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世界来说，谈论“后疫情”还为时过早，有一些国家还在疫情中苦苦挣扎。但是，尽管还有偶发病例，中国已经从疫情中走出，这一点确凿无疑。整个一季度，中国GDP增长-6.8%，这是自从有GDP统计以来，中国大陆第一次“负增长”，但是，人们并没有感到惊诧，当天沪深股市都是以微涨态势收盘。
这说明，中国的“人心”已经从疫情中走出。一些城市开始恢复了堵车的日常，人们也都在路上奔波，生活还要继续。中国进入“后疫情时代”，或者说边防控边恢复生产的阶段。在这个时候，对疫情进行总结，对未来进行展望，都是很有必要的。
“疫情”是一面镜子，既照出世界各国在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又照射出通往未来的道路。“抗疫”既是复杂的社会工程，也是思维习惯和文化的折射，它藏着一个社会的密码。我们如何对待疫情，决定着我们如何面对未来。“新冠肺炎”注定会成为划分时间的一个标志，世界的转折或许已经开始。
一、政治
中国经验到底是什么
中国人有理由对自己抗疫的表现打出高分。尽管付出了全社会停摆的代价，但是在春节这个地球上人口流动最频繁的季节，中国最终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不管如何理解中国抗疫的模式，你都必须承认它是有效的。
1、“硬核”的本质，就是超强的行动力
1月20日，中国全国性的抗疫战争正式拉开帷幕，第一个全网传播的关键词是“硬核”。
河南省的防疫最先被网友称赞为“硬核”。人们梳理官方媒体报道发现，河南省在2019年12月底就停止了郑州和武汉之间的“班车”。郑州和武汉一样，都是交通中心，两地之间的高铁和快速列车班次很多，停掉长途班车，并不会影响人们的交通，它的防疫效果也有限。网友的“盛赞”，事后看来有点过誉了。
但是，停掉班车后，至少反映出某种态度。在中央政府作出部署之前，地方政府大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防疫的准备。河南省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从12月底就开始通过三大通讯公司向用户发送抗疫短信。很多农村老人，并没有习惯用智能手机看刷屏消息，短信对他们非常必要。
接下来被称赞“硬核”的是四川。四川省防疫的“硬核”，主要体现在及时公开信息上，省长尹力亲自召开发布会，网友查询他的经历发现，他曾有海外留学经历，而且也拥有公共卫生方面的博士学位，这样的信息能够让人感到安心。
河南和湖北接壤，南阳、信阳都紧邻湖北，豫南地区离武汉都很近，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河南面临的防疫压力非常大。四川也是人口输出大省，成都和武汉两地人员来往频繁，4月8日武汉解封后，武汉到成都的航班是国内最多的。河南和四川两地的防疫都极其出色，这从疫情爆发后半个月的网络舆情也可以看得出来。
到底什么是“硬核”？在防疫中有些地区出现过火的举措，让“硬核”这个词受到不少揶揄。河南一些地方，有村民挖断通往湖北的道路。网上有一张照片，有村民拿着大刀守卫村庄——这很明显是一种表演，因为他还穿着戏服。这些过火行为后来都得到纠正。比较典型的是江苏省几个市不得不出台一个联合文件，来保证相互之间的交通。这说明，“隔离”作为一种思路，确实被发挥到了极致，已经不只是健康人和感染者之间的隔离，它被扩大化了。
但是，这或许就是“硬核防疫”的要义所在，从本质上讲，“硬核”就是行动力。武汉初期防疫曾有一定程度的慌乱，在以钟南山为组长的国家专家组到武汉考察后，防疫正式上升为“国家行动”和“国家意志”，此时行动力就显得相当关键。
欧美有些国家的政府在防疫中的表现受到本国人民质疑，主要就在于行动力的不足。他们能够掌握更多信息，有时间作出反应，但是反应的力度和速度，都有所欠缺。不同的国家基于国情，会采取不同的策略，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不管采用什么样的防疫策略，都需要强有力的行动。韩国和美国的例子都证明了这一点，韩国在短时间内病例剧增后行动力变得强劲，短时间内对大量民众进行检测，很快扭转了局势。而美国联邦政府在防疫中一直比较挣扎，行动迟缓，反倒是纽约州在最初的迟疑后，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稳定了美国民众的信心。
防疫是一场对国家行动力的检验。和平年代，民众对政府的考量标准变得复杂，但是在疫情这样的突发危机中，行动力变得至关重要，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说，不管体制如何，关键在于如何能够更高效地运转，民众和政府之间的“互信”，是抗疫成功的关键。人民不能指望政府所有的选择都是最正确的，因为行动力也就包括了及时纠偏和调整策略的能力。中国在抗疫中所体现出来的行动力，就是政府、社会、人民之间的合力，显示出社会运转的良好基础。在后疫情时代，这种互信将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
2、抄作业的期望：
各省市联动带来新的可能性
和“硬核”一起走红的，是“抄作业”这个词。进入3月，欧美各国疫情相继爆发，有不少网友希望这些国家能够“抄”中国“作业”，这种着急的心理可以理解，但是，不同制度之间借鉴经验可以，要“抄作业”却非常困难。
事实上，这个词最初流行是用来批评武汉市政府的。人们希望武汉能够借鉴河南、四川、浙江、上海等地的快速反应，迅速扭转“战局”。这种想法有点天真，作为“主战场”的武汉，面对的困难是其他省难以想象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抄作业”理解为“推广某种成功的模式”，这确实是抗疫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抗疫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一些地区的成功经验，被迅速推广到全国，到3月，已经先后出台了七个版本的治疗方案，包括核酸检测、肺部CT诊断以及治疗方案等，都在不断微调和升级，最终越来越完善。
雷神山、火神山医院的原型，可以追溯到2003年的北京小汤山医院。这次雷神山、火神山的建设更加迅速，得益于过去17年中国工程建造能力的大幅提升。不管是建设还是运行，武汉的两所定点医院，都是北京小汤山医院的升级版。4月，由于俄罗斯入境的病例增多，中国又在绥芬河修建了定点医院，这几乎是完美复制，连医护人员也是从湖北“战场”转战过去的。疫情严重的美国纽约州，也采用了这种定点医院集中收治模式。
各省市抽调医护人员支援武汉的模式，则是2008年汶川地震援建的升级。由于时间紧迫，医护人员的集中、调度、分配，是相当复杂的问题。孙春兰副总理率领中央指导组一直坐镇武汉，能够更好地协调各种“参战”力量。武汉早期抗疫陷入被动，是因为出现严重的医疗挤兑，当全国支援的医护人员源源不断赶赴湖北后，这种局面被迅速扭转。如果说1月底人们还感到恐慌的话，到2月初，就已经进入了有序的“相持阶段”。
3月底，随着武汉抗疫进入尾声，曙光就在前方，各地援建的医护人员相继返回。武汉文化旅游部门做了一系列的“感恩海报”，把武汉的一些景点和标志场所与援建方省市的相关场景结合起来，比如，武汉动物园的熊猫，就能联想到四川；武汉江汉关，则和天津海关联系起来。这组海报让人无比清晰地感受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力量，感动了很多人。
