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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我一直在“野生生长”

文化中国 2017-08-18 18:09:55 总第241期 放大 缩小

  微博当红段子手、中国网络文学初期的写作者和见证人、百万级畅销书作家……众多鲜亮耀眼的头衔中,马伯庸偏偏独爱“业余文史爱好者”。悬疑、灵异、恐怖、历史、推理、武侠、科幻、奇幻……他似一位武林高人,在不同题材之间游走,行文旁征博引、犀利泼辣、妙趣横生。从以三国为背景的谍战出道作品《风起陇西》,到“考据型悬疑小说”《风雨<洛神赋>》;从关于古董鉴定、收藏、造假、设局的《古董局中局》,到描写唐天宝三载上元节当日帝都长安生死劫数的历史悬疑小说《长安十二时辰》,无一不牢牢抓住读者的阅读神经。

  马伯庸,1980年生于赤峰,擅长以奇特的想象重构历史,被誉为“文学鬼才”。代表作有:《风起陇西》、《三国机密》、《古董局中局》、《龙与地下铁》、《长安十二时辰》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

  我没有“正经作家要写正经东西”的使命感

  微博上的马伯庸像个玩心奇重的孩子,搜罗各地诡异的地名,发掘历史故事里的“萌点”,点评电影网剧,追日漫,调侃同行好友,晒娃自黑……“因为闲嘛”。差不多两年前,他离开工作了十年的外企,过起了“放任自流”的生活。每天早上七点半起床,八点半出门,在家附近找家咖啡店,写上一整天,晚上回家,每天只写4000字。“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写作这件事不当正事干的时候,特别喜欢,一旦变成正事了,感觉就不对了。”

  将近二十年前,马伯庸第一次接触网络。当时还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商学院读大学的他,找到附近一家网吧,二十块钱一小时。那时他还是个“穷学生”,只能一周的早餐不吃,攒下钱,周末跑去上一个小时网。因为贵,不舍得在网上浏览,他就带一个3.5英寸软盘,一小时内找很多小说,拷下来,再到学校一块钱一小时的单机机房,把它们全都读完。

  有一次,软盘坏了,文件损坏,小说只显示了前半部分,后半截却不见了。马伯庸不小心碰到键盘,打了几个字,没想到正好和小说后面的那句话接上了。他心想:“原来我也能写啊!”于是试着敲了几句话。写完之后发到论坛上,反响不错。于是他每周都到单机机房写东西,周末发到网上论坛,下个礼拜再去看回帖。“时间虽然长,但还是觉得很满足。”

  和后来泛滥的网络作品和影视IP热不同,那时的网络作家很容易满足。“纯粹出于兴趣,有人过来点个赞,评论几句,就是最高奖赏了。”对马伯庸而言,“那是有文字以来,创作者和读者之间最透明的阶段。大家彼此之间坦诚相待,没有任何藏着掖着。这对创作者而言非常好。”从1999年在二三十人的小论坛写,后来到更大的论坛被更多人熟知,再到出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马伯庸的写作从没间断:“我很喜欢这种状态。我闷头写,大家闷头看,不知不觉我就像朋友一样,生活在身边,经常能接触到。”

  2010年,马伯庸的《风雨〈洛神赋〉》与贾平凹的《一块土地》共同摘得当年的“茅台杯”人民文学奖散文奖。2012年,他凭借《宛城惊变》和《破案:孔雀东南飞》获朱自清散文奖。虽然得到了官方肯定,但在他看来,“写作这个东西很纯粹,和得奖或者书卖得好不好没什么关系”。

  “作家是一种状态。”他不认为作家有专业和业余之分,自己也没有那种“正经作家要写正经东西”的使命感。马伯庸说自己一直属于“野生生长”的状态,这样挺好。

  “用历史的钉子,把文学的衣服挂起来”

  2013年,马伯庸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月色笼罩的草原上开一辆解放卡车,旁边坐着一个传教士,絮絮叨叨说着拉丁文,动物们排成一列长队,跟在车后面,缓缓前行。这个梦太过奇妙,马伯庸一直念念不忘,就写成一个短篇刊登在《人民文学》2016年6月号上。后来,他无意间读到内蒙古呼和浩特晚清时期的地方志《绥远志略》,讲一个传教士用电影机向草原的牧民们传教,“最先进的电影科技与最古老闭塞的草原,新旧交错、东西方的冲撞感非常强。”马伯庸决心将这个故事扩充为长篇,于是就有了《草原动物园》。

  他将故事安排在汉蒙交界、信仰庞杂的赤峰,庚子事变、外国来华的传教士、蒙古的教案……一系列历史事件穿插其间,真假虚实难辨。为了在虚构的故事中突显历史细节的真实,让整部小说力量浑厚,马伯庸特地回了趟老家内蒙古赤峰,搜罗那里的传统民间故事,找来关于清末的文献和论文,大到赤峰城的格局、官府的职位,小到当时报纸的名称,一一敲定,毫不含糊。

  历史记载永远是片段式的,某人在某地做了某事。时间不连续,细节不完备,中间留有很多没有历史记载的空间。“如果能用我的文笔,将这些故事补全,相当于对历史做了一个修补工作,或者说涂色渲染工作。这让我对历史的情怀能够得到满足,也是我最初写历史小说的动力。”

  有人质疑,历史题材的小说写作中,想象与真实的界线究竟何在。马伯庸赞成大仲马的说法:“历史只是墙上的一个挂衣钉,用来挂我写小说的大衣。”他的历史小说写作一直抱持两个原则:第一,真实的历史事件不能变;第二,真实历史人物的性格和追求不能变,“这两个点定住了,中间可以尽情想象”。

  “我觉得小说本身就是多种元素汇聚在一起的东西,没必要搞得绝世独立,写作和历史本来就是好玩的事。”马伯庸说。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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