其根源，是深刻的“路线之争”。是继续走一方主导、赢者通吃的“霸权——零和——封锁”之路，还是迈向各方平等参与、互利共赢的“共商——共建——共享”之路？近年来的国际事务清晰地表明，一些国家依然沉湎于旧时代的霸权逻辑，倾向于借“联合国话语”之名，行“世界警察”之实。它们惯于使用单边制裁、关税壁垒、技术封锁与长臂管辖等手段，将自身的国内政治周期与经济危机输出为全球性风险。其结果，非但没有解决任何根本性问题，反而急剧加剧了全球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与发展赤字。此类做法，本质上服务于少数资本与既得利益集团的短期私利，无法提供可持续的全球公共产品，因而在历史的长周期中，其衰落是必然的，其道路也注定难以为继。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所倡导和践行的道路。这条道路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以公平正义为准绳，以互利共赢为目标。在处理国际争端时，它借鉴了东方智慧中“定分止争”的治理能力，强调通过对话弥合分歧，而非强权压制。从根本逻辑上，这条道路更契合多极化世界的复杂利益结构，也更能回应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谋求和平与发展的现实诉求。中华文明五千年生生不息，其内在的连续性、统一性与包容性，决定了它在处理外部复杂性时，更倾向于通过和谐、团结与秩序来化解矛盾，而非激化对抗。这种文明的韧性，赋予了中国独特的战略定力与历史耐心。
因此，当代地缘竞争的核心，早已不是军事基地或武器数量的简单比拼，而在于谁能为世界持续提供一套可预期、可负担、可复制的“安全——发展——规则”三位一体的公共产品。新近的地区冲突已经雄辩地证明，技术、组织与规则的代差，足以在极短时间内改变战场的力量对比，催生出一种“先规则、后胜负”的全新范式。技术代差带来的“非对称”优势，折射出的正是“实力——规则——秩序”之间不容置疑的传导链条。当一方的武器装备、作战体系和战术思想已经领先一个时代，战争的结局在开始之前便已注定。这也深刻地解释了，为何“力量之上的规则”，而非“规则之上的强权”，正日益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共同偏好与理性选择。
东方思想的时代升华：从理论自觉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种对新型规则秩序的呼唤，其思想源头，正在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东方思想的再次腾飞，其根本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力地运行在当代社会。这一制度的强大生命力，体现在它能有效治理一个拥有十四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并有力地支撑其实现持续稳定与快速崛起。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深刻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这既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精辟总结，更揭示了一条普遍真理。百年风雨兼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其所选择并坚持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无比正确性。这套制度能够进行长远规划与跨周期调节，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因而能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因党派之争、利益集团掣肘所导致的治理失灵与社会撕裂，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最坚实的制度保障。
思想的腾飞，是一条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升华之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给全人类指明了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闪耀模式和核心方向。他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检验中创立了人民的军队，建立了崭新的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决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根本问题，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创性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开了国门搞建设，解决了“富起来”的关键问题，为社会主义注入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创造性地提出“两个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紧密融合，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这一思想的最新成果，正引领着中华民族迈向“强起来”的伟大复兴，实现了理论的再次升华与腾飞。
东方思想的本质，是包容与和谐，这决定了中国的崛起是一支和平的力量。中华文明“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理念，“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的传统，深刻塑造了中国的世界观。与西方奉行的“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丛林法则不同，东方智慧追求的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种文明基因，正是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的现代体现。中国的发展，首先是为了让十四亿多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这是“独善其身”；当中国发展起来以后，则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这是“兼济天下”。我们从不输出模式，更不谋求霸权，反对一切“文明优越论”。我们坚信，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各国都有权选择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路径，在平等互鉴中共同进步。
这种思想自觉和制度自信，最终要通过强大的综合国力来展现。一场如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盛大阅兵，便是对国家政治、军事、国防、科技以及各行业综合行政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验。它所展示的，不仅是“长空利剑”的锋芒，更是对历史记忆的唤醒与法理正义的重申。它全面反映了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更有力地彰显了《开罗宣言》的会议精神。《开罗宣言》不仅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成果，更是确认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行驶主权管辖的国际法律武器，标志着中国开始以大国身份参与国际秩序重建，并从此走向国际舞台中心。因此，这样一场盛典，既是深刻的红色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在向国际社会阐明历史经纬，引导各方树立正确的中共观、中国观，其意义深远。