事实上，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中国地图”。通过对湖北的支援，中国各省市再次确认了相互之间的血肉联系。如果说对抗病毒，最常用的办法是“隔离”或者保证“社交距离”的话，这种支援，则是无限拉近各省市之间的距离。
对比美国各州的各自为战，这种支援的优势就格外明显。在欧洲，我们看到这种联动的影子。法国和德国，都对意大利施以援手，一些意大利重症患者，被送到德国治疗。相比之下，不管是地震的灾后重建还是抗疫，中国各省之间为了一个共同目的而携手作战，战斗力更为强劲，这可能是把公共危机限制在一定限度并“集中处理”的最佳方案。
如果说过去40年中国的发展更多得益于对外开放的红利的话，在未来，各省市之间更好的联动，无疑将为中国发展带来新的动能。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内部开放”。其实，不管是“西部大开发”还是“中部崛起”，都是某种形式的“抄作业”，把沿海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复制”过来，因地制宜加以改造和利用。
3、大城市时代与公共卫生建设
武汉作为特大城市，医疗资源排在全国前列。协和、同济和武汉中心医院，在中国排名都很靠前。就医疗资源排名来看，不管指标是哪些，武汉是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广州处于同一水准。
因此，这次疫情最初阶段的医疗挤兑就成为一个值得总结的教训。在欧洲，意大利的疫情最为严重，其景象就像武汉最初时候的样子。1月20日，武汉的疫情被钟南山院士揭开面纱，局势得以扭转，而“战疫”的关键，就在于投入大量医护人员，缓解医疗挤兑造成的治疗难问题，事实证明，这一决断是非常正确的。
在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之后，成都、武汉、郑州这些中西部城市最近10年的崛起，是值得瞩目的现象。这当然是国家战略推动的结果，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向中西部倾斜，武汉、郑州因为地处高铁动脉交汇点，而获得快速发展机会。看一下如今排名在前10位的城市名单，和10年前变化很大，这都得益于最近10年的“跨越式发展”。
武汉早期的医疗挤兑引起一些人的反思，有一种看法认为，国家应该反思这种超大城市战略。这种看法很可能是错误的。问题并不在于城市规模，而在于城市的“系统”，是否能够和硬件相匹配。武汉不缺好医院，缺的是更有效的医疗体系，包括公共卫生应急预案，分诊系统，公共卫生物资储备等。
东京在这方面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抗疫初期，东京向武汉捐出几万套防护服，这些防护服都是战略储备物资，平时都放在专门的仓库里，定期更新、升级，等到关键时刻就能派上用场。后来日本疫情吃紧，东京的防疫形势也变得严峻，但是由于及时启动了防疫物资的生产和补给，东京始终没出现防护物资紧张的状况。
中国的大城市也都行动起来。有媒体报道，广州在这次疫情的表现比较稳健，就得益于2003年非典时的经验，整个卫生系统能够更有效地协作。4月7日，上海召开公共卫生建设大会，出台了《关于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系机制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若干意见》。上海率先提出“加快建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功能定位相匹配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包括一流硬件、一流技术、一流能力，打造专业化、现代化的三级疾病预防控制网络。
很明显，“后疫情时代”，大城市的公共卫生系统升级会成为一种趋势。建设医院等硬件设施当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打造一个科学、有效的公共卫生体系。这是大都市“运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能从“医疗产业”的角度来理解，而是中国大城市要面对的“政治课题”，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应该成为执政的“底层思维”。
因此，新冠肺炎并不是“大城市病”，恰恰相反，大城市事实上提供了更有效的应对疫情的方案。从这次防疫我们也能看出，相比于西北、西藏等地，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超级都市，一旦有效运作起来，能够更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中国城市化已经到了一个新阶段，几个城市群正在崛起，相比于GDP的攀升，对城市的“软件”进行升级，可能才是更重要的课题。如果说硬件和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是“城市化”阶段的话，运转良好、人民群众有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城市，就是“都市化”阶段。现代化都市，理应更有人文关怀、更能造福市民。后疫情时代，中国城市群从“城市”到“都市”的进化，势在必行。
4、社区与基层治理
中国这次防疫的一个关键环节，是湖北和各地基层政府的执行力。
武汉“封城”之后，整个城市其实被“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社区。如果说医院是第一战场的话，社区就是同等重要的“第二战场”。社区可以完成人群的初期筛查，负责组织在家隔离。在一种“战时体制”下，社区同时还负责居民基本生活用品的组织供应，不但责任重大，工作也无比辛苦。
常见的社区组织形式，是由街道工作人员、下沉干部和小区物业共同组成的团队。这种团队是临时的，但是却相当有战斗力。社区小分队事实上发挥了一种纽带的作用，政府主导的抗疫政策，通过小分队的执行，得以传递到每一个个体那里，而居民的需求，也可以通过小分队传导到更高一级。
前段时间，笔者曾到成都一个棚户区小茶馆喝茶，那几乎是社会最落后的角落，茶卖5元一杯，一个暖壶放在桌子上，甚至连服务员都看不到。这样的“茶馆”，可以代表某种“死角”，但是在防疫的时候，却也和社会上的各种公司、机构一样，遵照社区的指示，在1月21日就关门歇业，得到开业允许才“营业”。在这个“茶馆”这里，能看出社区的组织是如何运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抗疫才成为真正的人民战争，每个人都参与进来。
2月1日凌晨1点，笔者结束旅行回到成都家中，上午9点就有社区工作人员敲门，进行登记，发放抗疫注意事项。有一天下午，社区工作人员又来，带来一份文件，上面有一些开支计划，他们是来收集居民意见的。
这种效率得益于过去几年社区工作的有序推进。在很多楼盘，都能看到社区工作站的影子。基层党组织对小区居民生活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在养老、妇幼保健以及业余文化生活方面，都经常能看到社区干部的影子。“下沉”这个词很形象地表达了社区干部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状态，以前可有可无的“社区”，不知不觉间成为人民群众生活的一部分。
二、经济
“负增长”下的危与机
