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形成于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通过"三反"、"五反"运动整肃贪腐。其核心特征是：以群众运动为主要手段，强调思想改造与阶级斗争相结合。习近平的反腐败思想植根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习近平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零容忍策略，要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其创新性体现在：制度反腐与技术反腐并重，建立国家监察体系，形成巡视巡察全覆盖监督网络。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反腐败战略的延续性与创新性。
一、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时期就形成了明确的反腐败思想。在井冈山时期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28年）已蕴含廉洁治军思想，延安整风运动（1942-1945）则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反腐原则。建国前后，面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两个务必"（1949年3月），为执政党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核心理论是群众路线反腐观，主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监督机制。1951年建立人民来信来访制度。1952年查处刘青山、张子善案，开创了"刑上大夫"先例。毛泽东开创了反腐败的运动式治理模式，"三反"运动（1951-1952）：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五反"运动（1952年）：打击行贿、偷税漏税等经济犯罪；四清运动（1963-1966）：基层干部经济清查。毛泽东主张思想建党原则，强调"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通过整风学习纠正不正之风，培养"又红又专"干部队伍。
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纪律检查体系雏形，确立了"民主集中制"监督原则，形成了"勤俭建国"的执政文化，为新时代"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机制提供了历史参照。时至今日，群众监督理念在"互联网+监督"中得到创新发展，警示教育的典型案例库建设延续了历史经验。
毛泽东指出：“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坚持从严治党治政、以思想教育反腐倡廉、以制度法规反腐保廉、坚决依法惩治贪污腐败分子、将反腐败斗争贯彻到底，是民主革命时期党不断深入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实践指南，为新时代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供了宝贵经验智慧。
以思想教育反腐倡廉，强化不想腐的感召力。毛泽东曾经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坚持不懈加强理论武装，对革命斗争中的广大党员干部保持思想纯洁、抵制腐败作风具有重要意义。大革命时期，鉴于部分同志存在“有雇佣劳动倾向，缺少从前那样刻苦奋斗的精神和自发的革命情绪”“能守纪律也不免形式主义、机关主义的流弊”“发生贪官污吏化（即有经济不清楚、揩油等情弊）”的情况，颁布了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从组织上和思想上提出了反腐败的任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为提高廉洁意识，加强对红军和干部的思想教育，毛泽东要求部队战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古田会议决议》则明确将廉洁奉公的内容嵌入发展新党员五项条件之中。同时，十分重视借助新闻舆论工具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红色中华》《斗争》《红星》等党报党刊，一方面赞扬肯定党员干部廉洁奉公的先进事迹，另一方面毫不留情地批评和揭露党内存在的腐败行为和不良风气。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将党风廉政教育摆在了突出位置。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要求全党认真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吸取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最终失败的历史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对党的干部进行了一次艰苦奋斗、保持革命初心的深刻教育。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思想，告诫全党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
以法规制度反腐保廉，强化不能腐的约束力。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以铁的纪律著称，一贯强调用制度法规来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法规制度体系，对遏制腐败现象、树立廉洁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以法规制度反腐保廉的逻辑起点，源于《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等文件的通过和颁布。文件从制度层面对党的组织机构、党员的条件和标准进行了初步规定，对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党的组织制度体系和党的监督制度体系的建构具有启蒙作用。特别是党的二大首次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专门设置了“纪律”一章，用来规范党员干部的思想行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之初，毛泽东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用以约束革命军队的行动，后来进一步完善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严格的纪律规定成为“红军以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团结人民群众和确立人民军队对待俘虏的正确政策，都起了伟大的作用”。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最初的政府审计机构——财政审查委员会和群众性监察机构——工农检察委员会，并制定了中共党史上第一个惩治腐败的法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和统一财政制度、统一会计制度、巡视检查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条例，初步形成了反腐败的基础制度框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和政府成立法令研究委员会、地方法规起草委员会、区法制委员会，制定《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反腐败的法规制度，使反腐败斗争走上了长期性、法制化、常态化的轨道。
严惩贪污腐败，强化不敢腐的震慑力。坚持从严治党治政，坚定不移惩治腐败肃清贪官，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是中国共产党以严的基调推动正风肃纪的一贯做法。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部，组织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通过建立控告局，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检举运动，中央领导亲自抓大案要案、严查大案要案等一系列行动，依法严惩了一批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分子，为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巩固和建设中央苏区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依据《惩治贪污条例》，判处原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局长肖玉璧死刑。《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规定：对贪污数目在一千元、五百元、一百元以上者，分别处以死刑、有期徒刑或劳动改造。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各级政府和法院有力开展惩治贪污腐败分子专项行动，公正严明查办贪污腐败案件，形成了以法治为基础的综合治理格局，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廉政风范。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在他领导的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政治清明，很少有腐败现象发生。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需要长期坚持的传家宝。毛泽东的艰苦奋斗精神是反腐败的基础。中国革命从星星之火，走向燎原发展至今与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艰苦朴素精神是相联系的。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还在于他重视教育。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为反对军阀思想，在红军中连以上的单位设立了支部，进行党的政策宣传教育，从思想上，组织上消除了腐败和军阀作风。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更是重视思想教育，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延安进行了整风运动，统一了思想，消除了各种错误思想和腐败思想。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西柏坡又提出了“两个务必”教育党的干部在胜利面前戒骄戒躁，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做李自成，正是毛泽东的思想教育做得好，党内很少出现腐败现象。解放后毛泽东更是注重教育思想工作，在党内和全国掀起了反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攻击的思想斗争。随后又提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做又红又专的一代新人。他不但教育党的干部，更重要的教育干部群众树立革命信念，防止腐败，这一段时间，党的思想教育是成功的，有效地抵制了腐败现象。