审视中国与世界互动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贯穿古今、昭示未来的宏大主线。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其庞大的船队所展示的并非武力征服，而是一种以和平交往、厚往薄来、交流互鉴为本质的世界观。而今天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是这一历史传承的制度化、体系化、现代化升级。它以“规——制——器”（规则、制度、器物/基础设施）为核心，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暢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并举，成功地将“互联互通”从单纯的交通工程，推进为深刻的体系工程。这一宏伟实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念，构筑了坚实的实践底座。与此同时，中国在航天、深潜、北斗导航、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前沿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其意义远不止于产业的迭代跃迁，它更是新时代规则供给的坚实基础设施。当一项尖端技术能力，能够转化为一项普惠、稳定、可及的全球公共产品时，它就超越了技术本身，成为广义规则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服务于“安全、发展、绿色”的全球共同目标。由此，一个“技术——制度——文明”的正向循环得以形成。技术催生制度，制度承载文明，文明指引未来。强大的技术红利，为深刻的制度创新提供了底气与工具；而包容的制度创新，又为平等的文明互鉴搭建起更稳固、更广阔的桥梁。这，就是中国方案的内在逻辑。
政治路线决定经济路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比较优势与时代升级
思想的光芒，终究要照进现实的土壤。如果说东方思想为世界秩序提供了新的哲学框架，那么，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路线，则为这一框架注入了最坚实的物质力量。归根结底，路线决定命运。中国之所以能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成功道路，其根本在于确立了符合自身国情的政治路线与经济路线。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核心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一制度设计，在保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确保国家经济命脉和战略方向的同时，极大地鼓励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生共长，激发了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在效率层面，它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在公平层面，则以实现共同富裕为价值导向，通过二次、三次分配等机制，及时矫正发展过程中的偏差，防止两极分化。这种基于中国国情的独特制度组合，既确保了资源配置的微观活力，又能在面对重大战略任务与外部突发风险时，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宏观组织动员能力与跨周期调节能力。
以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实现辩证统一、协同发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命题与核心优势。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前者提供竞争、创新与灵活性的效率机制；后者弥补市场失灵，提供方向性、原则性与公共性的制度保障。两者统一于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与社会主义法治框架之下，使得“活力、秩序、公平、效率”这四大目标可以在国家发展的主航道上协同并进，而非相互掣肘或彼此消耗。正是在这一制度优势的驱动下，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并非西方国家那种线性的、串联式的演进，而是在短短几十年内，以一种并联式的、压缩时空的方式，在结构性跃迁中完成的。其要素结构，从主要依赖“劳动力+土地”的传统组合，历史性地升级为依赖“数据+算法+算力+绿色能源”的新型生产要素组合；其产业结构，从在全球产业链中扮演代工与装配的低端环节，向着研发、设计、标准与产业生态主导的高端环节奋力攀升；其区域结构，从改革开放初期以单一的沿海地区外向发展为主，演进为“陆海统筹、东西互济、南北呼应”的全国一盘棋式的协调发展新格局；其对外开放，也从过去以商品和要素流动为主的“外向型开放”，深刻升级到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为重点的“制度型开放”。
相较之下，资本主义在其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虽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其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之间的基本矛盾，始终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因而，它经常需要通过制造金融泡沫、推动产业空心化、以及向全球转嫁危机等方式，来对冲其内部的结构性张力。这直接导致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反复上演、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与社会撕裂的日益严重。当这种内部张力被外溢为蛮横的关税战、恶意的技术封锁与滥用的货币霸权时，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就会严重受损，全球治理赤字也随之急剧扩大。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则能够将国家战略、产业政策与社会分配等多个目标，有机地组织到同一个发展函数之内。通过前瞻性的跨周期宏观调控与强大的重大工程组织能力，稳定社会预期、持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在共同富裕的根本价值牵引下，形成了更具可持续性的社会接纳度与政治合法性。这一独特的制度韧性，在抵御外部极端冲击、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的斗争中，已经得到了反复的实践验证。
规则与秩序从来不是抽象的口号，它最终必须落实为一系列可计算、可验证、可复制的经济制度与实践。中国的方案，正是将宏大的政治路线，精巧地转化为具体的经济路线，再以稳健的经济路线反哺和重塑国际规则与秩序。这些实践路径包括产业政策的透明边界，开放政策的可预期性，跨境结算的多元承载，以及通道工程的持续供给。从建成全世界最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到“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航天深潜伟业；从北斗组网服务全球，到智能制造引领未来；从捍卫国家主权的国防安全，到构建国际争端解决新平台的制度创新。当所有这些硬实力与软实力，共同指向“为世界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这一目标时，“实力——规则——秩序”之间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就此形成。这一良性循环，在应对危机与冲突时，便体现为“规则先行、秩序护航”的强大治理优势。
结语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破旧与立新的历史交汇点，这正是树立新规则、构建新秩序的最好时机。那响彻寰宇的军乐与步伐，所昭示的绝非“国强必霸”的历史旧律，更非炫耀武力的“肌肉秀”，而是一种以实力守护正义、以秩序护航和平的庄严价值宣示。它宣告着，一个负责任的东方大国，正以其文明的智慧与发展的实力，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与稳定性。这既是中国对饱经沧桑的世界所作出的庄严承诺，也是东方思想面向未来时，那份深植于五千年文明沃土的制度自信。“以人为本”，所以能“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以人民的立场统摄复杂的地缘逻辑，以共同的利益引领全球的治理变革——根植于深厚文明、淬炼于百年奋斗、升华于伟大新时代的东方思想，正在深刻变动的世界地缘格局中，再次展翅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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