中国经济会重新振作，并且更深入地参与到国际合作与竞争中来，在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升级中，提供更多“中国贡献”。
1、摆脱“GDP崇拜”的契机
从1月20日开始，中国经济开始“停摆”。像旅游、民宿等行业，春节黄金周是真正的旺季。3月，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仍未完全恢复。很多人都有预期，中国一季度的经济数据不会太好看。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GDP增速在-6.8%。几十年来，中国人一直习惯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或许是大多数人早有预期，当天的数据没有引起什么波澜，沪深股市都以微涨收盘。在社交媒体上，也没有看到有人发出惊慌的声音。这个数据和人们的感受是一致的，大多数人都相信，随着各地经济逐渐步入正轨，中国经济的表现也会有回升。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地方政府或许终于可以大松一口气，不用再被GDP增长数据束缚了。并不意外，湖北省的数据最为惨淡，GDP下降了30%。在过去几年，武汉的增长势头一直很好，也拉动了湖北各市的发展，但是现在人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蹲下来，站起，然后再期待跃升。就各省市公布的数据来看，一季度全部是负增长，或许全年的数据也不会太乐观。
过去几年，中央政府一直在倡导一种更健康、理性的增长观，不再把保某个数字作为“底线”或硬性任务，而是更看重经济增长的质量。中国经济面临着结构转型的问题，如果能够在保持低增长的前提下，完成产业机构的升级，就会为接下来更长期、稳健的增长打下基础。
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已经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力，人们期待这个“发动机”能够更强劲、持久，后劲十足。从另一方面来说，普通中国人对经济增长数据也变得不再敏感，他们更关注的是个人收入、就业以及生活质量的改善和幸福感的提升。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更在乎环境，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这已经是中国社会的共识。在过去几年，人们对空气和水质量越来越在意，对环境的容忍度在降低。中国大城市也都逐渐把改善环境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中央政府和普通民众的心意是完全相同的，这种上下一心，构筑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思想基础”。
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地方政府是有顾虑的。由于某种惯性思维的存在，GDP的表现一直是衡量地方官员“业绩”的主要指标。这不是什么坏事，而是“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具体化和数据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还必须依靠进一步发展来解决。但是，由于长期以来考核缺乏更多可以量化的指标，地方官员中间逐渐发展出一种“唯GDP主义”，各地你追我赶，为增长率和地方经济总量的排名而激动，这对推动经济增长当然是有作用的，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在统计的时候为了追求数字漂亮而“虚报产量”。
去年，山东和天津都挤出了“GDP”的水分，更真实的数据不但没有引发公众的担忧，反而让人对两地的前景更为看好，因为诚实是质量的前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央深化经济结构改革的决心：更看重经济发展的质量，而不是一时的漂亮数字。
“疫情”强化了这种共识。国家领导人强调，要把人民尊重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在疫情期间，人们也能更真切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和生活质量才是社会的根本。这种观念的更新，会在后疫情时代深刻影响中国人的行为。人们会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即便是个人投资，也会变得更加稳健。
对地方政府来说，这无疑提供了一个卸下“GDP包袱”的好时机。作为一个特大城市，武汉的GDP受疫情影响一季度“缩水”30%以上，在“灾后重建”中，武汉可能会重点发展医药卫生产业，反而为经济转型提供一种新思路。其他城市也一样，抛弃“GDP排名迷思”后，可以轻装上阵，更准确寻找到自己在全球分工中的位置。
全球范围内，经济都会面临巨大的调整，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中国率先走出疫情，这也给此后的经济转型和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赢得了时间和空间。民间舆论的“去中国化”，并不会发生。相反，“疫情”反而会让世界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作为世界经济主要推动力的中国，需要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承担更多责任。中国政府承诺会进一步扩大开放，就是一个明确的表态。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中，“中国贡献”会更大。
因此，对刺激经济恢复的“新基建”，人们必须以一种创新的思维来理解。“新基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基建，钢筋、水泥、混凝土，2008年对经济的刺激，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也产生了需要持续消化的不利影响。前两年的“供给侧改革”，某种意义上就是在为过去的刺激政策打补丁。“新基建”的重点，在一个“新”字上。中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产业结构，发挥优势，力争在新的国家分工中占据产业上游的位置。
2、直播带货的启示，转型的曙光
疫情下，中国电商公司阿里巴巴、京东和拼多多的业绩都很抢眼，这也反映在股价上，他们的市值都创下新高。另一个互联网巨头腾讯，市值也比去年的低迷期回升25%。
有人开玩笑说，最近两个月，除了和疫情有关的新闻，真正抢占媒体头条的，就是各种“直播带货了”。文艺青年的偶像许知远在直播卖台历，创业者的偶像罗永浩也在抖音直播带货，就连很多出版社，也都开通直播间在网上卖书了。
更重要的是，政府也开始认识到直播带货的威力。2月19，新电商平台拼多多“农货产销对接”活动开启，浙江衢州市市长汤飞帆、广东徐闻县县长吴康秀等都参与到助农直播，帮农户卖家乡农产品。汤飞帆卖的是椪柑，而吴康秀吆喝的则是菠萝，都是当地特产。