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还在于他一切依靠人民，用人民来监督腐败。毛泽东在全国胜利走进北京时，黄炎培曾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如何走出历史王朝复兴周期律时，毛泽东提出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毛泽东提出共产党人要为人民服务，不是三心二意地为人民服务，而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从干部思想上取消了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毛泽东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中调查研究处理问题，毛泽东还经常派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中央的领导同志下基层到群众中去做调研，了解真实情况，了解群众疾苦，为人民利益着想。建国后，毛泽东在领导干部接受群众监督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他经常发动群众干革命，让群众监督领导工作，这种依靠群众，为人民服务，让群众监督政府工作作风和思想，有力的防止了腐败现象的发生。毛泽东提出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的管理形式，实际上是职工代表大会，让人民群众来监督政府，监督领导。有力的防止了腐败现象发生。
防止官僚主义，整顿党风。毛泽东在延安时，就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甲申三百年祭》，号召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胜利面前要戒骄戒躁，不学李自成，不能在胜利面前去做腐败。毛泽东从延安整风运动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就在党内进行一次思想整风运动。通过整风和学习，在思想上，组织上消除了官僚主义和腐败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有力的加强了党的战斗力和革命斗争精神，也有力地防止了腐败。毛泽东从建国后就经常提醒党内干部要防止脱离群众使党变色，国变修的思想，也要防止外国不良思想对党的影响，从组织上消除腐败。毛泽东在60年代后期在中央召开的大区书记会议上只给一人一碗面。服务员后来问毛泽东为什么这样做，毛泽东说，他们平时都吃得饱饱的，到我这里来让他们知道饿肚子是什么滋味，知道什么是脱离群众。毛泽东对干部官僚主义，脱离群众是痛恨的，他也用实际行动教育了高级干部，这为反腐败树立了好榜样。
二、习近平反腐败思想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站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高度，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释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新形势下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伟大实践，是新征程反腐败斗争总的要求的重要内容。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总结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进展、新成效，明确提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九个以”的实践要求，对持续发力、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作出战略部署。习近平在讲话中把“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列为新征程反腐败斗争总的要求的重要内容，充分表明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
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是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经过新时代坚持不懈的强力反腐，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来自于习近平对反腐败斗争、全面从严治党一以贯之、与时俱进的深刻思考和不懈推动，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实践的科学总结。
标本兼治是党管党治党的一贯要求。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就是要做到让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因制度而“不能”、因觉悟而“不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提出“三不腐”体制机制建设要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此后又进一步从顶层设计上思考谋划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有效举措、长久之策，推动正风肃纪反腐向纵深发展。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习近平指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强调：“要把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有效贯通起来，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把不敢腐的震慑力、不能腐的约束力、不想腐的感召力结合起来。”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围绕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等完善基础性法规制度”。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关于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重要论述科学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不断巩固良好政治生态，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
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要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中把握其整体要求，坚持统筹联动、一体运行，增强总体效果。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于一体，坚持三者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推动各项措施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工作成效上相得益彰。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是习近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生动体现和科学运用，有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科学把握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直指人类社会腐败治理和政党实现自我监督的政治难题，牢牢把握公权力运行的党性原则和监督要求，构建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执行有力的反腐败制度运行机制。
加强党对反腐败斗争的集中统一领导，牢牢掌握反腐败斗争的领导权、主动权。党委（党组）健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发挥好主导作用，统筹推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程序契合、工作融合，强化对反腐败斗争全过程领导。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做实专责监督，搭建监督平台，织密监督网络，整合反腐败全链条力量，协助党委推动监督体系高效运转。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按照集中统一领导、分工负责、权责一致原则，明确“一把手”和领导班子各自分管的事项、掌握的权力以及应负的责任。实现党委（党组）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纪委监委监督责任贯通联动、一体落实。
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要始终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确保依规依纪依法，做到坚定稳妥、精准惩治。坚持从政治上看腐败问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持续盯住“七个有之”问题，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坚决打击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逐利行为，坚决防止各种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向政治领域渗透。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医药和基建工程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清理风险隐患。严厉整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以正风肃纪反腐的扎实成效赢得人民信赖和拥护。