和过去的直播销售不同，由于正是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这些县长、市长们都戴着口罩上阵。从外观上，网友很难分清县长和工作人员，娴熟的操作，也让他们看上去就像是“销售”。从心理学上讲，戴上口罩的县长们，从内到外都完成了一次身份转换，他们不是“作秀”，而是真正变成了销售人员。
这种身份转换非常有趣，相信也能给县长们带来某种新鲜体现，让他们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工作。“隐身”的他们更加放松，不但卖货更能投入，也能体会到传统农产品和新电商平台相结合所产生的魅力。销售数据不会骗人，直播时的下单量，是对他们最直接的回报。当天，在拼多多直播间，衢州椪柑卖了21万斤，而徐闻的菠萝则达到25万斤。
事实上，今年的农产品销售非常不乐观。春节期间本来是水果销售的旺季，但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物理隔离”，很多水果批发市场关闭，水果店也都不开门，很多居民选择居家生活，也很难下楼。这让水果销售变得异常困难，也让很多果农发愁。同时，缺乏水果，也对疫区和那些居家隔离的人生活造成影响，疫情给供求两端都带来了新的困难。
国家政府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一点。2月18日，国务院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副司长宋丹阳明确，要把防疫期间菜篮子产品供应保障作为今年“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考核的重要内容，要求各地逐项打通制约生产供应的堵点和难点。
还好有电商平台，虽然疫情期间的快递业受到影响，但是人们网上下单的热情很高。即便是平常很少网购的人，这时也会尝试这种新生活。这就能够理解，那些登上拼多多助农直播的市长们，为什么会有如此急迫的使命感，像摊贩一样吆喝起来。他们无意成为网红，但是“带货能力”不但关乎到自己的考核，也关乎到一方老百姓的生计。
这种“助农直播”完全可以常态化，它不仅为农产品的销售提供了新的可能，也为打造地方物产品牌提供了新思维。在日本，流行一种“地方名物”的消费文化，其实就是中国“土特产”品牌化的结果。品牌的形成，不但需要稳定的产品输出，也需要某种“传播效应”。
市长走进直播间，不仅促进销售，也是对传播的加持。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些人靠直播销售成为“带货网红”，他们比过去的网红和明星都更有商业价值。市长们可以借鉴那些网红的做法，多上直播间为“地方名物”带货，如果能打造几款网红产品，就是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最大贡献。
“直播带货”意味着移动互联网进入了新的可能性，它把视频、直播和销售结合起来，等5G普及后，它的威力会更加巨大，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一些省市都相继出台了扶持“直播带货”行业的政策。这是“后疫情时代”一扇通往光明未来的窗口，很多行业，都可以从中看到属于自己的机会。
“方舱读书哥”到弗朗西斯·福山：新的“信任”将助推中国经济
武汉方舱医院的“读书哥”，是这次疫情中最让人感动的人之一。他只是躺在床上，阅读一本厚厚的书籍，就能向人传递安静的力量。这一幕被记者拍下来，那本《政治秩序的起源》也走进公众的视野。
这本弗朗西斯·福山的名著，是学术领域罕见的畅销书。中文版2012年推出，我手中的2014年版，已经是第5次印刷了，此后也是不断重印。福山因为《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与《政治秩序的起源》成为了中文世界的“网红学者”，他有7本书都引进了中文版，并全部多次重印。这位姓付的“读书哥”照片在海外社交媒体走红，获得了福山本人的点赞转发。
福山承诺，等“读书哥”痊愈，他会赠送自己的英文著作给他。在新华社驻美国记者的帮助下，福山最终送了一本签名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给付先生。这可能是疫情期间，中美两国民间交往的一段佳话。
福山是当今美国的重量级学者，在疫情期间，他还在社交媒体上批评过特朗普。人们很关心福山会怎样看待疫情。他先后两次接受媒体专访，从一个政治学教授的角度对各国抗疫情况进行了分析。福山高度评价了中国在抗疫中的表现，尤其是在和美国相对比的时候。当然，他也认为，由于各国制度和国情不同，他国也无法照搬“中国经验”。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要取得抗疫的成功，关键在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信。这种思想，来源于他最重要的著作《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1、信任和社会资本
付先生身上体现出了福山所说的美德：要出院的时候，他向一位病友承诺，帮她照顾15岁的儿子，并且辅导他功课。这位小朋友也曾感染病毒，和付先生一起治疗，同时出院。
这种超越功利甚至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去帮助他人的做法，就是福山所说的“信任”。福山这本书所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国家经济表现更好，而有的国家却不行？为什么有的国家更容易创建大型企业，而有的国家创业者却大多“富不过三代”？同样的逻辑，其实也可以用来解释，即便是政治制度相似，为什么有的国家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更加出色，有的却相当挣扎。
福山引入詹姆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来解答这一问题。所谓社会资本，就是群体或组织内部的人为了某些目的而合作的能力。信任度越高的社会，社会资本就越充分，反之亦然。
这其实是社会学的一个老课题。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就谈到过这个主题，他区分来“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的概念。所谓机械团结，就是指基于血缘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团结，这种团结随着家庭圈子的扩展而逐渐降低。人们最信任的是“核心家庭”，父母和兄弟姐妹。接下来是有血缘的亲戚，再往外是更大的家族。
“有机团结”则是基于法律和契约的陌生人之间的团结，在大城市，人们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社会，必须更多依靠契约而不是血缘来生活。典型的“现代人”缺钱的时候，应该向金融机构借贷，而不再是向父母讨要。城市人生活在“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中，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是，人们也必须学会信任他人，否则就寸步难行。
如果把“团结”换成福山的“信任”，分析的思路也是一样的。福山的贡献在于，他详细考察了世界主要国家的“信任”类型以及经济现代化的不同路径。“社会资本”充足的国家，不但社会运转更为顺畅，也更容易出现大型现代企业。而“社会资本”又是根植于文化传统之上，福山的创见，是指出了一个国家的传统对经济转型的影响。
2、美国的衰弱：托克维尔到帕特南
在几本书中，福山关于美国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他认为美国正处在让人担忧的危机中，那就是“社会资本”正遭受严重的侵蚀。这次疫情美国的表现，也反映出这一点。联邦政府和民众之间，正在丧失“互信”。美国很多专家公开批评特朗普，正是代表着“中间地带”的努力。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就注意到了美国人“结社的艺术”。以新教传统立国的美国人，喜欢创建和加入各种社会团体与组织，这些组织构成“个人”与“政府”之间的“中间地带”。
这种特性，是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崛起的关键，很多大企业就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在电报出现之前，纽约的批发商和西部农场主之间，就可以凭借团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做生意。任何社会的创业，都是从个人和家庭企业开始的，但是要构建大型企业的关键，是勇敢地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创始人要把经营权（最后是大部分股权）交给别人。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任催生信贷，让公司的扩展成为可能。
美国人天生不信任政府，在制度设计上对政府有多种限制，但是数量庞大的“团体”，则让美国社会资本异常丰富。但是，福山注意到，美国的“社会资本”正在迅速萎缩，他的《大断裂》一书，就主要聚焦于这个问题。美国的犯罪率和离婚率都在上升，诉讼数量剧增，这就是社会信任出现问题的证明。社会信任良好，人们可以不必求助于法庭的仲裁就能解决纠纷，大大节约交易成本。
除了福山，也有其他重量级学者注意到美国“公共的衰落”这一问题，其中最为人关注的是罗伯特·帕特南的《独自打保龄》。帕特南是当今美国一流的政治学家，曾任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他这本书的主题就是“美国社会资本的衰弱”。在书的开头，他问了一个经典的问题：闲暇的时候，你是愿意和朋友一起喝咖啡聊天，还是一个人去打保龄球？他有数据证明，在美国社会选择“独自去打保龄”的人越来越多。
福山把美国社会的这种变化归因于“个人主义”的泛滥。强调个体的独立和价值，是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但是当追求个人利益超过一定限度，就会损害社会资本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他认为这是当今美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美国的政治经济。
3、“听话的日本人”，日本独特的抗疫表现
除了美国以外，日本和德国也属于福山所定义的“高信任社会”。作为“日裔美国人”，福山对日本社会的分析特别精彩。这次疫情，日本的表现非常另类。日本既没有像中国这样采用为经济社会按下暂停键的做法，也没有出现意大利和美国的惨状。最关键的一点是，日本人似乎特别“听话”，政府不用发布禁足令，只需要“建议”，民众就非常配合。当政府号召轻症患者在家隔离的时候，他们大多数都能做到，这样尽管感染人数一路上升，日本并没有出现医疗挤兑，也没有出现全社会的停摆。
人们通常认为，中日韩这三个儒家文化影响的社会差不多，事实上则是大谬。日本和中国最大的不同，在于很早就确立了“长子继承制”，次子只能继承一小部分遗产，而次子以下根本没有继承权，他们不得很早就外出谋生。他们往往拜师学习某项技艺，所以，日本有一种“家元制”的团体，就是师徒关系的扩展，在政府系统，这种家元制到现在也很盛行，用更现代的说法叫派系。一个派系中的人，会有高度的团结和那种对师傅的忠诚。
虽然同样都是儒家文化，但是日本却对儒家进行了某种改造，他们更强调儒家价值观中的“忠”，而中国社会则更看重“仁”。日本把儒家的“忠”和武士道结合起来，最后形成一种下级对上级的忠诚。福山特别指出，这种忠诚其实是一种双向道德责任，下级对上级忠诚，上级对待下级也像对待自己对孩子一样。二战后，武士道被铲除，但是这种关系模式却被移植到企业之中，造就世界上最特别的“终身雇佣制”。
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并没有写入法律，但是在大企业却是老板和员工都共同遵守的“潜规则”。企业不能随便裁员，而员工也很少为了追求高薪而跳槽。在美国人看来，这简直不可想象。但是，这种“双向道德责任”，实际上形成了高度的信任，即便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日本企业通常会采用降薪的方式一起共渡难关，而不是裁员。
这种高度信任最经典的表现就是丰田公司的车间。丰田的生产线上有独特的设计，每一个工人面前都有一个绳子，如果发现自己负责的部分有问题，拉一下绳子，整个生产线都会停下来。人们可能会认为，会有很多人捣乱，从而造成生产根本无法进行，但是实际上，这种信任却让工人有了高度责任感，他们会尽量把工作做到完美，这样出产的汽车，很少有瑕疵。相比之下，美国通用汽车则专门设有一个质量验收管理部门，前面环节都粗枝大叶完工，在最后一关有不少需要返工的，造成生产力的浪费。
4、中国的新文化
福山认为。中国社会的“家庭主义”太过强大，影响到大型企业的创建。港台之后，大陆也进入了40十年的经济腾飞。某种意义上，这得益于中国人的勤劳和创业。和大型企业相比，以家庭创业为主的小型企业，更为灵活，转型也更快，更有活力。
但是，家庭企业的问题在于，它本质上是一种“低信任”的表现，尤其是公司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面临困难。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富不过三代”，很恰当地描述了这种困境。创业者成功之后，会把儿子们送到好大学接受教育，但是在第一代创业者老去的时候，会面临一个继承的问题。
中华文化的传统，一直是“儿子均分”的继承方式，这更为公平，但是对家业的发展更为不利。一个企业，往往会拆分为两三个。或者即便是其中一个获得授权执掌产业，但是子女之间又会面临矛盾。等到了第三代，由于家庭条件优渥，孩子从小可能会对艺术、文学等产生兴趣，长大不但不想像祖父辈创业时那样辛苦，甚至对经营企业都兴趣不大。
这就需要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采用职业经理人和股份制，但是中国社会由于受到家庭主义的局限，在这一步非常困难。福山认为，大企业和小企业各有优势。大型企业可以参与到产业链的顶端，像飞机、汽车和半导体行业尤其如此，而小企业也有好处，它更加灵活。最好的模式，当然是大企业和小企业混合，都能协调发展。但是要做到这一步，不仅需要丰富的社会资本，也需要政府有效的引导（产业政策）。
福山这本书出版于1995年，他没有来得及观察此后中国经济的状况。正好从那时开始，中国进入一轮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技术革命和创业潮。事实上，在最近20年的创业潮中，互联网背景的新一代创业者，很多都是直觉采用现代企业制度，这是资本和政府产业政策相结合的产物。过去20年，中国出现了华为、阿里巴巴、腾讯这样的科技企业，已经称得上是行业巨头，后两者都是上市公司。不管阿里巴巴还是腾讯，在创业者第一代就成功解决了大型机构创制问题。