突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有机统一。把握标本兼治、系统施治原则，“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坚持教育挽救、惩戒激励并重，健全完善既从严监督约束又激励担当作为的政策策略。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推进纪法贯通、法法衔接，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创新查办重大案件机制，加快新兴领域治理机制建设，完善系统治理制度等，以高效运行的机制保障“三不腐”一体推进。
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要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通过系统管理、动态管理、闭环管理实现“三不腐”一体推进。
用“全周期管理”方式一体推进“三不腐”。把握增量和存量的关系，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把握好惩治与防范、治标与治本、阶段性与连续性的关系，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衔接、内外联动的监督合力。把握反腐败斗争新动向，发挥好全面从严治党的独特优势，既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也正心修身、涵养文化；既夯实治本的基础，又用好治标的利器，下大力气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深化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体制机制建设的实践路径。坚定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反腐败协调机制建设，把党的领导贯穿一体推进“三不腐”全链条。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要锚定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专责，抓住“问责”要害，压实各级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特别是“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贯通落实相关职能部门监管职责，健全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
健全体制机制，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要深化对反腐败斗争规律性认识，将“全面从严”的要求贯穿干部教育、使用、管理、监督全过程，贯穿权力运行和责任落实全过程。一是在不敢腐上持续加压，保持零容忍震慑不变、高压惩治力量常在，提升及时发现和处置腐败问题的能力。紧盯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更加有力遏制腐败增量，更加有效清除腐败存量。二是在不能腐上深化拓展，加强重点领域监督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健全风腐同查同治工作机制，既“由风查腐”又“由腐纠风”。立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推动完善党内监督体系、基层监督体系、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机制，持续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与时俱进修改监察法，不断改善制度运行环境。三是在不想腐上巩固提升，更加注重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纠树并举，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为契机，在全党开展一次集中性纪律教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推动形成廉荣贪耻的社会氛围，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前移关口，确保“三不腐”同时同向综合发力。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既是政治要求、纪法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要求。一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健全培养选拔、从严教育管理监督年轻干部的常态化工作机制。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完善激励党员干部敢于担当作为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容错纠错机制和教育引导机制，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二要发扬斗争精神，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对腐败的压倒性力量常在，有效应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三要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立足国之大者，用理想信念强基固本，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用优秀传统文化正心明德，补足精神之“钙”，铸牢思想之“魂”，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四要始终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常态长效深化落实。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把反“四风”与反腐败、反特权结合起来，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持续放大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叠加效应、综合效能，进一步增强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性、系统性、实效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习近平对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习近平对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廉政建设理论创新的重要体现。二者既有一脉相承的价值内核，又在实践路径与制度建构上实现历史性突破，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思想根基的延续与升华。人民立场的高度统一：毛泽东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通过群众运动反腐（如“三反”运动），主张“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习近平提出“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将反腐败定位为“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深化了人民至上的政治伦理。
政权安全的战略清醒。毛泽东将反腐败视为巩固新生政权的关键，以“两个务必”警示执政风险；习近平则指出“腐败问题最终必然亡党亡国”，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升为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核心议题。
制度实践的继承与创新。毛泽东时期的探索：监督机制：创立人民来信来访制度，依靠群众运动监督；惩处原则：“刑上大夫”（如刘青山案）形成震慑；防腐体系：思想教育为主（整风运动）。习近平新时代的深化：监督机制：建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实现巡视巡察全覆盖；惩处原则：“老虎苍蝇一起打”，2012-2025年查处省部级官员超500人；防腐体系：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方法论的新突破：从运动式治理到制度化反腐。毛泽东时代侧重阶段性整风（如延安整风、四清运动）；习近平推动制度反腐与技术反腐融合，颁布《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实现“纪法贯通”；风腐同查同治的系统治理：针对“四风”与腐败交织的新挑战，习近平提出以“全周期管理”理念破除风腐共生的恶性循环，建立纠树并举的长效机制，而毛泽东时期更侧重思想隔离与阶级斗争。国际反腐协作的拓展：毛泽东时代限于国内反腐；习近平时代发起“天网行动”，追回外逃人员上万人，构建全球反腐合作网络。
理论内涵的创造性发展，自我革命理论的新飞跃。毛泽东提出“让人民监督政府”破解历史周期率；习近平给出第二个答案——“党的自我革命”，强调通过反腐败实现“去腐生肌”。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化，习近平将毛泽东“思想建党”原则发展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形成党内法规体系（如《廉洁自律准则》），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
守正创新的历史逻辑：毛泽东与习近平的反腐败思想共同构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政治的理论图谱：毛泽东奠定了“群众路线反腐”与思想防线的根基；习近平立足新时代，以制度化、系统化、全球化的反腐方略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这一演进历程深刻印证：唯有坚持人民性与革命性相统一，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推进理论创新，方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
秦清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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