如果用福山的理论来做进一步分析的话，这是新技术促进了新的合作和信任关系。某种意义上说，就像“方舱读书哥”身上所体现的那样，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新的更强调人与人合作的创业文化。年轻一代走出家庭、热心公益的大有人在，在这次抗疫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社会信任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中国人都能“有机团结”在一起，在募集和运输防疫物资上，展现出很好的合作。这种强调信任的新文化，让对中国经济未来有更好的期许。
三、社会
疫情改变人与人关系：守护共识，增强社会凝聚力
“隔离”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也呼吁团结。“抗疫”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的支撑，将增强社会凝聚力。
1、张文宏的价值：用“共识”来凝聚社会
张文宏是一个出色的医生，最终因为言论而成为了网红。如果说2003年非典时期钟南山院士成为人民健康守护者象征的话，在2020年，这个荣誉属于张文宏为代表的医生。人们已经养成对他的信赖，哪怕是早餐应该喝粥还是应该喝牛奶，都要听从他的意见。
张文宏是医护人员的一个杰出代表。人们信赖他们，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一线冒着危险夜以继日地抢救病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代表着专业力量——科学、专业和良知。张文宏是我们从这场疫情得到的重要收获。人们需要更多医生、病理学家、公共卫生专家，能够基于自己的判断，又能超越自己的专业身份，面向社会大众“说出真话”。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声音实在太稀少了。相信如今每一天，上海人早上醒来，除了看卫健委的通报，就是看张文宏说了什么。不管他是否情愿，他现在都承担了“公共发言人”的职能。
这个工作，他完成的无疑十分出色。他评价上海防疫，“及格，对得起人民”。当上海新增确诊病例实现零增长的时候，他说感到不安和压力，因为每天返回上海的人那么多。这是非常“老实”的说法，用现在的流行词，这叫“不吹不黑”。这是朴素的声音，也是一个医生凭着良知的发言。在张文宏和上海市民之间，就这样建立了某种信任的纽带。
这种信任的形成并不容易。事实上，张文宏的“走红”不但偶然，也有几分危险性。他走进公共视野，是因为那句“党员给我上去，把一线的医生换下来休息”。这话当然可以理解成责任感和担当，但是也暗示出在那之前有些党员没有上去的现实。
这样的表态经澎湃新闻报出来，一些媒体同行表达了担忧，因为这很有可能对张文宏本人不利。幸运的是，这一幕没有发生。上海这个城市有足够的包容文化，容得下这种“敢言”。当天晚上的刷屏，没有带来麻烦。复旦大学网站上也全文发了张文宏在动员会上的发言。一个主任医生的“越轨”，对社会来说变成一件幸事。
事实上，在这次疫情防控中，虽然上海市的表现堪称国内最为出色的之一，但是上海市民在某个阶段却出现了某种不安。当开始强调复工，外地务工人员大量返沪的时候，一些上海本地人表达了极大的担忧。政府不得不突然加码防控，一连劝返8000外地人。
这种“本地性”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它是社会的某种进步，人们毕竟有渠道发声，而这种声音也能被政府倾听。另一方面，这也是这次防疫各种“地方保护主义”的上海版本。大理截流口罩，最终被严肃处理。江苏各市严防“外地人”，最终不得不偷偷纠正。
相比较来说，上海的“排他性”已经是最为温和的了。作为个体，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声音的权利，但是作为中国最大最好的城市，这种“排他性”仍然让人感到不安。在强调地方利益的同时，人们也需要强调“团结”，强调各地的相互支撑，人们期待上海能做得更好。
这需要弥合分歧的力量。幸运的是，张文宏就是这种力量，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说：“对我个人你不要采访，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我就一个乡下人跑到上海，读完书留下来工作而已。”
张文宏真是“时代之子”，随便说一句实话，就表达了一种潮流或者趋势。过去30年，中国社会的进步，不就是靠数量庞大的“乡下人”跑到大城市，“读完书留下来工作”吗？
他相当谦虚，事实上他的履历没那么简单。根据网上的简介，1987年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后，他就进入了华山医院。但是在此后的岁月，他先后在香港大学、哈佛大学医学院以及芝加哥州立大学访学和研究。这是真正精英知识人的轨迹，最终他成为华山医院的骨干之一，也是顺理成章。
在他身上，体现出“乡下人”“上海人”“世界人”的多重身份，这种个人地位的上升，饱含着乡下人融入都市以及中国融入世界的努力。有人故意在网上发起一个讨论，“上海人为什么不排斥温州来的张文宏？”这样的“钓鱼帖”没多少人上当，因为没有哪个上海本地人会把张文宏看成是“外地人”。
有相当多的“新上海人”，其实都有着和他类似的轨迹，这是张文宏得以成为“弥合力量”的重要原因。过去40年，复旦、交大、同济这些名牌大学，培养了大批精英。面向全国选拔的人才，现在也是上海各行业的中坚。
上海无疑是中国最早步入“中产社会”的城市。90年代以前，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更多体现在制造业的领军作用上，在最近30年，上海经济迅猛发展，则主要体现在金融、科技等领域，如果说90年代“白领”还是让人艳羡的状态的话，现在上海则已经普遍“白领化了”。即便是上汽集团的工人，收入、待遇和生活方式，也都不像过去的产业工人了。
如果把目光从上海扩展到中国社会，张文宏的价值，在于他作为一个“知识精英”（专业权威）面向社会的发声，这是另一种公共性。2003年中国有钟南山，2020年有张文宏，这说明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人们还是信赖专家和知识的。网络时代，一切身份都面临被污名化的处境，“专家”成为了“砖家”，即便是对医生这个较为纯粹的群体，社会也始终有一种“颠覆权威”的力量。
张文宏这样的医生，会在很大程度上弥合社会的分歧。他让人着迷的地方在于，言谈举止之间透露着一种属于进步的价值观：温和、理性，相信知识，相信数据。作为一个“医学生”，他在本质上是用表达来征服了公众。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思考的特权让渡给他，相信他说的一切。
有人编造了一个假新闻，说张文宏会出任上海疾控中心主任。这个消息让一些人感到鼓舞，因为“老实人”得到了提拔，但是也让人一些人感到沮丧，因为人们不想让这样的好医生去做官。不管是鼓舞还是沮丧，都看到了张文宏真正的价值：一个靠专业能力吃饭的人，应该受到尊重。
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追求知识不仅是值得提倡的生活方式，也意味着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不仅是声望，还包括实在的经济收入。有关张文宏医生的收入，网上也有一些传言，但是不管数字有多高，也没看到有人嫉妒或者“仇富”。
这反映出某种社会共识，而这种共识弥足珍贵，在“后疫情时代”，这种共识将成为凝聚社会的力量。
2、新邻里关系的形成：从小区到社区
疫情下，人们长期“居家”生活，这种反思式的生活方式，将带来深远影响。“后疫情时代”，一种新的、相互支撑的社会关系，会成为社会的主流。
a走出家门，拥抱邻居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让大城市的邻里关系出现了转折。在全国各地启动一级响应之后，很多大城市都对社区采取了严格管理。绝大部分小区，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封闭。
大部分人在整个2月，都过着居家生活，人们开始注意到邻居的存在。武汉的一些小区，采用一起“团菜”的方式购买生活必须品。方法是在业主群中，不断复制上面群友的内容，添加自己的名字。这就像一个特别的仪式，让人们得以把门牌号那冷漠的数字和一个活生生的人联系起来。
防疫创造了一个小区和外部隔离的环境，也让人们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小区是一个整体。同时，走亲串友都很难进行，这也让“邻居”变得更加重要。当人们确认彼此是“安全”的之后，邻居之间的互动就大大增多了。
这促使人们重新打量邻居，想象一种新邻里关系的可能。中国人普遍距离乡村社会不算遥远，大多数新“都市人”，都渴望那种团结的、相互支撑的邻居关系。抗疫期间的一些事证明，人们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防盗门，向邻居张开怀抱。
对中国人来说，如何在“陌生人社会”达成一种团结，是一个新课题。过去20年，中国大城市迅速崛起，来自远方的“陌生人”迅速增加。任何一个楼盘的业主，都可能来自全国各地。在城市，人们依靠契约来约定彼此的关系，传统社会最小的单位是家庭，而在现代，最小单位则是个人——这种生活会造成一种人与人疏远的惯性，但是人天生又是社会性的动物，有交流和团结的渴望。
在北京的李女士一度非常焦虑，有那么几天，她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的危险来了，她会和谁在一起？只允许带走一人，是女儿还是丈夫？这样的思考让她苦恼。她成长在一个大家庭，如今因为疫情，只能每天微信联系。最终帮她走出焦虑的，是同一个小区的邻居，女儿同学的妈妈，她们开始去公园散步，发现只要“走出去”，心情就会不同。
有人在重新认识父母。青年作家邓安庆是湖北黄冈人，北漂多年，夹在城市与农村之间，与父母的价值观越来越远。因为疫情，他工作后第一次与父母相处40多天，终于逐渐体谅了父母。
有一次去买药，父亲拿着医生开好的单子，让他进来付钱。父亲看了一眼单子，大声感慨：“怎么这么贵？”邓先生开始觉得尴尬，甚至不耐烦，但是后来他明白，父亲这一声感叹背后，其实反映了父母平时生活非常节约。在北京和在老家，对钱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北上广深生活的人，和几个朋友聚一次，至少要花好几百，而在小地方，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说，好几百是一笔不少的钱呢。
新冠肺炎疫情正好发生在春节期间，像邓先生这样被“强制”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人还不少。但是是否能够体谅父母，则是因人而异。年轻的大学生则相反，他们正处在要逃离父母的阶段，寒假变得漫长，就变得难以忍受了。最开始几天，父母会非常心疼孩子，变着花样做饭，到了元宵节，基本上就“翻脸”了，会对孩子加强管制，这也让年轻人感到愤怒。
其中的微妙之处，就在于疫情改变了人与人的空间——家庭变得拥挤起来。人们变得面对面、针锋相对了。你可以看到父母苍老的容颜，变得于心不忍，也可以看到对方的缺点——尤其是夫妻之间，看到可能主要是缺点。
西安和成都的媒体，都报道了当地离婚率上升的新闻。民政部门通过网上预约离婚数来判断，扣除掉中间停止上班造成的影响，2月底3月初，离婚率确实上涨。四川媒体报道的案例中，提出离婚的女性居多。过去，男的在外打拼，一年中总有一些时间不在一起，这种距离感让婚姻生活变得可以忍受，如今每天都面对，所有的缺点都可能被放大。
这都促使人们重新反思家庭生活。中国文化很重视家庭，但是现在也开始面对一个发达国家都出现的潮流：家庭变小，走向崩溃。肺炎让人认识到这个尴尬的真相，人们比平常更加需要安全感，甚至需要一个“大家庭”，但是发现要“重建”家庭完全不可能。人们只能把“充满亲情的目光”投向邻居。
如果人们可以和邻居多交流，甚至举办“联谊”活动，就能扩展家庭的“社交”半径。在网上，“隔壁老王”这个词多少有点不怀好意，提醒人们邻居带来的风险，而在现实中，大多数“隔壁老王”都是和自己一样的普通人。
或许真的值得一试，尝试从认识自己同层居住的邻居开始。日本人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搬到新家，会给自己的邻居挨个赠送礼物，既是认识，也是表达“给您添麻烦了”的意思，因为搬家和装修都会给邻居带来不便。这种礼仪也带来实际的好处，人们至少能够认识自己的邻居，在遇到麻烦的时候，说不定真的可以帮忙呢。
b“成为武汉人”，一个“青椒”的启示
我的师弟博士毕业就到武汉大学教书，差不多正好是10个年头。去年，他买了一套小房子，虽然还是单身一人，却也算是开始了新生活：从学校宿舍搬出去，住进了一个商品房小区。
今年春节前，他把父母从福建请到武汉，没想到肺炎疫情爆发。这个春节对他来说一定是最为难忘的，作为大学教授，他每天坚持写“封城日记”，或长或短，记录点点滴滴，也是我们这些同门了解武汉的一个窗口。
父母非常不适应。母亲经常站在窗户那里向外望，有一天说：“这封城不知道什么时候解除啊，干脆还是回福建吧，哪怕是步行，每天走一点，几十天也走到了。”师弟笑了：“你到一个地方要隔离14天，恐怕一年都到不了福建吧。”
疫情期间，所有的一切都被打乱。一位同门师妹从美国购买了口罩寄给他，结果武汉疫情快结束了他才收到，这时美国疫情却也严重起来。他开玩笑说，干脆还给你寄回去吧。春节前在网上给父母买的过年穿的新衣服，一直在某快递公司在武汉的一个仓库里。等樱花都要开了，衣服终于送过来，他特意让父母穿上出去走了一圈，生活也变得喜悦起来。
对他来说，最难的是基本生活。作为一个单身汉“青椒”（青年教师），他过去基本是吃学校食堂，自己很少做饭，也没去过菜市场。在小区里，他也一个人都不认识，只能完全依靠社区组织的“团菜”。
另外一个武汉朋友，是老汉口人，爷爷那一辈就在武汉打拼。这位朋友的生活就要从容很多，他在疫情开始的时候就“囤积”了一些食物，甚至连烟丝都有储备。即便是武汉停了公共交通，他也可以开车去购物。他了解自己所在的城市，更重要的是，他了解自己的社区，了解一切细微的变化，什么时候、在哪里能买到菜，都一清二楚。
师弟完全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他是真正处在隔离状态的，只能根据网上信息来行事。我们作为他的“后援团”，人数倒不少，但是却连一瓶洗手液都解决不了。所以，有一天他买到一条鱼，高兴极了，当天都没舍得吃——那是他过去二十多天第一次买到鱼。蔬菜还比较容易，肉就难了，而鱼简直不敢想。
有一天早上，师弟打开门，准备到楼下去扔垃圾。门口有一个塑料袋，里面有莲藕两根，还有一些花菜。另外还有一张小纸条：“我家的蔬菜买多了一点，困难时期，大家一起分享吧。”后面写着房号。师弟哭了起来。
在这一刻，他突然意识到“武汉”到底意味着什么。过去，作为一个教授，他一直“武大人”，是大学校园的一份子，现在他却感觉到自己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他有了自己的邻居，脚下的土地，似乎就变得不同了。
像我师弟这样的人，至少有几千万。过去二十年，很多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到一个新的城市工作、生活，买房之后迁入户口，成为一个“市民”。但是，到底什么时候，让你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外人”，不再“想回老家”？
或许，就是在你真的拥有邻居的时候。这意味着你在自己的楼盘里，有了真正开创性的社会生活。过去，你的人际关系是以公司同事或者合作伙伴为基础，有了社交媒体，你也可以参加同城聚会，但是现在，你有了邻居，就真的在社区扎根了，你不再是一个人。
C爱邻居吧，为了你的宠物
疫情下的宠物求助：有一个好邻居多么重要。
这次疫情期间，宠物成为一个问题。香港一位确诊的患者，已经17岁的宠物狗也被隔离，但是却受到了很好的照料，让人感动。
作为养狗人士，我发现了宠物的魔力。平常在小区里溜达，基本上没有人理我，但是我牵着自己漂亮乖巧的小狗，尤其是它刚做完美容又穿上衣服的时候，连我自己也跟着沾光，经常有人主动给我打招呼，我也因此认识了几位养狗的邻居，大家都小心翼翼地谈论起自己的宠物，并不越雷池一步。
受武汉封城影响，很多在封城前离开武汉的人，都无法准时回归，那些养了宠物的，就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武汉市出现大量留守宠物等待救助的情况，武汉市小动物保护协会共收到4200余个求助，登记在册的申请有1400个，68名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通过17天的工作，完成无偿上门服务1400多次。
但是到了2月10日，武汉市宣布在全市范围内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依靠同小区的爱心人士上门帮忙救助。但是这难之又难，那些宠物的主人，需要找到同小区愿意帮忙的邻居，前去投喂，要想匹配相关信息十分困难。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深圳，湖北人晓静（化名）和朋友们花了两天时间开发出了一个微信小程序，在这个小程序上，住在同一个小区的猫主人和志愿者可以相互匹配，上门喂养也会更方便。为了让更多有需要的人看到这条信息，晓静联系到深圳猫网，希望他们帮忙发布。
据媒体报道，晓静他们开发的这个小程序总救助了81户家庭、109只宠物，其中深圳地区被救助的宠物有67只。
让晓静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发生在2月19日。一只叫蛋黄的猫留守了一个多月，宠主是湖北人，因疫情无法返深，此前一直找不到人帮忙上门喂猫。看到这条求助消息，晓静立马就拨通了求助人的电话，“第一眼看到就很担心，我离开自己的猫三四天就担心得不行了，更何况一个多月”。随后晓静马上到群里匹配志愿者，正好有合适的志愿者住在附近，第二天就上门喂猫了。
不知蛋黄已经饿了多久，邻居们上门时，家里的水和粮全部都吃完了，幸运的是猫还活着。但随后，惊险的一幕发生了。由于太久没有见到人，蛋黄在志愿者开门后产生了应激反应，从家里的洗手间跳到了对面楼一户人家的窗户上卡住了。
当天早上十点多一直到晚上六点多，晓静和志愿者们一起想了各种办法，求助了消防、社区协警、高空作业行业的各种人，但得到的答案都是难以救助。最后，他们找到邻居——一家帮人装门窗的商店，央求了店主许久，对方同意上门看看。而志愿者们也顺利说服这家公司的人员送钥匙来开门。进入这间屋子后，门窗师傅从里面把窗框拆了，才从窗户下面伸手把蛋黄救了出来。前后花了六七个小时。
宠物的命运，完全决定于人类。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们，同一个小区内业主的相互联系有多么重要。邻居们可以组建各种“小组”，如果“猫奴”邻居们平常能有更多交往，在危急时刻就会多一分保重，带着你的宠物，在小区内社交吧。
3、志愿者精神：不要忘记疫情中的热心人
河北沙河市火车师傅李金斗从1月30日开始，就加入到志愿者队伍，帮助相关机构运输防疫物资到湖北疫区。整个2月，他往返六趟，相当疲惫。2月底，他提前告知沙河防疫部门，自己任务差不多结束了，请求安排场所进行隔离。
但是，李金斗等来的是一个“劝返”的处理。据说，他在河南河北交界的高速服务区睡了三天两夜，把车上带的干粮都吃完了。相信在寒冷的春夜，他一定有一种荒诞感，自己的付出到底值得吗？
在李金斗师傅身上，我们看到一个“现代中国人”的光辉。他开着自己的货车，帮助相关机构往湖北运输防疫物资，牺牲个人时间，而且冒着被感染的风险。
在任务基本完成，自己也相当疲惫的时候，他想回家休息。这时他做的是“提前联系沙河防疫部门，请求安排场所进行隔离”。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当了志愿者而要求有所回报，而是按照防疫要求，主动请求隔离，这又是多么好的现代市民精神。
李金斗的遭遇，让人想起那些为了建设火神山医院而奋战回到老家却被阻挡在外的工人，他们“不怕冷，哪怕是给个帐篷在野外隔离都行”，但是仍被野蛮阻挡在外；也让人想起武汉那位25岁的实习老师，他给600多户困难家庭义务送药，却被举报。
这些事情引起公众的反感，还好当地政府很快作出反应，纠正了错误做法。人们不应该忘记，当武汉作出封城决定时，连医护人员上下班都成为问题，是市民志愿组建的车队，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防疫物资缺乏，是全球各地的志愿者在帮忙买口罩，联系运输。
印象中媒体报道，有不少外卖小哥也投入到接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的工作中。他们在这个城市生活，过的只能算中等偏下的日子，但是他们却把自己当成了城市的主人。在我看来，这是比医护人员上前线还要动人的场景。医护人员非常伟大，但那毕竟是自己的职责所在，而外卖小哥本来不必如此。
这种志愿者精神，完全不能用传统宣传中所用的“好人好事”来形容。这就是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自发社会性”，他们能够牺牲自己利益，为公共利益作出贡献。在政府和被封闭的市民之间，有一个需要人来填补的中间地带，这就是“社会力量”发挥作用的时候。他们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润滑剂，能够增强社会信任、减少各种沟通和交易成本。
这种陌生人之间的团结，被社会学家涂尔干称之为“有机团结”，是比传统社会基于血缘和家庭的“机械团结”更高级的团结。这就是现代都市特有的“公共性”。没有“公共性”的城市，只不过是钢筋混凝土森林，不但人与人之间无比冷漠，也会成为犯罪的天堂。
不管是地震还是这次肺炎疫情，普通中国人的团结，都是让人动容的。有多少人自己也面临着恐惧，门都不敢出，但是却在网上募捐、购买口罩，有多少人冒着风险前去运输。
他们本来就不求回报，不求感谢，因为为社会付出，能够多少帮上忙，就已经满意了。这就是志愿者精神最可贵的地方，这种“自我认同”是内倾的，也是自我满足的。可以说，这就是未来中国社会的希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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